《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三章：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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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1934年11月初，在蒋介石的军队向中央苏区最后一个县城——会昌进攻时，为了“兴奋中央革命根据地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项英将红二十四师以及瑞金、会昌县的两个独立营，集结在会昌谢坊左侧的弯塘岗，打了一场伏击战。这一仗歼灭了敌人半个旅，击溃另半个旅。
捷报传来，项英非常高兴，说这是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打的一场大胜仗，连称：“好，好，有机会再打那么一仗，让苏区群众受到鼓舞，让敌人不能长驱直入。”
可陈毅并不认为这是一场大胜仗，因为红军伤亡也不小，并且暴露了主力红二十四师的目标，蒋介石的大军随时可能杀过来。为此，他感到忧心忡忡。
果然不出陈毅所料，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跟踪围击红二十四师，并于11月23日占领会昌。
本来中央红军向南方突破时，余汉谋把粤军全部撤到广东境内，赣南大部分地区空出来，非常有利于留守红军的发展。项英也注意到这点，曾动员了一部分武装力量和工作人员到信丰、安远一带做工作，争取这一地区。可是此刻在他心里头，保卫苏区还是第一位的，因此他把红军主力和基干队伍仍然集结在“三角地区”作消极的防御，而没有转向赣南一带作积极的进攻、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从而错失良机。等项英明白过来，想往南方发展时，碰到了精锐的粤军，一场恶战势必难以避免。
赣县小坪牛岭是于都通向赣粤边游击区的一道重要关口，距苏区杜溪只有三十多公里。余汉谋回防后，即令第二师派部队扼守此地。可第二师师长叶肇并不以为然，认为红军主力已离开赣南，留下的“土共”兴不起什么大浪，只安排教导团驻防牛岭一带，其中教导团第一营驻牛岭（赣州西北约四十公里），第三营驻畲岭，一、三营驻地大约相隔十五公里，而他和教导团长邓琦昌则早早跑回广州准备过年了。
倒是留值的副师长黄植楠为人小心翼翼，1935年1月27日晚给第一营营长沈干雄打来电话：“你营地处最前缘，接近老苏区，要加强构筑工事，预防赤匪利用春节期间，我军戒备疏忽，向我军突然袭击。”
沈干雄不敢怠慢，即部署各连在村的边缘挖散兵壕，以防万一。
获悉敌人守卫不严，项英即集中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共计五个团的兵力进攻牛岭，以图占领这一战略要地。
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大意轻敌，令部队呈纵队排开，吹着军号向牛岭大踏步前进，一路浩浩荡荡，这无形中给敌人报了信。
1月28日下午3时，沈干雄接到驻马岭“铲共团”队长的报告，说红军主力要来打牛岭，吓得倒吸一口气，立即布置所属三个连应对，赶紧抢占牛岭村最高点牛岭坳，并向三营求援。战斗就此打响。
本来红军方面已走了一天的路，士兵十分疲劳，应稍休息一下，弄清敌情后再投入战斗。但打前锋的独立三团团长徐鸿是个冒失鬼，见到敌人便令部队往前冲，开打起来。负总责的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既不制止，且指挥失当，除以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外，仍以行军纵队向牛岭圩场冲去，造成兵力分散。
结果，粤军在遏制红独三团的进攻后，再以反冲锋将独三团冲垮。溃散的独三团又将后续部队冲乱。粤军一个连像只饿狼般猛打猛冲，竟然冲到师部指挥阵地，周建屏撤退不及被打伤。所幸，政委杨英率直属部队顽强抵抗，才把粤军击退。第二天，溃散的部队陆续集中，但已元气太伤，只好撤离。
这一仗打得“乌龙”，虽然红军先头部队先占领制高点，但由于部署失当，红军五个团竟然打不过粤军一个营，伤亡五六百人，损失枪支五六百支。这场战斗却是余汉谋入赣“剿共”四年来，给红军造成伤亡较大的一次。当前方战报报到广州，叶肇喜出望外，率教导团长邓琦昌去见陈济棠报功。陈济棠鼓励道：“我们的军队，就是要训练成这样精良的军队，要以一当十，以少胜多。”
而红军这边，项英把周建屏狠狠训了一顿，称牛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
牛岭之战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在中央苏区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随后，坏消息不断传来。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省军区机关部队2000余人在宁都小布地区被敌4个师围困，省苏主席刘启照、省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牺牲，仅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率两个团先行突围。
项英清醒了，开始认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与蒋军刀对刀、枪对枪地硬拼，必须迅速改变斗争方式学会打真正的游击战，否则留下来的老本将全部赔光。他终于采纳陈毅提出的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然而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谁也没有底。
项英要陈毅写一个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到各省委和特委。可是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已被敌人分割包围，交通断绝；和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闽北等苏区的电台也叫不通了，“指示”无法下达。
时近年关，北方寒潮来袭，整个江西气温急剧下降，天气特别地寒冷。早上起来，屋顶上铺着一层白霜。山顶上结下厚厚冰雪，冰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在一丛灌木上，一只麻雀冻死在那里，外表被冰裹着，形态栩栩如生，成了“冰雕”。
比冰雪更寒冷的整个战争形势。从南北对进的国民党军沿贡水的于都、会昌段两头挺进，把“三角地区”分割成数块，中央军区机关及所辖部队近万人被压迫在于都南部的狭小地区内，有被歼灭的危险。
项英召集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的成员经过多次讨论，—致认为必须突围，但向哪里突围，意见分歧却很大。
项英坚持认为，变动中央给予我们的任务．只有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执行。
作为分局领导人，项英不敢擅自作主，多次致电请示中央下一步的做法，却一直没有回音。在1月30日给中央的电报中，项英焦急而迫切地写道：“屡电谅达，无一回复，令人不解，中区环境口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
项英没想到中央红军处境也十分艰难，湘江一战让红军损失惨重，与湘西贺龙部会合的意图也被打断，已无暇顾及他们。
2月4日，大年初一，中央分局机关退守到“三角地区”的中心地带——于都县禾丰地区的黄龙井塘村，度过了他们在苏区的最后一个春节。
井塘村是个典型的客家大屋场，有九厅十八井之称。虽然偏僻点，生活也艰难，但村民们仍然杀猪宰鸡做糍粑放鞭炮贴春联，把年过得热热闹闹的。房东李大嫂给项英和妻子张亮送来了新打的糍粑。项英夫妇则送给她一件张亮从上海带来的短袄。李大嫂抱着这身洋衣服，笑得半天合不拢嘴巴。
2月5日正好是立春，雨霁初晴。项英在焦急中终于盼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的“十万火急”的回电。
电文中明确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同时决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明确了陈毅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
陈毅反复揣摸着电文一句一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影子，说不定毛泽东又重回到军事指挥位置上来。后来才知道，陈毅猜得没错，中央正在开遵义会议，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遭到批判。不过，中央的答复有些姗姗来迟，这使项英他们错过最好的突围疏散的机会。
手持中央的电示，项英心里有了底，他先向全体机关人员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说：“我们要分散突围，以后各自要独立作战，不能靠上面指挥，因为条件困难了。要保存有生力量，不能硬打硬拼。我看指挥机关精干些更好，这中区分会负责人就由我与陈毅同志、贺昌同志三人担任，其他领导人和机关人员随部队疏散，年老有病的到白区就医。突围部队的作战就要靠你们自己了。”
中央的电文，成了最好的新年礼物。浪漫而乐观的瞿秋白提议，在突围前夕组织最后一次文艺演出。“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热闹一回，总不能无声无息地离开苏区吧？”
项英想想有理，便答应了。
2月7日晚上，随队的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举行了文艺汇演，村民们送来了门板、桌椅，搭起了一个有顶棚的舞台。
夜幕降临，山风习习，细雨蒙蒙，松明子点了起来，明亮的煤汽灯悬挂在舞台两旁。四面八方的群众冒雨赶来看戏。三个剧团在热烈悲壮的气氛中表演了一个个拿手的节目，有话剧、舞剧、大鼓词，还有小提琴独奏、口琴独奏和乐器合奏等。形势逼人，谁都清楚，演的看的都很投入很珍惜。
夜色渐深，雨也越下越大，但谁都舍不得离开，演出持续了整整三个多小时，演到高潮时，台上台下一片欢呼。演出结束后很多人抱头痛哭。明天，各路突围部队将陆续出发，从此天各一方，生死难卜。
那晚，项英和妻子张亮也是依依不舍。张亮是个二十多岁的川妹子，长得清纯漂亮而泼辣。她是项英在上海当全国总工会主席时认识的。1931年底，项英从上海来苏区的，她正怀着孕，只好留在上海待产。一年后，她抱着半岁不到的女儿来瑞金找项英，两人在苏区度过美好的时光。不巧的是，就在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际，她又有了身孕。她反应很大，不停呕吐酸水，行动十分不便。
项英说：“我已和陈毅同志商量，派一个便衣排护送瞿秋白、何叔衡和邓子恢三位年老有病的领导同志离开苏区，转到上海白区去隐蔽。你也随同前往。梁柏台妻子周月林是个护士，随队照顾你们，”
张亮在项英怀里闹着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项英心中不舍，嘴里坚持说：“我是负责人，没有中央的命令不能离开苏区一步。而你很快就要分娩，很难适应山区游击生活。再说领导的家属都要带头疏散，陈毅的妻子赖月明早就疏散了，你更不能留下来。”
张亮知道项英向来说一不二的，只能含着泪答应了。
2月13日，中央再次来电，催促他们分散突围。由此，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禾丰会议），传达讨论中央指示，决定分九路突围。具体布置是：
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第七团，由会昌穿过封锁线，经(长)汀瑞(金)边转至闽赣军区进行游击战争；
由中央分局委员陈潭秋及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坚持闽西游击战争；
由中央分局保卫局长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至寻邬以南及蕉岭、安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由原湘赣红八军军长李天柱等率红二十四师4个连，进至寻(邬)南游击区，并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
以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挺进三南(龙南、定南、虔南)，建立三南游击区；
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等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约9个连)越过南安江，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在西征中失败的队伍，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
由独立第三团团长徐洪、政治委员张凯率该团越过信丰河，到湘赣边开展游击战争；
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赣南军区机关及独立第六团，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争；
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团长由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兼、政治委员杨英)在赣南、闽西穿插游击，并指导各地斗争。
2
2月19日，项英正式下达突围命令后，各路人马开始分头突围。可大家行动并不积极，总是拖泥带水的，有些人突围不出去，又倒了回来。项英又急又恼：“怎么能这样呢？眼看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再不突出去都会死到一块，一定要给革命留下火种。”
经左劝右说，各突围队伍又陆续上路。
项英、陈毅所率领的中央分局这一路是最后突围的，它由中央军区直属队和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组成，共编为四个大队，原计划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
突围前，还有200多名重伤员留在禾丰、上坪山区。这些重伤员头上扎着药布，手上或腿上吊着绷带，一个个围在一起，手里高举着一张足有三米多长的大标语，上写着“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伤员们用手指拈上自己伤口中溢出来的血，或写下自己的名字，或按上自己的手印，“死也要跟部队死在一起”。
这让项英有点措手不及。
项英找到陈毅：“陈毅同志，伤员的工作由你亲自去做吧，这方面你是行家。给他们一些钱、粮食和常备的药品，再给五斤盐，各自疏散吧，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就动员到老表家去。”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更理解伤员的心情。他拄着拐杖一拐一拐来到安置伤员的大祠堂，看着一个个头上手上脚上绑着绷带缠着纱布却仍然斗志昂扬，誓死不肯离开的战士，陈毅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愿意说太多大道理，只是作了恳切坦诚的动员：“苏区这回真的要垮了，部队也要分散成一支一支小队伍突围。敌人很快就要攻占这里。但是江西根据地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的主力红军并没有被消灭。三五年后，只要红军还在，革命的火种不灭，革命的高潮一定还会到来。那时候，我们就会大大发展。现在是严重关头，是最险恶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人烧。同志们千万珍重，千万珍重，珍重自己，珍重革命的事业。做胜利时英雄容易，做失败时英雄不易，革命的路靠自己走，同志们要有做失败英雄的勇气。你们分散到老表家躲藏起来，先把伤养好，以后可以来找我们。即使万一牺牲了，只能牺牲一个。只要有的同志还活着，同志们将来一定会替我们报仇的。”说着说着，他的泪哗哗地流出来。
陈毅的话像是拔火棍，伤员们听着听着，心里的炭盆又被重新点燃。
有伤员喊：“只要告诉我们真实情况就行。”
有人喊：“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自己就有办法。”
有人讲了一句怪话：“我们都是些伤兵残将，成了队伍的负担，当然是想把我们一脚踢开啦！”
他的话立即遭到斥责，几个人同时喊：“不要讲了，大敌当前怎么讲这个有鸟用？”
陈毅抹干眼泪，回头对当地干部和群众动员说：“老表啊，你们就把这些伤员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个都是好小伙子，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
“那行。”“放心吧，错不了。”苏区的老乡都很朴实都是好样的，扶的扶，背的背，抬的抬，把一个个伤员接回了家……
安置好伤员后，项英和陈毅率部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但此时离他们决定分散突围又过了大半个月，想走也不是这么容易了。
正是雨水连绵的春季，天气反复无常。他们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遭粤军阻击，加之安远河水猛涨，突围受阻，只好于3月9日改道来到于都县上坪村。
下午1时，项英有些伤感地说：“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个乡村了，无论如何也要向中央发个电报，得到批准后再走。毕竟这一走，就要离开中央原来划定的‘三角地区’，彻底离开苏区了。”
陈毅点头同意了。
可是两名报务员轮流呼叫了足足两个小时，直到下午3时，还是联系不上中央的电台。天正下着瓢泼大雨，四面枪声不断，情况万分危急。贺昌几次来催，说再不走就走不脱了。可是项英还是无动于衷。
贺昌是山东人，脾气急，请求说：“项英同志，就让我带两个大队作为第一梯队先走吧，抢在天黑前渡过梅村江，冲出包围圈，给分局机关开路。”
项英还是默然。
陈毅见状，开口道：“我看这主意行。队伍不要挤在一起，免得给敌人包了饺子。”
项英看了贺昌一眼，冷淡地表态道：“你们要走就都走吧，我项英在没得到中央同意前，是决不离开苏区的！”
见他如此执着，陈毅表态说：“行，项英同志，我和你一起等。让他们先撤退吧！”说罢向贺昌挥挥手，示意他先走。
贺昌无语地向他们敬了最后一个礼，和红二十四师师长兼七十团团长周建屏、政委杨英带着两个大队先上路了。
贺昌走后，报务员仍然“嘀嗒嘀嗒”地不断地呼唤着党中央。陈毅和项英守在电台边，任远处枪声此起彼伏。
下午4时多，报务员激动地喊道：“联系上了，和党中央联系上了！”
项英猛地站起，大声下令：“马上把我们拟好的突围部署向中央报告，告诉他们，敌人正向我们围攻，请中央立刻回复。”
随着报务员有节奏的击健声，电波迅速飞向远方。项英来回踱着步子，计算着对方从电文接收到翻译、向上报告，再到中央领导作出决定等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这时间就是生命啊。
陈毅为缓解内心的焦急，在棋盘上打着棋谱。
下午5时，中央终于回电，报务员接到电文后却傻眼了，中央改用了一套新密码，他们因没有新密码本根本无法译出回电内容。
项英再也忍不住了，气得大骂，那骂声比天上雷声还响。让人真正领略“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的厉害。让他发泄完后，陈毅指着外面越下越大的雨说：“还是趁天黑准备突围吧，设法赶上贺昌他们。”
项英这才冷静下来，马上组织余下的两个大队突围。
通讯班长指着笨重的电台请示：“电台怎么办？”
项英没好气地说：“没有新密码，电台就是累赘，不能留给敌人。立刻埋掉电台，烧毁密码。通讯班解散，人员分散到各个战斗班去！”
陈毅一直记得1935年3月9日这一天，由于失去电台，他们不仅和中央失去最后的联系，而且和周边的游击队失去了联络，再也无法通过电台直接指挥队伍。一个个各自为战，像是陷于孤岛中。
接下来的突围，心情更是糟透了，且不说整整等了一个白天等中央的答复到头来得到一个“打不开”的答案，从此和中央天各一方，一切得靠自己。就说那晚突围，他们刚起步就遇上倾盆大雨，所带的雨具根本挡不住那风雨，一个个成了落汤鸡。
由于天黑雨大，四周环境模糊，平日清晰可见的道路和稻田已成一片汪洋，这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一路跌跌撞撞，走了两个钟头才走了五里路。陈毅因身上伤口末全愈，拄个拐杖跟着队伍赶，更是一步一滑一步一摔，倒是爬的时候多，走的时候少。
队伍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下了山，刚走到一个庄子前面，庄子里手电筒一闪，接着便打来一阵枪。队伍立刻散开，连项英也不知所踪。
不用说，这个庄子里的是敌人，要是自己突围的队伍，决不会在这样的黑夜里打手电筒的。但等了一会，并没动静，怎么回事呢？陈毅命令营长派人去侦察。
营长沮丧地说：“报告首长，队伍散了，我现在抓不住队伍。”
陈毅心急，一把抓住身边一个人，问他是什么职务？他说是排长。
陈毅命令道：“排长同志，你立即带一个班进庄搜索，把情况弄清后回来报告。”并鼓励说：“革命的同志就在这种当口看。”
“是，首长。”那个排长十分干脆，立即出发了。他带一个班摸进庄去后，才知道是一群家丁。他们以为国军来了，打着白旗，准备欢迎，后来看清是红军排长后，便白着脸解释说：“别误会，我们也是设法子。你们来了，我们一样欢迎。”
天上像漏要底似的，雨下个不停，时间已是午夜12点。陈毅遇到一些从前面撤回的战士，一问原来是贺昌先带走的两个大队的战士，他们被打散了，陆陆续续往回撤。从这些人口里，知道贺昌所部已过了河，但过河后打得很激烈，队伍冲散了。有些掉队的战士，不知道队伍哪里去了，只好退了回来。
估计追赶贺昌是追不到了，再过河时间也不够。清点所剩下的队伍，只剩二百多人。由于情况不明，陈毅和营长商量了，决定退回原出发地上坪再作打算，免得误入敌人的突击圈。好在半路上遇到项英所带的一部，两部重新会合，陈毅心里才有些踏实。
事后打听，贺昌率两个大队刚过江不久就遭敌伏击，部队被打散。贺昌收拢部队行至会昌归庄，误入敌军预伏的包围圈，又一次被打散。身负重伤的贺昌，不愿束手就擒，便拼尽全力高呼“红军万岁”，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仅二十九岁的生命。
贺昌是中央分局“三人领导”之一，他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能文能武，是一位年轻有为的高级将领，如今出师未捷身先死，连遗体也无法帮他掩埋，项英、陈毅皆感到深深的遗憾，只能对着他牺牲的方向，默默致哀。
后来，陈毅在一张旧的国民党《中央日报》（1935年3月14日）见到这样的记载：“会昌十一电，巨匪贺昌已于十日晨在会昌归庄经第八师击毙，尸首当晚畀至会昌城。”这才最终证实贺昌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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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项英、陈毅一合计，发现情况更严重。敌人主力已到仁风山区中心地区牛岭、马岭一带，四处搜山抓人。
羊肠小道上，尽是些惊惶奔逃的难民。从这一个庄子逃到那一个庄子，从大庄子逃到小庄子，越逃越恐慌。老人、小孩、失掉联络的战士、伤员，再加上牛马牲畜，挤成一团。东边响枪往西跑，西边响枪又往东逃，山径路陡，平常就不好走，现在人牲混合，不是人踩了人就是马踩了马，乱成一锅粥。有个“工农剧社”女演员，拿个梭镖，想维持秩序，才一开口，就被人马卷走了。
鉴于这一严重情况，陈毅对项英说：“我们不能盲目突围了，必须找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才行。”
项英有些恼火说：“事先没准备，现在到哪里去找？”
陈毅建议：“敌人已设置了重重包围圈，二百多人一起走，目标大，容易暴露，必须分成几个小组，现在我们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冲出去一个是一个，总比抱在一起被敌人当活靶子强，项英同志，你说呢？”
项英冷静下来：“我也是这么想的，长汀方向不能走了，只能朝赣粤边突围。”
陈毅说：“那就到油山去吧，那一带我较为熟悉。”
白天不能行动，他们便在村里等待天黑。快点灯时，哨兵押进来一个人，说像是白狗子的探子，可他口口声声嚷着要见“陈毅同志”。
陈毅用油灯一照，见那人头带破钢盔、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赤着双脚，活脱脱一个“叫花子”，便问：“喂，你是哪个？”
那人一下听出了我的口音，大声喊道：“陈军长，我是曾纪财啊，你不认得我了？”
陈毅凑前一看，真是曾纪财啊，高兴地说：“好小子，你怎么是这付模样？”
曾纪财取下破钢盔，抹着泪说：“首长啊，首长。我终于找到你们了！”说着，失声大哭起来。
陈毅想起来了，1930年7月，他在赣粤边组建红二十二军时，这个曾纪财在牛颈区任中共区委书记。许多青壮年在他带领下参加了红二十二军，受到上级赞扬。后来他被调回地方，担任新设的代英县县委书记。陈毅叫他坐下：“同志哥，先不忙着哭嘛。你一个县委书记怎么到了这个地步？”
曾纪财抹了一把涕泪。说：“一言难尽。能否给我点水喝？渴死了。”
陈毅亲自给他倒了一缸热开水：“有话慢慢说。”
曾纪财一口把水喝光，定了定神，说：“我原本在代英县做县委书记做得好好的，上头突然来人来检查工作，说我是严重机会主义。斗了很久，这也错，那也错，县委书记撤职了，要我去劳动改造，罚我到红军去抢担架。抬了两三个月担架，说我工作还不错，升了担架队长。中央红军撤退时，叫我押一批土豪劣绅往地方上送，走到半路，敌机来炸，土豪劣绅跑了一半。我想，这下子完啦，更证明我是机会主义了。红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拿着写着是个严重机会主义者的介绍信，谁都不肯收留。这里推，那里推，眼看着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队伍了。”
陈毅问：“你为啥子不回家乡？”
“回得去吗？拿着这种介绍信回到家乡又能怎么办？当地的土豪劣绅跟我血海仇深，我跟土豪劣绅势不两立。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老婆本来也当了红军，但在撤退的时候牺牲了。再说，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我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用？”
“那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中央红军走了后，白狗子到处抓红军，还把一个叛徒的口供印成传单用飞机满山遍地散发，我捡了一张，上面写着，活捉项英、陈毅悬赏五万银元。我推断老首长留下没有走。心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已经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到仁风山来了，便捡了破钢盔一路讨饭，讨到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讨不到，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好容易到了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敌人的传单。
陈毅接过一看，上面果真印着他和项英的黑白照片：“呵，我们俩真的值五万大洋啊。”
一句话逗得大家笑起来，气氛也轻松了些。
“现在白狗子为了抓到二位首长，真是绞尽脑汁啊！他们不仅四处散发悬赏传单，还挨家挨户搜索，盘查，恐吓老百姓。”曾纪财又详细地说了一些外面的情况。正说着，肚子咕咕作响，他尴尬地笑了笑说：“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陈毅让警卫给曾纪财弄点吃的，又安慰说：“老曾啊。斗你右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你不是机会主义。中央苏区失败了，将来会重新检讨总结的。现在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你就不必去计较了！”
“我还怪什么？垮的垮了，死的死了，我还怪什么。只要老首长肯收留我，我就跟着老首长从头干起。”
“这就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中央苏区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们要吸收教训，另想办法，争取革命的胜利！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如何突围出去。你对这一带的路熟不熟？”
“我是信丰本地人，参加革命以前又跑过行商，对这一带很熟哇。”
“那太好了。”陈毅兴奋地说道：“你赶紧吃点东西，你边吃边听我讲，等你吃完我们就上路。”
曾纪财弄明陈毅要到油山的意图后，咽了一口饭说道：“敌人已在上坪一带设下多重包围圈，两位首长要顺利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就必须化装经过敌人的封锁线。这样，人越少越好。正面过河怕不行，可以绕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项英对曾纪财不熟悉，对他的建议未置可否，而是把咨询的目光投向陈毅。
陈毅明白项英心里的顾虑，现在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少同志就是因为叛徒的出卖而身处险境的，可是陈毅对曾纪财的为人和品质十分了解，认为他是可信任的，便信任地对曾纪财说：“行，就我和项英同志两人跟你走，一路由你安排，一定要确保项英同志的安全，不能有任何差错。”
曾纪财化手为刀，在脖子上比划说：“放心吧，就是砍下我的脑壳，也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陈毅和项英在旁边商量了一会，决定部队由大队长带领，分散突围。他们两人则随曾纪财单独走，这样机动些，也不影响大队伍的行动。
随后，项英对随身的几个警卫员说：“当前形势十分紧张，不能集体行动了，明天就要分散突围。但不管怎样，一定要坚持斗争，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你们抓紧睡觉，天亮好行动。”
警卫员们紧张了一天，又累又乏，很快睡着了。
半夜时分，项英和陈毅穿上当地百姓衣服，趁警卫员都睡着后悄悄上路了。他们两人身上各绑着一个装钱的布袋，里面都是党的经费。
曾纪财轻车熟路，带着他俩。专门拣敌人不知道的崎岖小路走。
这是个漆黑的雨夜，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地面上的泥土经雨水冲刷浸泡后变得十分松软，而且藤蔓遍地，稍不留神就有滑倒或绊倒的危险。项英眼睛近视，陈毅腿上负伤，曾纪财一路掺扶着陈毅，三人走得很慢，还是摔了无数个跟头，成了“泥人”、“水人”，但已顾不得这么多了，只要能突围出去，保住性命就是胜利。
眼看山下到处是敌人，曾纪财把他俩带进大山深处的山洞里先藏几天，打算等敌人松懈下来再走，这样比较安全。白天，他们从山洞往下望，可以清楚地听到搜山的敌人虚张声势的喊叫，到晚上，漫山遍野都是敌人点燃的火光。只有下雨时，才算清静一点。陈毅感慨到，之前怕雨，下雨路滑不好走；现在盼雨，一下雨，敌人就不出来，心里才能舒坦一点。
一个星期以后，山里又恢复了平静，曾纪财冒险出去侦察，发现突围的队伍都走了，敌人也收缩了，只在牛岭驻了一个连、马岭驻了一个排，每天出来到庄户人家发传单，叫嚣着“赤匪”已经消灭。一些村民见战争过去也出来耕田了。曾纪财还打听到，那晚他们离开后。敌人次日就占领了上坪。危险就在瞬间。
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借着漫长的夜色，三人悄悄下了山。为了安全保密，项英化名老周，陈毅化名老刘，曾纪财带着他俩昼伏夜行，四天后到达赣县王母渡附近的一个村庄。
桃江是赣江源头之一，发源于全南县最高峰饭池嶂主峰，流经全南、龙南、赣县、信丰等境，汇入贡水。桃江以东主要是苏区，人们习惯称从苏区来的人为“河东人”。王母渡是桃江一个重要渡口，敌人把守很严，修了一群碉堡。好在曾纪财人缘熟，找到当地一位医生帮忙，决定趁第二天圩日混渡过江。
早上7点多，太阳东升，浓雾渐渐散去，渡口边挤满过江赶圩的人们，有担干柴的卖山货的走亲戚的，熙熙攘攘，吵吵闹闹。负责渡口把守的粤军士兵见人群越来越多，只好草草检查一番，便让人上船。
项英、陈毅头戴竹笠，身穿短褂，一身当地人打扮，混入十几个掩护的村民中，顺利登上渡船，渡过桃江。
上岸后，经过一天跋涉，他们天亮前来到信丰县牛颈的鸡公山。这一带都是光山，只有一些小竹林，他们就藏了进去。
曾纪财说：“这里是我的家乡。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光了，只剩下个老岳母还在。她的儿子也是红军，随中央红军长征走了，岳母现一个人过生活，就住在离这十里远的青石下村，我打算半夜里去敲她的门，估计她不会出卖我们的。”
项英和陈毅对视了一眼，点头表示同意。
半夜12点，曾纪财独自下山，摸到岳母家，一处独家独院的泥砖瓦房。他先躲在房后竹林里观察很久，确定安全后，才上前敲门。然而，敲了半天，里面一点反应都没有。
曾纪财以自己的小名喊：“开门吧，阿妈，我是戊戌子，戊戍子回来了。”
里面还是不吱声。
曾纪财起初怕人听见，还是小声喊，后来怕老人家耳背听不见，禁不住放大声喊：“我是戊戍子，我从河东回来了。我是您的女婿，我的声音还听不出来吗？不看我面子，也要看您的闺女，不看您闺女面上，也要看革命同志啊，开门呀。”
里面还是一片沉寂，丝毫反应都没有。
他足足叫了两个钟头，但还是没有把门叫开，用一张纸条写上他们所在的位置，塞进门缝里，失望地走了。
陈毅见他空手而归，安慰说：“不要紧，再等等，或许老人家有难处。”
次日中午，来了一位老太太，不是曾纪财的岳母，而是他的舅妈。舅母脸色憔悴，满头白发，低声说：“阿财，你岳母病故了。家里现在是我和你小舅在住。这段时间村里很乱，经常有白狗子冒充红军伤病员，来敲村民的门，尤其是这些红属的家，特别受监视。”
曾纪财问：“那村里还有自己人吗？您知道哪里有交通站吗？”
舅母说：“白狗子来了，杀了很多人，抓了很多人。向着革命的，大多被镇压了。附近可能还有交通站，但不知道究竟在哪里。”说罢，从篮子里拿出一大碗饭菜，嘱咐说白天别露面，晚上可以睡到她家里去。
晚上，三人来到舅母家。舅母亲自下厨，把养了两三年的老母鸡宰了，做了顿丰盛的晚餐。多少天来，他们才算吃上这样一顿好饭菜。
通过舅母，知道长安圩有个老篾匠还在。这个老篾匠是党员，估计还没有出事。第二天晚上，曾纪财费了一番曲折，找到老篾匠的家。
屋里有几个人正在抽烟谈天。曾纪财轻轻敲了几下窗子，屋里立刻吹灭了油灯。曾纪财对着窗子轻声说：“我是老曾，从河东过来，请开门。”不料屋里人不仅不开门，还大声骂道：“你是土匪，打短棍的，再不走，我就报告广东军来抓你。”
曾纪财垂头丧气地回到山上汇报。陈毅、项英分析情后认为，长安圩里驻有粤军，群众有顾虑，但他没有当场抓起你来，就还有文章，明晚你再去一趟。
果然，第二天傍晚，老篾匠只身找上山来，解释昨晚不开门是因为身边有靠不住的人。交通员已安排好，前来接他们三人进村。
第四天夜晚，交通员派了两个农民带路，还准备了茶水和干粮，把三人送到梅林坑交通站。随即，交通站又派人护送到信丰县山蕉坑信康赣县委驻地。
县委立刻报告了特委。特委派人将项英、陈毅、曾纪财三人接到油山的南雄县廖地村，和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顺利接上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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