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为了以文学的形式生动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光辉历程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用优秀的文学作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日起，广东省残联将于官方网站“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专题的“自强与助残”栏目定期每日更新由中国作协会员、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韶关市作协常务副主席王心钢主创作的“粤北红色三部曲”——反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东省委和南方工委在粤北的长篇纪实《潜流》、反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锋面雨》和反映大革命时期北江农民运动的《赤焰》。
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序章：洛川点将。
1
雷雨过后，西天燃起一大团一大团的火烧云，映红了岩崖，映红了洛水，映红了窑洞前刚挂果的枣树。毛泽东夹着烟卷从窑洞里出来，站在院子里，仰看变幻莫测的红霞，若有所思。
位于延安南部的洛川县，是一个古老的小县，因境内洛水而得名。三国时的曹植在其《洛神赋》中唱曰：“容与乎阳林，流沔乎洛川。”此洛川即为洛水。洛川境内，到处可见独特奇异的“黄土喀斯特”地貌景观，土塬裸露，黄壁直立，谷坡陡峻，在火烧云的辉映下更显得鬼斧神工、气势恢宏。
离洛川县城北10公里，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叫冯家村，因中央红军的到来，这里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驻地。1937年8月22日，村前村后，山岗上下，布了双岗，显然有一个重要会议在此召开。如果有记者到那简朴的会场采访的话，会大吃一惊，因为与会者大都是中共大腕级人物，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任弼时、关向应、凯丰、彭德怀、张国焘；红军高级将领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有刘伯承、贺龙、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肖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共22人。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四天，作出许多重要决定，史称“洛川会议”。
毛泽东在窑洞前来回踱了很久，直到火烧云完全消失天空已是铁蓝的一片，似乎也没拿定主意。他回头对身边走过的勤务兵说了句：“小鬼，去把恩来同志请来。”
“是。”勤务兵应了一声，一溜烟不见了。
不一会儿，周恩来笑吟吟地走进院子：“主席，这种时候不是邀请我数星星吧？”
“不数星星，数人。”
“数人？”
毛泽东作了个请的手势，请周恩来在一个石桌前坐下：“恩来，时间不等人了，再看看几个你想要的人。”
周恩来拿起石桌上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三个人名，纸条是周恩来写的。“主席想好了吗？”
“广东，不能再这样冷清下去了。”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一直不顺利。是要有个能干的人去。”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共两党的争论已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毛泽东吐了一口烟道，“这次洛川会议，我们达成了共识，中国的抗战是艰苦的持久作战，必须经过持久作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会议的核心就是要避敌锋芒，开拓敌后游击区，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要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迅速开辟广东的根据地非常必要。”
周恩来心里清楚，广东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摇篮。1926年，在国共精诚合作下，不仅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而且取得了东征、北伐的胜利。然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广东却成为工作开展的重灾区。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中共广东省委曾遭受三次严重的破坏，至1934年3月，中共在白区的有组织的活动基本中断，幸存的党员转入隐蔽状态，数量也不断减少。现在国共提出第二次合作，正是重新打开广东局面的大好时候。
“主席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全面开花，在全国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
“这几个人里，谁去最合适？”
“中间那个。”
“理由？”
“主席不是已经考虑好了吗？”
“怎么讲？”
“在中间的名字下面还划了一道杠。”
“一笔露天机呀，你看怎么样？”
“就他，没人比他更好了。文韬武略，大将之才。”
“恩来，你是不是早有预谋了？要不你也不会把他的名字写得最大。”
“这么说我也是有意为之喽？哈哈，瞒不过你呀……只是，身边的得意门生，主席舍得让他离那么远？”
“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嘛。”毛泽东说着，把两边的两个名字划掉，留下了中间的一个名字。
中间的这个名字是：张文彬。
“去把文彬同志请来吧。”毛泽东叮嘱了勤务兵一句。
“是。”勤务兵一个转身又不见了。
2
村口，一场篮球赛刚刚结束，勤务兵一眼就看见长得又瘦又高的张文彬，“啪”地敬了个礼：“主席有请。”
张文彬有一米七六的个子，爱笑爱闹，性格活泼，爽朗随和，办事干脆利落，判断力强。他用毛巾擦了把汗，忙穿起军服，迈开长腿便往主席的窑洞跑去。
张文彬，原名张莼清，l910年7月5日（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家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1923年，他小学毕业后，得其堂兄张子谋资助，到长沙中学读初中。
1926年11月，张文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党组织选派他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成为毛泽东的学生。6月，受训结业后他回到平江家乡。这时，“马日事变”已经发生，许克祥在长沙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白色恐怖。张文彬参加了中共平江县委领导的平江秋收暴动，高唱着“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战歌，先后于8月、10月两次参加攻打平江县城的战斗，后因敌我力量悬殊和经验不足遭到失败。
1928年7月22日，张文彬参加了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的平江起义，并任红五军第一营党代表，成为彭德怀手下的一员猛将。1929年，19岁的张文彬担任红三军团红五军政委，后又任红七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1934年10月，张文彬随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参加长征，次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东渡黄河司令部政委。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红军中抽调一批高中级干部到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统一战线政策和战略战术，毛泽东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并亲自授课，林彪为校长，张文彬奉调参加学习。红大学生按职务和有关条件分编成一、二、三科，张文彬被分配到由师团级以上干部组成的第一科。
张文彬原以为可在红军大学好好地学习一段时间，没想到学习不满三个月，便接到新任务。他犹记得8月13日那个黄昏，在瓦窑堡红军大学普通窑洞里，外面风雨大作，窑洞内却谈笑风生。一个特别的晚宴正在举行。
当天早上，学校接到中央的通知，将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到国民党军队做统战工作，其中，派张文彬到西安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张经武（长征时曾任军委纵队参谋长，到陕北后任军委二科科长）到山东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另外，调童小鹏接任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张经武和童小鹏三人都是红军大学一科同学，又是同一天调出，意义非常。红军大学教育长罗瑞卿特地在保卫局食堂加了几个菜，为他们饯别。菜不多，气氛特别地热烈，大家海阔天空地聊着，兴致起来，不禁又唱又跳。
童小鹏敲了一下盆子提议说：“哎，各位静一静。文彬平时喜欢吟几句诗，大家叫他‘诗人’，经武在白区工作过，爱讲几句生意经，大家叫他‘老板’。今天我们为‘两张’送行，似乎应该作诗送别才是。我提议，请诗人来一首。”
在座的鼓掌敲盘，表示赞成。
张文彬站起来，笑着说：“平时都是我一个人作诗，今天换个形式，一人一句，怎么样？”
张经武大爽快地说：“行，你来第一句。”
张文彬望着风雨大作的窗外，随口吟道：“狂风暴雨宴经武。”
张经武哈哈大笑，道：“好，我跟一句：且谈且笑送诗人。”
童小鹏见桌上只有一瓶从西安搞来的葡萄露，便灵机一动，举起酒杯高歌：“葡萄美露聊当酒。”
罗瑞卿摸了摸胡子，充满期待地望着三位得意门生，续上最后一句：“翘首秦中报捷音。”
大家连声叫好。
第二天一早，在中央保卫局接受任务后，张文彬便带着报务员、交通员和电台上路了。他们经十七路军与瓦窑堡之间的秘密通道抵达西安，秘密进入军营，见到了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
杨虎城展开张文彬递上来的介绍信，上面赫然盖着毛泽东的签名章：
杨虎城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杨虎城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兹派张文彬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
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敬致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盖章)
杨虎城大喜，特地嘱咐其宪兵营对张文彬这位中共密使，实施严密保护。
在西安，张文彬先后与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杨虎城本人多次进行商谈，最终促成了中共同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达成三项协议。此后，中共在杨虎城部队里建立了“红军秘密联络站”，张文彬作为红军驻十七路军代表暂住西安，其公开职务是十七路军总部政治处主任秘书，但实际上还担负着领导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的工作。
同年12月上旬，惊闻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秘密合作，蒋介石从南京飞到西安，住进了临潼清华池。张文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精心部署了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万人游行活动，以此为契机引发各界民众对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抗议。国民党西安当局出动警察驱赶游行队伍，打伤数十名学生，张文彬抓住机会组织更多的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这次请愿行动规模空前，民众情绪悲愤，秩序良好，对其后不久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捉蒋行动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了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介入事变的调解谈判，张文彬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由于有张文彬等提供的第一手资料，代表团对事变的全过程有着具体翔实的了解，对于迅速地确定释蒋的决策打下基础，有力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随后，党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和张文彬四人为中共代表同国民党谈判，张文彬并被任命为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
1937年春，红军西路军在无根据地和后勤保障的条件下，孤军深入，几经浴血奋战，在敌强我弱、寡不敌众的情况下，两万余官兵被俘的被俘，失散的失散，还有不少年轻的生命葬身大漠草原和马家军骑兵的屠刀之下。中共中央十分关心西路军官兵的安危。2月，电示周恩来和叶剑英要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
叶剑英长征时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接到中央指示后，心中十分焦急。由于正在参加国共谈判，他和周恩来商量后，将这项工作交给张文彬负责，并一起研究了营救方案，决定一方面设法到回民中间摸清情况，看有多少人散落在群众之中；一方面托关系与青海、甘肃当局上层交涉，要他们交还被俘人员。周恩来特地交代张文彬，要重点营救被包围在黄番寺500余名红军指战员，只要马家军队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交枪和平解决。
张文彬通过著名民主人士杜丞斌先生和从事地下工作的吴鸿宾，很快在西安回民中物色到一位和马家军有联系的人。此人叫马德涵，曾在甘肃教书，为人正直，政治上可以信赖，且与马麟熟识，与马步青有师生之谊。马德涵先生获悉是周恩来先生所托后，当即慨然应诺。
同年2月底，张文彬陪着马德涵乘飞机从西安抵达兰州，随即又转乘汽车来到武威，见到了西北王“二马”之一的哥哥马步青。
张文彬坦率地与马步青研究西路军的改编和生活问题，目的是不让杀害红军，生活上给予照顾。马步青迫于形势，答应可以解决，并口头表示将如数释放被俘红军，愿将自己改编红军组建的工兵团和童子军遣送西安。
随后，张文彬带着马步青给弟弟马步芳的亲笔介绍信，只身来到青海西宁，见到了马步芳。虽然，马步芳对共产党仍有戒心，但也口头拥护西安事变国共抗日的政治纲领和主张。征得马步芳的同意，张文彬正式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甘肃马家军一个集中营看望被俘红军战友。
黄沙飞舞，长烟落日。望着骨瘦如柴、胡子拉碴的战友们，张文彬不禁热泪盈眶。而红军战俘们自被捕后第一次看见党中央派来的亲人，更是格外激动，不禁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张文彬从青海回来后，到延安向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了汇报，说经过实地调查发现，被俘官兵普遍受到人身虐待，有的已惨遭杀害。叶剑英立即以中共代表身份会见西北行营主任顾祝同，要求马家军交回红军被俘人员。顾祝同答应予以合作。
正当张文彬积极参与营救红军战俘行动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通知，让张文彬到洛川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便预感到又有新的任务。
3
“报告。”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急切地说：“两位首长，会议结束了，是不是有新任务，派我上抗日前线去？晋察冀还是华东？”
毛泽东宽厚地笑着说：“你这个伢子，蛮有脑子的，再往远处想一下……哎，莫急莫急，事情要做，饭也要吃，你我今天不谈工作的事。今天我是请你来吃爆炒辣椒和红烧肉的。”
张文彬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政治秘书，知道毛泽东好这口，听说有肉吃，他高兴得把袖子一挽：“好久没吃红烧肉了，今天‘打牙祭’，我去帮厨。”
毛泽东打心里喜欢湖南小老乡，他冲张文彬摆摆手：“坐下，今天老乡请老乡，你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两个好好聊下子天。如果要任务的话，你找恩来同志要去吧。”
周恩来接了一句：“难得主席今天心情好，咱们边陪主席吃红烧肉边聊天，任务的事吃饱肚子再说。”
“好的。”张文彬嘴里应着，转身跑到厨房帮上菜。
饭菜上桌，三人先从眼前的红烧肉聊到长沙臭豆腐，再从广州农运讲习所聊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继而聊到遵义会议、西安事变，直到刚结束的洛川会议。聊着聊着，自然切到了张文彬这次南下的新任务。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计划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长江局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为筹建长江局，周恩来在诸多红军将领中物色着合适的才干。他慧眼识珠，看中了张文彬。
周恩来对张文彬的真正了解，是在西安事变的那段日子。他看出了张文彬在党内青年干部中是个难得的人才，他年轻有为，斗争坚决，好学上进，既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历，又有从事组织建设和统战工作的实际经验，真可谓才华横溢，文武双全。
周恩来亲切地对张文彬说：“文彬同志，中央决定，你要脱下军装，到广东去开展工作，整顿和加强广东党组织，领导华南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一旁意味深长地说：“东坡先生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你要在蒋介石统治下的国统区工作，很不容易，你到广东要依靠党，要广泛依靠群众，建立统一战线，扎下根子，不妨长作‘岭南人’吧。”
张文彬原以为会派自己回部队上抗日前线指挥战斗，没想到是派自己到广东做地方党工作，有点愕然，但很快明白了两位领导人在广东布局的重要意义，爽快接受任务。
谈到兴处，周恩来拿起茶杯，从文件包里变戏法一样拿出一瓶边区老烧。“来，借主席的一道美味，红烧肉，一杯淡酒，算是饯行。下一杯，主席，我想是不是应该在广东喝了。”
毛泽东笑而不语，张文彬马上醒悟：这是在等自己表态呢。他起身端起酒杯，“那我就带上主席爱吃的辣椒，把广东这桌粤菜烧好，为主席和周副主席接风。”
毛泽东大笑：“哈哈，好一个湘风南渐，这句话我爱听。”
在洛川这么久，张文彬第一次看见毛泽东如此开怀大笑。
用完晚饭，离开毛泽东窑洞，周恩来和张文彬踏着浅白的月光向村后的土岗走去。张文彬一直不语，左手提着风灯的周恩来也配合着这种沉默，他知道张文彬在想什么，他打算让张文彬想透了再说。
走出半里路，张文彬紧走几步拦住周恩来。周恩来一笑。“哈，张文彬同志憋不住了吧？是不是有点意外？”
“只是……周副主席，你说，我能做好广东的工作吗？那可是国民党的老巢。”
“你不要忘记了，那也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辛亥革命，北伐，农民运动讲习所。”
“这个我当然明白。”
周恩来顿了一下，告诉张文彬：“中央派你到广东，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来处理好中共广东党组织内部存在已久的党内矛盾，即‘南、市委纠纷’问题。”
原来，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分别派遣薛尚实、王均予开展华南和广东地区的工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同年9月，由薛尚实报请北方局批准，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工作。而王均予则在广州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并于同年12月筹建了中共广州市委。所谓“南、市委纠纷”，开始是中共南方工委书记薛尚实和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两人之间在工作上产生的意见分歧。客观上是由于在地下斗争特殊环境中彼此难于沟通，主观上则是由于薛、王二人未能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彼此不买对方账，致使意见分歧，发展成为政治上的互不信任。
1937年5月，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博古就曾单独接见广东代表王均予（另一代表薛尚实未赴会），在详细听取了广东党组织情况汇报后，对“南、市委纠纷”问题表示关注。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写了亲笔信给王均予带回（此信后转交薛尚实），信内嘱咐广东同志搞好团结。但张闻天的亲笔信未能使“南、市委纠纷”得到解决。不久，南委向中央提出报告，要求调离王均予和改组广州市委，中央未予答复。在此前后，南委着手在广州组织工作团，意图以此工作团取代原有的广州市委。南委派人正式通知广州市委，宣布撤消广州市委书记王均予的工作，解散广州市委。这一决定导致南委和广州市委之间的组织对抗，成为南、市委纠纷尖锐化的焦点。广州市委拒绝接受南委的处分，南委组织的工作团则在广州开始进行活动，广州出现了两个互不协调的中共组织同时存在的局面。为此，王均予亲自从广州跑到延安，要求中央派得力的干部来广东，彻底解决“南、市委纠纷”。
张文彬听完情况介绍，皱了皱眉头：“怎么会这样，这不是在拿党的事业开玩笑？王均予现在在延安吗？他跟我一起回广州？”
“不，他说有薛在就不回去，愿意留在延安。”周恩来站在岗顶上，望着弯弯的下弦月，解释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重振广东这块革命策源地的雄风，需要在南方树起一面与陕甘宁根据地遥相呼应的旗帜。所以对你来说，是天降大任与斯人了。”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没有南方工作的经验，人际关系陌生，会不会水土不服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偏方治一种病。水土不服？有药可治的嘛，别以为就你一个人孤军独斗。告诉你吧，这次回广东，不单是你一人，中央军委将派张云逸、廖承志、云广英等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到广州、香港组建八路军办事处。在闽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方方也来到延安，重新与中央取得联系。你到广东后，要好好和他们几人合作，开创新局面。”
“真的？那太好了。”张文彬听了充满信心，并问，“我是否和方方同志同行？”
“原本安排你俩同行的，但方方接到改编南方游击队的任务，已提前走了。”周恩来望了望，见四下无人，便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小纸条，低声说，“你这次到广东从事地下工作，身份是秘密的，广东的政治形势复杂，还存在很大的危险，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我派一名代号‘03’的同志暗中护送你南下。‘03’平时不和你见面，只在紧急情况下与你联络。这是联络暗号，你记住。”
“是。”张文彬强记住暗号后，便把纸条揉成一团，咽进嘴里，并浅笑着说，“难怪副主席姓周。”
“嗯？这话什么意思？”
“考虑周密嘛。”
“哈哈哈，夸我还要绕圈子……总之，广东的这桌菜怎么做就看你文彬老弟了，刚才你说了，要做好这桌粤菜的，我和主席都等着。”
“粤菜，辣椒，哼哼，辣椒，粤菜。”张文彬像在接周恩来的话，又像在自言自语。
周恩来把风灯往高处举举，照着张文彬的脸，问：“你想说什么？”
“想说的很多，一时又无从说起。”
“能理解。心绪浩茫似无边，一旦到了那里你自然就头绪清楚了，什么时候有想法都可以直接跟我说。”
“不说了。”张文彬“咔”地双脚一并，郑重其事地行了个军礼。
周恩来微笑道：“好，行动永远比语言有力，那我把你的这个军礼理解为承诺了。一个庄重的承诺。”说完把右手伸向张文彬。
张文彬握住周恩来的手，突然醒悟道：“你看我，周副主席，应该我来提灯才对的。光想着我自己的事了。”
“这话说反了，文彬同志，今天是我送你，也代表主席送你，我来提灯才是对的。主人照路客人行嘛……当然你也不是客人，而是一个远行人。”
夏夜的风吹来，把张文彬亢奋的心吹得呼啦呼啦的。
9月上旬，张文彬按照中央保卫局安排的路线，自延安南下，辗转西安、武汉、上海，抵达香港，再从水路秘密进入广州，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
临行前，他向毛泽东辞别，并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毛泽东深思片刻，伏案执笔，抄了一篇旧作《清平乐·会昌》给张文彬：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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