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好”与“快”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好”与“快”是发展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不具备条件追求盲目的“快”，有违“好”的要求；具备“快”的条件不去争取，也不是真正的“好”。陕西经济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一定要视要“好”为一种机遇，争取在“好”中获得更具实惠的“快”，用符合规律的“快”，保证“好”的真正实现。
二是“扬长”与“补短”的关系。经济发展中的“长”与“短”也是一对矛盾。一般情况下，“长”是优势、是竞争力，应尽量加以利用和发挥；“短”是劣势、是薄弱环节，要力求减少它的影响力。然而 “长”过了头也是“短”。影响全局发展中的“短”必须设法提高，因为“短板”往往是决定全局的关键。各级领导一定要“深入进去”，搞清“难”的原因，找到化解矛盾的办法。
三是“强省”与“富民”的关系。“强省”的根本在“富民”。既要重视全省性的大项目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又要鼓励全民创业，重视城乡民众可以广泛参与的产业的发展；既要追求财政收入增长，又应藏富于民、聚财于企，充实发展的底气和后劲；既要努力做大GDP，又要加紧优化生态环境。财政资金应尽可能多地投入到城乡收入水平提高和民生问题的改善上来，使 “强省”真正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之上。
四是“功能”与“布局”的关系。要按照国家“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及早做好陕西省区域布局规划。全省的主体功能可定位为 “三基地一环境”格局，即：在陕北、彬长和秦巴矿产资源集中区，建设以能源和有色金属开发和深加工为重点的现代资源开发及转化基地；在关中和汉中工业区，建设以高新技术为引领，拥有若干重大骨干项目的先进装备工业和国防工业基地；在渭北塬区和渭河、无定河、洛河、汉江流域，建设依托农业优势资源的绿色化标准化的现代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在全省范围中，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加强县域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创新发展方式，促进增长要素优化转变
主要应做好“六个结合”：
第一，资源开发与开发资源深、精加工产品结合。要有目标、有重点地对各种资源深、精加工进行统一规划，在延伸资源产业链的同时，提高资源加工的循环再生水平，把资源开发的创利空间搞大。使资源产业真正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强硬支撑点，成为强省、富民的第一财源。
第二，高新技术创新与改造传统装备工业结合。陕西高新技术创新应走改造、嫁接其它产业发展的路子，尤其是应利用国家把关中——天水作为西部大开发重点经济区的战略布局，定位于传统工业关键技术创新上。省上应选准有条件发展又有市场前景的工业项目，特别是大型装备类工业项目，组织重点攻关，使全省装备工业焕发新的活力。
第三，发展现代农业与加快农村非农化相结合。要树立积极的农村创业观、变革观和发展观，把促使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向现代农业和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切入点和深层爆发点，推动农业产业化、产业非农化、生产标准化、机制市场化、发展城镇化的加快进行。以“一村一品”为起步模式，加快区域产业集中，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性突破。加快发展非农产业，关键是要塑造新型的市场经济主体。以鼓励农民创业和自我“蜕变”、推进农村加工业为基本路径，以发展民营经济和实现农户向企业转变为重点，从产前、产后两头延伸创业、创利空间，真正践行以企业闯市场，以市场兴产业，以产业富农民的致富新路径。
第四，提高物质生产力与推进文化产业创新结合。省上应该在已有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有重点有组织地开发一批文化产品，培育一批文化产品经营人才和文化创业公司，推动一批文化产业项目迅速崛起。同时，重视“秦商”历史和现实发展研究，创新商业文化，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同现代旅游、现代服务以及相关物质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以丰富的文化提升诸多产业的内涵，另一方面以诸多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发展载体，形成“双向包装、双向促进、双赢共发”的发展局面。
第五，做大优势产品与实现产业集群相结合。要以优势产品为支点，形成产前、产后、立体、循环的产业链条；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建立合理的群体分工协作关系；以资本经营为中心，构筑配置优化的产权制度和激励机制。
第六，优化投资结构与强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相结合。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出发，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逐步改变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投入，增加企业研发支持和技术改造的投入，增加对绿色产品和标准化产品生产的投入，增加技能型人才培养投入，增加降低能耗、减少污染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从而强化对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力度。
创新区域发展路径，打造“三引擎”动力模式
区域发展路径是支撑陕西经济发展战略的骨干框架。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各有特点，各具优势，是拉动全省发展的三大“引擎”。如何使每个“引擎”都能释放出最大的动力，是进行区域发展路径创新的根本出发点。
关中区域发展要实行“调一、强二、三发展”的新路径。“调一”就是调整第一产业。一是走出以种粮为主的生产结构。提高单产，压缩面积，扩大蔬菜、瓜果、花卉、林草等经济作物种植，既不影响粮食安全，又可提高农民收入。二是走出分散零碎的种、养产品格局。实行“大集中、小灵活”的思路，按照东府、西府、水田、旱塬的不同特点，引导农民从事适宜区域生产的种、养品种，集中连片，扩大产出规模，做大特色产品。三是走出科技含量低的生产水平。要扩大杨凌农业科技示范的影响作用，使关中成为全国农业科技含量最高的生产区。四是走出简单粗放的生产流程。依托优势农产品，依靠科技创新，延伸产前、产后服务，扩展产品立体、循环空间，形成全方位综合创业，从整体上扩展农业的效益水平。“强二”就是加强以工业为重点的第二产业。要把做大做强工业作为振兴全局经济的中心，用办好工业的理念统筹经济发展战略，以工业为主导统领各种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应打破在工业发展上的城乡界限，通过组织协调和市场组合，一方面把大工业的零部件生产扩散到区域发展中，另一方面通过大工业的技术和力量，提升农村工业。大企业重点发展先进装备工业、能源材料业和食品加工等骨干产业；小企业围绕农业兴办工业、围绕资源开发工业、围绕市场创新工业。“三发展”就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应借助西安的国内外联系和商贸渠道，以物流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为重点，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陕北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已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在战略上一定要抓住有利的机遇，统筹矿产资源区与非矿产资源区、资源类工业与其它工业、产业发展与基地建设的关系，形成经济发展整体突破。一定要利用国家退耕还林第二轮政策，主动积极地打好退耕还林“第二战役”。要在保护已有林草，继续开展一定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的同时，重点抓好在退耕中实现发展条件改善、新产业培养和农民致富能力的提高。要树立积极的退耕还林（草）观，把退耕还林（草）与人工造田、建设基本农田、改善粮食生产条件结合起来，与依托林、草发展新产业，创新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与增加农业投入、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强化产业创造能力结合起来，与对少数生存条件较差地方人口实行移民搬迁、进行异地脱贫结合起来。从而，改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模式，强化发展能力，最终真正做到“退得下、不反复、绿常在、人变富”。
陕南发展长期以来的主要问题是交通闭塞、资源批量小、劳动力思想观念不解放。目前交通问题已基本解决，劣势已经开始转变为优势，应利用与西安的直线距离近的长处，以汉中、安康、商州等中小城市为“栓点”，逐步拉紧同西安以及其他周边城市的联系，充当大城市 “后花园”、生活供给和休闲旅游地的角色。省上应给予一些特殊支持，鼓励民众创业，在现有茶叶、中药材、有色金属等产品开发和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培育新的强壮增长点。同时可以采用 “嵌入”的办法，有目标地在当地布局某些大型项目，形成新的发展支点。此外，要利用汉江作为南水北调水源地，向国家要政策，通过生态环境补偿、水源收费等途径，增强经济的发展能力，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创新制度政策机制，在改善主体结构中推动民众创业
首先，应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主要应抓好三件事：一是“放出”，即通过多种改革方式把一部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从国有的笼子中放出去，形成“国有”转“非国有”、“工厂”转“公司”、“一股独大”转“相对控股”或“非控股”，切实做到“放鸟出笼，活水养鱼；不拘属性，但求发展”。以量说，至少应使现有的国有比重下降20—30个百分点。二是“规范”，即加强对改制后企业的制度建设和资产管理。重点是规范国有出资人制度、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国有控股企业经理人选聘竞争制度等，从而真正发挥现代企业制度的优越性，强化资产有效性、创造性和安全性。三是“促发”，即在改革过程中和改革之后，促进企业和产业的更好更快发展。要通过“市场机制＋政府推动”，加快资产有效重组、整合、集聚、集中，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其次，应积极有力地推动民众创业高潮的兴起。创业使创业者由一般的就业者，转变为就业岗位的提供者；由个体劳动力支配者，转变为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众多资源和要素的配置者；由传统的小农经济或个体生产主体，转变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生产经营主体。因而，创业行为越广泛、越深入，意味着市场经济越发达、越有活力。一定要通过创办中小企业，推动创业高潮的出现，进而通过创业高潮的兴起，改善经济主体结构，获取创造财富能力提高和市场经济机制成熟发展的双重发展效果。
再次，还必须加快政府管理方式转变和投资环境改善。改善投资环境应该由目标“对外”转向“对内”，让广大老百姓和当地的中小企业投资者去评价改善的好与差。目标“对内”，才能使“改善”行为触及深层矛盾和有效化解企业碰到的各种困惑。这同时也是政府工作作风重大转变的体现。
创新城市化路径，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
什么是城市化？传统认识看重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随着工业化深入进行，我国东部农村发展和改革中，事实上产生了一种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新路径。这种新路径的实质在于重视农村的发展和变革，通过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兴办各种非农产业，使农村自身积累和投资能力极大强化，相应地完成由种地到务工、农民到市民、乡村到城镇的转变。陕西的关中经济区以陇海铁路为中轴、西安为中心，沿线县城之间距离一般为几十公里，又有宝鸡、咸阳、渭南几个中型城市相串连，交通便捷，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在地理条件上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相类似。所以，可以效仿发达地区的经验，走“以城带乡”和“由乡变城”相结合的城市化路径。当然，陕南、陕北地理条件复杂，也许采取其他方式，比如逐步地使人口向一些中心城、镇集中更合适些。总之，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加快城市化步伐，应该作为研究问题和推进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创新民生公共服务，切实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
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消费水平是我国发展的最终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特别强调以人为本，强化民生服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了党的执政目标和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近年来陕西提出建设“八大民生工程”，用“八大民生工程”的推出，基本框定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范围；把“民生工程”与“公共服务”联系在一起，初步地寻找到了“服务”的一种实现途径；把“民生工程”列入预算，当作一个战略任务来安排，在建立“公共财政”方面，迈出了实在的一步。可以说，“八大民生工程”的推出，是对实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有益尝试。
由于历史的原因，陕西城乡收入较全国已形成较大差距，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坚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一方面发展经济需要加大投入，另一方面在收入方面对人民的欠账，也应该抓紧弥补。始终围绕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把关注民生问题、解决民生困难、提升民生服务、创造民生幸福作为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从而使“强省”的成果由民众共享，并在就业水平提高、生活满意度上升、和谐氛围形成、幸福指数增长上得以体现。
（课题组负责人：曹钢；主要成员：庞莉、连林慧、高峰、刘轶。执笔：曹钢、庞莉、连林慧。参加本课题调研的还有李蓉、王秀花、陈俊鸿、吴琼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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