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四章：特支潜伏。
1
雄踞韶关城北的帽子峰,因其端如圆帽而得名。这里左临浈江，右倚武水，居高临下可以俯视全城。自古以来韶州军事之胜败，都是以帽子峰的得失为断。为守卫韶关，国军们把整座山挖了个空，在上面建了大大小小的碉堡几十个，重要的有定韶堡、巩北堡、指挥堡、武城堡、桥头堡、L形地堡(两个)、一字形暗堡。加上周边的崖壁堡、码头堡等，全部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因而，帽子峰得了个“群堡定韶“之美誉。
戒备森严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就设在帽子峰下韶州师范校园内。这天，一辆美式军用吉普车停在门口，一位佩带上校军衔的年轻英俊军官跳下车，向哨兵亮了下印着国民党军徽的蓝色证件，不动声色地说：“我找左秘书。”哨兵验了验证件，给军官敬礼。军官回礼，大摇大摆地进入司令部。
“大张，怎么是你？”左洪涛认出是张文彬，马上把他带入一间无人的小房间，关上门，压低声音说，“这可是战区长官司令部哎。”
“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张文彬笑着指了指门前荷枪直立的哨兵，“你这里警卫森严，又没有人认识我，反而保险，不会出什么事的。”
左洪涛没想到张文彬胆敢独自深入虎穴、来找他这个张发奎身边的机要秘书，当然，新上任的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更没想到，在他身边不仅有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有一个潜伏多年的中共特别支部。而这个特别支部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他信任的秘书左洪涛。
左洪涛是湖南省邵阳市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同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期间先后三次被捕，两次坐牢达６年之久，受尽折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张发奎身边工作，长期担任中共派到张部活动的特别支部书记和领导人，公开职务是战地服务队征调股长、张发奎的秘书、副官处科长和代理处长等职。
1937年7月，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会同上海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刘晓、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动员了一批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青年，到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帮助张发奎筹建政治部，但蒋介石、陈诚并不同意张发奎在部队中正式建立政治部的设想，张发奎只好不打政治部的招牌，改称战地服务队（简称战队）。
战队正式成立于1937年9月25日，最初成员有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张健甫、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林默涵、唐瑜、张凌青、孙慎、杨应彬等34人。第一任队长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著名革命活动家钱亦石。同年10月12日，在南桥地区，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起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左洪涛出任特支书记，当时共有钱亦石、左洪涛、杜国庠、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孙慎、杨应彬等10名党员。要求所有党员严格保密，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组织，也不能和所在地区的党委发生横的组织上的联系。采取秘密联系的方式进行活动。这样，特支就成为战队的领导核心，战队则成为特支的外围组织。
特支初时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撤销后，则改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特支一直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特支成立以后，又在战地服务队的成员中先后吸收了麦新、吉联抗、方兮、沈丹凤、郑黎亚等11人入党。先后在特支过组织生活的党员共有22人。
暮春的两湖，到处郁郁葱葱，勃勃生机。这个时候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高潮时期。武汉实际上是当时的战时首都。一天夜晚，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在长江局办事处，秘密接见了特支的10名同志。
这时日机突然夜袭武汉，全市灯火全部熄灭，警报长鸣。但周恩来仍沉着地主持特支这次特别支部会议。针对有的同志要求到延安去、不愿做国统区工作的思想情绪，他语重心长地说：“张向华所属总司令部这个据点，是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据点，撤出去容易，要再进去就难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要坚持下去。”
有的同志说，张发奎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战队的合法地位，动员我们战队同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去接受短期训练，我们不愿接受这个建议。
周恩来表示：“我赞成张向华的建议，你们认为应该去。你们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特别是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而进‘战干团’对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有利，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周恩来的谈话不仅表明中共对张发奎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也指明了特支的任务与作用。
随张发奎到韶关后，左洪涛在省委统战部长古大存家与张文彬接上了头。
那是他俩第一次见面，左洪涛心情十分激动：“我已接到李克农同志的密电，要我把特支的关系转给你。”
张文彬紧握着左洪涛的手，低声说：“我刚从重庆回来，恩来同志专门把你的关系告诉了我，由我与你们直接联系。恩来同志向你们问好。”
“谢谢首长，谢谢同志们。”左洪涛轻声说，“克农同志在密电上说，到韶关后，有一位姓张的同志会与我们联系，没想到是你。”
左洪涛领导的中共特别支部一直是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单线联络的，不跟当地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次回广东，周恩来把特支交与张文彬联络，足见南方局对张文彬的信任。
左洪涛告诉张文彬，战队到韶关后，就碰到一大难题。
按照规定，第四战区是必须成立政治部的。过去，战队实际上代替第八集团军政治部、第二兵团政治部在那里工作。如今余汉谋所属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已提升为第四战区政治部，而作为具有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就势难与之并存。张发奎知道战队的人都不肯并入战区政治部，而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办。于是，他想了个好办法，提出名义上将战队“解散”，实际上所有成员仍留在战区长官部另行安排工作。
就这样，左洪涛和张敬人、何家槐、孙慎、沈振黄、柳倩分配在长官部担任秘书；刘田夫、杨应彬等分配在长官部警卫营、卫士队当教导员和指导员；朱河康任副官，和黄桐华一起办合作社；郑黎亚、方兮、吕璧如、沈丹风等则暂时分配在抗敌演剧四队和战区长官部俱乐部工作。不久，左洪涛和何家槐调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
张文彬肯定地说：“你们能在张发奎身边工作，这是再好不过了。张向华在北伐时任第四军军长，因与我党密切合作，战绩卓著，荣获‘铁军’称号，恩来同志要你们坚持在张部工作，是从历史实际和现阶段斗争需要考虑决定的。这是一步很好的棋子，要珍惜它，把它下活。”
张文彬顿了一下，问：“张发奎对你们有没有怀疑？”
左洪涛摇摇头：“我们这些人大都是经郭沫若介绍进入张发奎部队的。对由郭沫若介绍进来的文化人，张发奎一般地知道我们是左翼分子，但是我们是否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却仍在猜疑之中，当然他更不知道有个特支。上个月，张发奎邀请叶剑英同志到韶关做客，张发奎故作漫不经心地说：‘你们那里也有好几个同志在我这里工作？’剑英同志故作惊讶地说：‘没有吧，我都不知道呢。’这说明，张发奎还不能肯定战地服务队员中有正式的共产党员，更没有料到在他自己身边有中共党组织。张发奎那样说，是试图向他摸底的。”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特支要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和开展工作，首先必须得到张发奎的信任与支持。否则，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一点我们也认识到了。特支领导经过分析后认为，张发奎属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北伐战争时期，与我党合作得比较好，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赞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和以蒋介石为代表、实行独裁统治的国民党顽固势力有所区别，他与蒋介石之间还存在派系之间的矛盾。因此，对张发奎本人作为中间势力来对待，对他采取支持、团结、促进的方针。只要他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立场，就给予坚决的支持，在公开场合维护他的威望，不做有损其根本利益的事，不挖他的墙脚，以取得张发奎的信任。”
“你作为张发奎的身边人，容易直接与张发奎说上话。你们要利用好这种特殊条件，摸准他的思想情况和政治态度，从中做工作，影响其言行，促其进步。”
“张发奎的讲演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由我和何家槐等撰写的。我们巧妙地把我党提出的政治主张融合进去，变成张发奎的讲话，其内容基本上是宣传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和坚持持久战。”左洪涛从皮包里取出这两本书递给张文彬，“我和何家槐还把张发奎的讲演稿和发表的文章汇编成《张发奎将军抗战言论集》。”
张文彬接过书细看，见此书是在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社出版发行的，称赞道：“你们可是一箭双雕。这样既宣传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也具体地宣传了关于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
自从与左洪涛接上关系后，张文彬每个星期与他见上一面。只是古大存家来往人多，为了严守秘密，两人见面地点便改在他处。
左洪涛知道张文彬这次冒险到司令部来找他，一定有要事。他给张文彬沏上一杯茶后问：“省委对我们特支有什么具体任务？”
“到底是老同志，一见面就要任务。”张文彬夸道，“我这次来，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关于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是省委领导下的一个青年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当初，成立时，有人主张用搬用北平‘民先’的牌子，我不赞成，一来‘民先’比较红，难以发展；二来它不是本地区土生土长的，在本地广大青年中缺乏亲切感和号召力，所以我主张用现在的牌子。近来，国民党广东省三青团在中统分子高信等把持下，对‘抗先’和其他进步力量虎视眈眈，企图一口吞噬掉。你们要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敦促张发奎对‘抗先’及其他进步组织和进步事业予以维护和支持。”
左洪涛说：“这事好办。”
“第二件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因国民党严加封锁、限制，能够在华南地区发行的数量极其有限，省委决定创办《新华南》杂志。《新华南》为半月刊，将以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邀请各方面有关人士分别担任赞助人、特约撰稿人和编委等。我们将请中将参事、军法执行监李章达任编委会主委，你也在其中挂个编委吧。”
“《新华南》这个名字好，只是我事务太多，编委就不挂了吧。”
“你的任务就是做好张发奎的工作，取得张发奎的赞助和支持，至于具体工作，由石辟澜、何家槐、司马文森等实际负责，他们都是写文编报的好手。”
“行，张大王那里我去说。”
送走张文彬后，左洪涛来到张发奎办公室，见张大王刚从战地视察回来，满脸红光，十分高兴，便趁机建议说：“张长官，刚才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来人说，他们明天开誓师大会，想请您去训话。”
张发奎到韶关后，除了抓军事训练，对民众的宣传、动员也十分重视。他爽快地应承说：“这批细佬仔（年轻人）有朝气，是抗战的中坚力量，我们是得鼓励。只是明天我要到南岳开个会，去不了，你去跟他们说声对不起。”
“我看能否这样，以您个人的名义颁赠一面‘抗先’队旗给他们，效果蛮好。”左洪涛建议说。
“好。我写张手令，你就代表我到‘抗先’总队授旗和讲讲话，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同时，也代表战区表表态，要在政治上、工作上给‘抗先’和其他抗日救亡团体以支持，年轻人想当兵的，到我这里来。，只要有利于打日本仔，就放手让他们干。”
张发奎摊开笔墨，挥笔写下手令，最后还不忘签上一个看似像“大王”的“奎”字。
左洪涛收好手令，又把《新华南》创刊的事向张发奎汇报。
“这舞文弄墨的事是你们文化人的强项，你多操心点。”张发奎摆摆手，交代说，“你马上给我准备个情况汇报，明天到南岳开会要用。”
“行。”左洪涛正要告辞，张发奎忽然想起一件事，问：“你们加入国民党的事考虑得怎么样？”
左洪涛一听，不禁皱起眉头。最近，蒋介石秘密颁发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并由国民党中央通令国统区党政军各部门所有人员要一律加入国民党。特支对此极端厌恶，坚决抵制，有的同志痛哭流涕地要求到延安去，到八路军、新四军去。
张发奎见左洪涛不吭声，催促说：“我知道国民党腐化，你们不愿意参加，其实你们参加进去，不就可以帮助和推动国民党革新进步？我要亲自介绍你们参加。”
左洪涛婉言推托说：“青年人爱自由，加入进去怕受约束，故不愿参加。”
张发奎拉下脸：“此事不能再拖了，你们这个星期就给我答复。”
左洪涛无奈：“我再做做工作吧。”说罢，退了出去。
当晚，左洪涛用密电把这一情况紧急报告给李克农。
李克农及时转来周恩来指示，强调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对日反攻准备力量，创造条件。为了掩护自己，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积蓄力量，在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不宜久拖，越拖越暴露；对不愿加入者，要讲清道理，打通思想，耐心说服。”
特支的同志遵照这个指示，由张发奎亲自介绍，集体参加了国民党。从此，特支在张发奎身边一直潜伏了十年，发挥了十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2
正是黄昏日落后。天，一片湿蓝的底色，透着微微的白光，浓浓的墨云定影成富有生命力的漩涡，内蕴着盛夏的节奏，而在天地交接线间，随意几抹桃红，使白日骚动不安的青山，宁静为一组剪影。渐渐地，夜幕从天而降，一切显得模糊。从两棵浓密的苦练树的空白间望去，原野如此洗炼，三五座小屋闲散地摆放着，透过窗口，七八点灯光异样地调皮；小屋周围，则是蛙声一片的鱼塘，宽阔的水面像一块白绸，在晚风中摇动着蓝光、草影。
借着夜色的掩护，十几位身穿国民党军服的特支成员，三三两两地装作散步、聊天，悄然走进曲江河畔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
郑黎亚是刚入党不到一个月的中共新党员，第一次到这参加党的组织会议，既兴奋又紧张好奇。她拉着方兮的手，轻步走进房间。房子正中央摆着一张大大的长方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一位身着长袍、脸形端庄的男同志坐在首位，笑着招呼她俩坐下。郑黎亚开始有些拘谨，后来见陆续进来的都是他们战队的同志，有左洪涛、刘田夫、孙慎、杨应彬、王河天和黄鹂等人，心里才稍安些。
人到齐后，左洪涛严肃地说：“今天我们特支在这里召开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请大张给我们上一堂特殊的党课。”
显然，左洪涛并没有直接介绍张文彬的真实身份，大家也没有问，只是把目光集中在这位在座中唯一穿便服的大张身上。
给党员上党课是张文彬的强项。他经历丰富，平时爱看书学习，勤于思考，注意积累；他能写，发言提纲都是自己写，字体模仿毛主席；加上口才好，语言生动通俗，层次分明，逻辑性强，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他每次讲课，讲大势，讲部署，讲全局，全局在胸，从不纠缠枝节，侃侃而谈，像一个胸才大略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课很受欢迎。
张文彬态度随和地望着大家，询问队员们的工作情况，然后进入正题，开始讲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以及第四战区的形势。最后要求同志们一定要坚守战区司令部这个岗位，说这是一步很好的棋予，要下活它，对党将会起很好的作用。
特支成员大都是小年轻，没经历过长征，他们听说大张参加过长征，十分敬慕，便请大张讲红军战斗的故事。张文彬想了想，决定选一段自己最难忘的经历说给大家听，他的叙述把特支成员也把他自己带到硝烟弥漫的岁月：
那是1928年平江暴动后，张文彬所在的红五军随彭德怀刚上井冈山与朱毛红军会合才20多天，就被留下来守卫井冈山根据地。当时，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有18个团3万余众，武器精良。守山红军加上各县赤卫大队只有2500多人，他们依据黄洋界、八面山等山险顽强地抗击敌人。3个昼夜的血火激战，张文彬和官兵们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敌军的猛攻，使之不能逾越一步。
不料，驻宁冈斜源的敌军收买反动富农陈开恩带路，沿着深山密径，攀悬崖涉小溪，从滚子坳翻到金狮面大峡谷，偷袭了小井红军医院，残酷杀害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旋向黄洋界扑来。红军腹背受敌，阵地失守。
当天下午，八面山、桐木岭等哨口相继被敌攻陷，红五军主力只得按原定计划撤向赣南。张文彬所在的第一大队只剩下100多人，且有20多个伤员，在大雪封山，需要越穿敌人几道封锁线的情形下，这些伤员显然无法带走。
“你们走，我留下照应这些同志！”时任第一大队政委张文彬对大队长李灿道。
“政委，还是让我下来吧。”李灿道。
“你是队长，你带部队安心走吧，我一定照顾好这些同志！”张文彬的声音异常坚定。
大队伍撤走后，张文彬带着20多名伤员，秘密隐蔽在荆竹山腹地一口废旧的炭窑里。洞外，气温下降到零度，草上结着厚厚的冰霜。他们白天不敢生火冒烟，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烧起火堆，大家偎依在一起取暖。为了节省有限的粮食，每天只能喝上两餐稀饭。张文彬除了亲自煮稀饭，护理伤员，还与另处两个留下来的战士，扒开地上的积雪寻挖草药野菜。
就这样，这支被饥寒和伤痛折磨着的小队伍，在张文彬的带领下，苦熬了20多天，终于度过难关，最后与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带领的一支队伍会合。
左洪涛介绍说，大张在危难重重的情势下，挺身留下照应伤员的英雄事迹，被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写进了《续西行漫记》中。他在书中赞誉大张是“危难中的孤胆英雄。”
“是吗？”郑黎亚感动地说，“我回去一定到图书馆借《续西行漫记》来看。”
尽管大家还听得津津有味，张文彬却停止了回忆，转而说道：“我说这个故事给大家听，是因为我觉得在经历了这样艰苦卓绝的磨难后，人才会真正成熟和坚强起来。你们特支战斗在国民党军心脏中，虽然不需要挨饿挨冻，但需要经受这特殊环境的考验，要注重党员的革命气节教育。”他看着坐在对面的三位女同志问：“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郑黎亚。”
“我叫方兮。”
“我叫黄鹂。”
“黄鹂？”听到黄鹂这个名字，张文彬心里一怔，不禁动情地对黄鹂说，“你的名字使我想起了另一个女同志，她的名字叫黄励，鼓励的励，她是上海全国救济总会的负责人，是我们党内一位优秀的领导同志，后来被叛徒出卖了，她在狱中袭现得非常坚强，一字不吐。后来被叛徒当面指证为共产党员，她就在法庭上和敌人唇枪舌战，直至牺牲，临刑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
张文彬说着说着眼睛湿润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为这位先烈默哀一分钟。
大家坐下后，左洪涛为活跃气氛，提议道：“黄鹂，你歌声好，给大家唱个《丈夫去当兵》吧。”
《丈夫去当兵》是一支当时非常流行的抗日爱国歌曲，十分富有民族特色。黄鹂是演员出身，更是把它演绎得非常动情。
张文彬从小就爱唱歌，只是到广东从事地下工作后没什么机会唱革命歌。现在，他被感染了，不禁站起来，边打拍子，边低声唱起《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歌》……
会议在歌声中结束。这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队员们静悄悄地分批离开平房，但心情仍激动不已。沿着曲江河畔往驻地走去，郑黎亚一句话也没有说，心里却像大海波浪那样起伏翻滚着，她被大张进行的共产党党员气节教育所鼓舞，被呼啸而至的革命激情鼓舞，她暗暗发誓，一定要像黄励那样为党牺牲。像大张那样为党工作，做出大成就来。
其他队员走后，张文彬把左洪涛、刘田夫留下来，交代说：“省委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你们特支尽可能调一些同志到东江、西江、北江去工作，利用长官部的名义，采取公开合法的身份与各地游击队取得联系，以配合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
左洪涛说：“这是个好机会。特支很多人都想到基层锻炼，张大王或许会同意的。”
张文彬专门征求刘田夫的意见：“组织上准备让你撤离第四战区长官部，调任中共西江特委书记。特支书记由孙慎继任。你愿意吗？”
刘田夫当场表态说：“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随后，在左洪涛的周旋下，张发奎答应身边的年轻人到基层锻炼的要求，张敬人被调到东江第三、四游击纵队担任政训室主任，杨冶明任政训员，麦新、时玳、朱河康等被派去西江、北江开展工作。而刘田夫则顺利到了西江。
3
“左秘书，你过来一下。”左洪涛从电话中听出张发奎的声音异常冷厉，忙放下手里的工作，快步进到张发奎的办公室。
一进门，张发奎就气呼呼地说：“刚才，你听到大汉奸汪精卫的广播讲话没有？为酝酿成立伪中央政府，这个衰仔7月7号从南京窜到广州来，不仅会见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乞求支持，而且还发表所谓《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号召广东局部停战，甚至还对我和邓龙光等粤军将领，许以高官厚爵。真是做他妈的大头梦！”
“我们已注意到汪逆的无耻讲话。听说在前线，日军还派飞机散发汪逆的传单呢。”左洪涛道。
张发奎铁青着脸说：“没想到这个衰仔会坠落到此地步。他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焦土抗战论者。当武汉危急的时候，我曾见过汪精卫，他并没有对我表露一点所谓和平的意见。他室内的陈设和满堆的图书，也没有一点迁移的迹象。我做梦也没想到，汪精卫竟然作了第一号大汉奸。他发表所谓和平‘艳电’后，我立即与陈诚、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诸将军通电反对这个和平的提议，斥之为这无异是一个投降的哀号，足以沮丧我国军民的士气，无形中助长敌人加速灭亡我中华民国。现在，他又来这一套，真是把他老祖宗的脸都丢尽了！”
“我们该如何应对？”
“洪涛，你与李汉魂主席联系一下，搞个反汪群众大游行，我要在集会上讲话。你给我准备个讲话稿，写恨一点，我要骂得痛快点。”张发奎嫉恶如仇。
第二天晚上8时，市区中山公园，火把高举。韶关举行军民万人集会，声讨汪逆卖国求荣的行径，张发奎慷慨激昂的演讲，引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转眼到了秋天，韶关基督教青年会在进步人士李章达、张文的推动下，举办一个时事讲座，邀请左洪涛作一次关于“民主与宪政”的演讲。左洪涛心里有些没底，演讲前，特地约见张文彬。
张文彬出了个好主意：这是个宣传抗日的好机会。不过，现在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制造平江惨案，为投降、分裂做准备的严重危机时刻，我们一定要注意斗争策略。你明天演讲前先向张发奎打个招呼，并拟个讲话提纲送给张审阅，让张点头应允，来个“先奏后斩”。这样，既表示了对张发奎的尊重，又可由此取得合法名义，把“尚方宝剑”拿到手。
左洪涛笑呵呵地伸出拇指：真是妙招。
第二天上午，韶关基督教青年会会场上，座无虚席。左洪涛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他从爱护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改弦易辙、与民更始这一良好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背离孙总理遗训、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等种种劣迹，吁请各界爱国人士敦促政府认真实行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汪精卫卖国投降，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才能使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付诸实施。
这次讲话，得到广大听众欢迎，反应强烈。
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邱誉是一个反共分子。他早已注意到左洪涛一些左的倾向。他暗中派《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混入场内监听。随后，谢寿南在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指名道姓攻击左洪涛“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
左洪涛随即和张文彬研究对策，张文彬沉着地指出，张向华会给他们好看的，我们不要和这班家伙打笔墨官司。
果然不出所料，不数日，由战区司令长官主持的每周一次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如期举行，张发奎吩咐左洪涛不要随同他去参加。
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发奎站起来，指着邱誉的鼻子训斥说：“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演讲，是我同意的，他的讲话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的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
邱誉木然肃立，连声认错。随后，邱誉将《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撤职，并向左洪涛当面赔礼道歉。
4
却说，莫雄打听到余汉谋退守在翁源，便带着要求释放“要犯”的公文来见。
余汉谋正一人在喝闷酒，见是莫雄，十分高兴，倒了满满一杯酒说：“莫大哥，你来得正好，陪我饮一杯。”
莫雄把手一挡：“不忙，你先在这里签个字。”说着，递上那封公文。
余汉谋看罢公文，沉下脸，问：“为何要放这些中共要犯?”
莫雄双手一摊：“现在国共合作，蒋委员长都与毛泽东握手、摸酒杯底了嘛，我们将这些人放了，多几个人去打日本仔不好吗?”
余汉谋不耐烦地说：“莫大哥，政治上的东西你不懂，这些要犯放不得，你不要理这样的事了!”
莫雄见一时难以说动，拉下脸，说声“告辞”，便一转身大步离开，不管余汉谋在后面乱叫。
他刚走到大门口，正碰上第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徐景瑭。徐景瑭是余汉谋的拜把兄弟，与莫雄有多年交情。他拦住莫雄问：“莫大哥，来去匆匆，有何贵干呢？”
莫雄气呼呼地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徐景瑭虽然不明白莫雄要放这些中共“要犯”用意何在，但碍于面子，还是答应帮莫雄去找余汉谋说一说。
见到余汉谋后，徐景瑭帮腔说：“莫县长要求放这些人，总司令你就放了吧!”
“拿来吧。”余汉谋虽有些不情愿，但也不好太悖莫雄的面子，便在莫雄呈上的公文上签字：“准予全部释放。”签毕，他再三叮嘱莫雄说：“这些高级共党你不能放出去，让他们在你的司令部当兵吧。”
莫雄拿到余汉谋的签名，喜形于色，连声应承，说着就要告辞。
余汉谋那里肯放，说：“莫大哥大老远从南雄赶来，酒还没喝呢。正好今晚我有个宴会，你就陪我参加吧。”
在这个宴会上，余汉谋又喝醉了，只见他醉醺醺地哭着，搂着莫雄的肩膀，喃喃地说：“莫大哥，为什么不陪我……多饮几杯?”
第二天，莫雄急忙赶回南雄，将24名中共高级干部全部释放了，并给他们送上路费。数日之间，这些共党干部各奔东西，杳无踪迹。
放走了“要犯”，承审员黄仲宏终日提心吊胆，他向莫雄打了多份请假报告，谓乡间父母年老多病，亟需其回乡侍奉汤药。他也不待莫雄批准，擅自告长假走了，再也没有回南雄。
莫雄没料到黄仲宏这么胆小，但自己也觉得有点怪，在释放“要犯”前所释放的几百名红军战俘，此事并无请示余汉谋，事后也没有向他汇报。对这样重大的事情，余汉谋不会不知道，但他一直没有查究，真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这时，桌边的电话铃响了，一接是第十二集团军后方医院院长古鸿烈打来的，说要请莫大哥到他的医院，他要介绍在这里养病的古大存与之认识。
莫雄一听是“古大存”，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问了一句：“就是那个红十一军军长古大存？”
古鸿烈大笑着说：“正是此人。他可是让国民党军闻风丧胆又恨之入骨的人呢。你见不见？”
“见，见，见。”莫雄一拍手道，“我和他是老朋友了。”
后方医院设在南雄县城郊。半个小时后，莫雄见到这传说中的红十一军军长。
古大存体魄健壮，两肩宽阔，仪表威严而又健谈。他也敬佩莫雄的侠义心肠。两人彻夜长坐，谈兴大发，从东征谈到北伐，从内战谈到外战，从陈炯明谈到袁世凯，从孙中山谈到蒋介石，天下大事，国家兴亡。当然谈得最多的是关于抗战，牢骚最多的也是关于抗战。
古大存是广东五华人，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征时他曾在建国粤军第三师长张民达部当政治宣传员。张民达师是一支名将辈出的勇猛之师，叶剑英当参谋长，莫雄当第一旅长，薛岳当团长。古大存听说莫雄打战勇敢，爱兵如子，便想以他的事迹鼓舞全军的斗志，于是请叶剑英介绍他和莫雄认识。他和莫雄认识后只谈过两三次，但莫雄那种视民若父、爱兵若子，至诚至直，勇猛善战的品性及作风，却给古大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莫雄也记住了古大存这位能文能武的小伙子。
古大存告诉莫雄，东征胜利后，他受中共党组织委派，回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并于1928年8月成功领导梅县暴动。1930年5月，他在东江正式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任军长兼代政治委员。1935年春，他率部突围后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仍隐蔽在群众中坚持斗争。1938年带病外出寻找党组织，经汕头、香港、广州到武汉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同年9月，他回广州，与云广英接上了头，并在古鸿烈所在的医院治病。古鸿烈是他五华同乡，是有名的外科医生，思想进步，支持抗日，把最好的病房让出来给他住，并亲自为他动手术割治颈上的痈疮。这个三年多来一直折磨着他的毒疮，至此才算根治切除。谁知手术后不久，广州便沦陷，他只好撤到南雄，继续养病。
古大存眼看窗外已是朝霞辉映，他站起来，激情地说：“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每一个不愿做奴隶的炎黄子孙，每一个不甘屈辱的爱国军人，都应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再不要分裂，再不要倒退，应该捐弃前嫌，真诚合作，奋勇前进，去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莫县长乃东征老将，北伐前锋，也是中共的诤友，民族的精英，我相信在目前的形势下，定能分清是非、抑邪扬正，做出一番有利于抗日救亡的大事来的。”
莫雄连连摆手说：“不敢不敢，老兄过奖了，我这个人，才疏学浅、不学无术，不会拍马屁，不会看风使舵，混了几十年，官越做越小，但有一点足以告慰的是没有昧了良心出卖过朋友，也没让人家乖乖地当炮灰。你若信得过我，我倒有个想法，只不知……”
“莫县长但说无妨。”
莫雄知古大存是将才，心血来潮，禁不住坦以心迹：“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我司令部参谋长正是空缺，不知将军是否肯屈就？”
“行，只要老旅长看得起，古某愿为抗日出力。”古大存欣然接受，不过，他又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做你的参谋长，余长官可会同意。他可到处悬赏我的人头呢。”
1928年，余汉谋部疯狂向东江各县大举进剿，专门成立了“灭古委员会”，到处悬赏格缉拿古大存。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古大存带领一个三人小组，来到小坑、下坡、大坑等村穷苦农民开展对敌斗争。有一天，大坑村农民正在忙着下田插秧。古大存打扮成商人模样走出村口。一个农民提醒说：“老古啊，外面风声紧，隐蔽一天再走吧。”古大存没往心里去，谁知刚出村不远，大路那边迎面来了一队国民党兵。古大存看往回走是不行了。他急中生智，说时迟，那时快，立即闪入树丛中，脱去外衣，现出—身农民装束，从容不迫地下田跟农民插秧。—会儿，国民党兵走近田边，大声吆喝着：“你们听着，谁抓到古大存，赏光洋—千！”但国民党兵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要抓的古大存正在他们眼皮底下!
莫雄听完古大存说的故事，笑着说：“此一时，彼一时也。我马上给余长官写个请示。”
说来也怪，接到莫雄的请示，余汉谋复文照准。这样，古大存这位红军将领正式担任了广东省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并从红十一军调来郭大同、李镇清两个军事干部到莫雄部任参谋。
一个区的游击参谋长的工作，对于古大存这样一位宿将来说，当然是游刃有余。无论是筹建阶段、训练阶段和往后的活动阶段，诸如动员兵源、选任各级军官、组建司令部、制订各种制度，组织侦察及收集情报等等，他都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提出计划、方案和办法，与莫雄切磋研究，然后坚决果断地付之实施，不到两个月，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莫雄对这参谋长的德行和才干非常赏识和佩服，古大存亦尊重莫雄的气质和胆识，他们真诚合作、配合默契，心情都比较愉快。
古大存特别重视情报工作。每天晚上九点钟，他都亲自将收集到的有关广东战场敌我友各方面的重要情报进行分析整理，交机要员陈耀之用两种密码译成电文(其中“东密”系古大存与新四军通讯的专用密电码)，由他校核无讹后才交由电台，分别拍发上级机关和新四军总部。当陈耀之在译电时，莫、古二人则坐在办公室谈论分析当日的情报，娓娓而谈，一直忙到零点左右。
这天说到兴起，莫雄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论持久战》给古大存看，说这是叶剑英送他的。
那是在去年8月间，当时武汉还没沦陷，莫雄到汉口意外地见到了叶剑英。故友重逢，分外话长。叶剑英自1925年粤军第一次东征胜利后便与莫雄分手，一别十余载，这些年莫雄对他的行踪时怀远念。莫雄请教叶剑英对抗战的看法，叶剑英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坚持团结抗战，俟之以时日，待日本侵略者筋疲力尽，我们再给予全力反攻，日本侵略军必然失败。
说着，叶剑英像想起了什么，说：“你等一下，我给你一本书看，看过之后，你会懂得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他走到书桌前，从抽屉中拿出一本油印的纸质粗糙的书，转身递给莫雄。莫雄接过书一看，上面印着红体大字：《论持久战》，署名“毛泽东”。叶剑英接着说：“你大概很少看中共的书吧，其实，共产党的书是有真理的!”对共产党的书，莫雄的确是很少机会读。因此，他说：“剑公，这本书送给我好吗?”叶剑英呵呵地笑着道：“我就是送给你的!”
听完介绍，古大存边翻《论持久战》边说：“这的确是本好书。此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必然性以及战争中三个阶段的联系，最后作出必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科学论断，它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路。”
“古参谋长说得没错，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很有帮助，是全国军民必读的课本。我打算自己出资，从速翻印《论持久战》2000册，印好后，分送给所属部队及好友。”
“这是个好主意，要让更多的国民党官员都来读读这本书。”
“我决定将司令部的全部事务都交与你处理，还打算成立司令部政治委员会。由你兼任政委。”
古大存委婉地解释说：“您这个想法真是大胆和进步。不过，目前国民党所领导的部队都不设政委，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设政委，一旦司令部改为政委制，势必引起诸多误解和怀疑，对统战工作不利。我看，还是不要轻易改制为好，而应把注意力放在争取扩大游击武装的问题上。”
莫雄想了下，觉得有理：“还是先生考虑得周到，就按你的意见办。只是粤北现为抗日后方，国民党省府和军队大部分都麇集在这一带山区，费用浩繁，经济十分困难。南雄虽划为游击区，但以广东全省来说则属于后方，领械不在优先发放之列，故司令部成立后，基本队伍武器不足，平时训练的枪支弹药都不够，怎么扩大游击武装？”
“这个问题我也想到了。我已请求新四军总部支持。他们答应拨给我们一百多支枪和一批弹药，很快就到货。”
莫雄击掌叫好：“新四军真是够朋友，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你代我好好感谢叶挺军长和项英政委！”
古大存见莫雄正高兴，便提出一个要求：“我们党组织想在南雄办两期政治训练班，时间约两个月，学员共400多人，其中有一半是您从南雄监狱释放出来的同志，其余一半是各地党组织送来的党员骨干，想请莫司令支持。”
莫雄知道这“政治训练班”实际上就是中共党员干部训练班，豪爽地说：“小事情，训练班的住房和伙食费由我们包了。古参谋长，这事你就全权处理吧。”
古大存在莫雄身边工作了近半年，1939年2月，莫雄调任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二十三区游击司令部撤销，古大存亦因此离开了游击司令部。同年秋，他被选为广东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离开韶关到延安，后留延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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