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十四章：陷阱。
1
听说蒋介石被扣，赣粤边游击区人人都像过年似的高兴得手舞足蹈。但对于事件的走向却众说纷纭，焦点就是蒋介石会不会被释放，彼此争论得十分热烈。绝大多数人认为，抓蒋介石，然后杀了他，这是人心所向的事情，放掉他无疑是放虎归山，会给中国百姓带来新的灾难，怎么能放呢？还有的说得更肯定：“会杀”，“该杀”，“绝不会放的”。
“我认为，还是有放的可能的。”项英忽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你这是什么屁话！难道蒋介石杀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够多吗？”一个全家被国民党军杀害的同志一听项英说“放”就跳了起来，颇为激动地说，“除非叫你项英处理才有可能放，别人处理就不会有放这个可能！如果他在我手中，我剁他十八块。”
项英对那人激动的说法并没有介意，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要是叫我处理，我就放，因为这对整个国家民族有利。现在日军大举入侵我们的领土，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摒弃前嫌，一致抗日救国。”
“你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调。要不是看你是领导同志，我非把你打成反革命不可。”
项英的上述说法虽未能说服大家，但却引起大多数同志的深思，引导大家从国家民族全局的利益来考虑问题。
“大家莫争了。很快就会有结果，”陈毅及时阻止了这场争论。
不久传来消息，蒋介石真的被释放了。许多向志说：“还是项英同志的水平高，看得远，看得准。”
原来不同意项英看法的那个同志特向项英表示道歉：“你是领导，政策水平高，大人有大量，千万莫生气。”
“生么格子气哟，都是自己的同志。”经过这两年多的磨练，项英变得沉稳许多。他提醒大家说：“现在蒋介石被释放了，并不意味着和平曙光就要到来，我估计国民党军将会发动新的进攻．要立即通知各县委、各游击队提高警惕。我建议把北山游击队从油山调回北山，并将信丰两支游击队转移到北山地区，与北山游击队会合，努力筹款，以迎接新的斗争。”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不仅当场扣留了送他到南京的张学良，而且背信弃义地下达密令：务必趁与共方谈判之机，实行“北和南剿”的方针，消灭共产党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和地方组织。
驻赣州的四十六师得令后加紧了对油山各游击区的“清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下项英、陈毅的人头。
戴嗣夏这回换了个新招术叫“大抄山”，即将山下的村民编成“抄山队”，每一队有两三百人，配合一连正规军分七路同时“抄山”，合围游击区。眼见得山上山下到处是一队队穿黄军衣的国民党官兵和穿黑衣服的保安团，山山梁梁四处响起枪声。
项英随即同信康赣县委机关由信丰潭塘坑转移到上乐钟鼓岭一带活动。他心里清楚，随着日本人侵华步伐的加快，全民抗日救国高潮必然会到来，眼前的一切困难都是暂时的，必须咬紧牙关挺住！就像寒冬里那一树树梅花，愈是天寒雪冷，开得越盛越香。
就在转移途中，中共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前来报告：“不好了，原特委委员、组织部长王龙光跑了，他留下了枪和子弹，还留下一张纸条，说他不是想要背叛革命，只是受不了游击队的苦，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但绝不会出卖组织和同志的。”
“那他有没有带走什么？”项英气得脸色铁青，自从去年底那次会上点名批评王龙光大吃大喝作风严重后，王龙光就一直躲着他，不愿意随项英一起行动。
“他带走了打土豪得来的一笔钱，还拐走了村里一个小寡妇。”刘符节说。
“这个没出息的家伙。”项英恨恨地骂道。
“既然他不叛变，就暂时别理他了。”刘符节说，“明天是2月11日，又到春节了，我们该如何过年呢？”
项英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根本没心情过，淡淡地说道：“这个节骨眼上还谈什么过年啊？”
“说得也是。”刘符节理解项英的心情，“敌第四十六师存心没想让我们过节，他们在保安团、‘铲共义勇队’的配合下，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大规模‘清剿’，重点仍是信康赣地区。这次，他们换了个花招，组织当地上万乡民上山，进行大砍山、大抄山、大烧山，要把所有能藏人的树木砍光，把茅草烧掉，妄图使游击队无藏身之地。”
项英听后，深思熟虑了一阵说：“我们要抓紧制定反抄山的措施：立即拆除所有搭盖的棚子，机关工作人员到山外隐蔽；游击队转移到山外，配合当地的秘密游击小组，袭击敌人的后方；警告保甲长不得胡作非为。一句话，敌人进山，我们出山，同他们换个防好了。”
项英说到这里，忽然轻松起来。
各游击队按照项英的指示，跟敌人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只不过这游戏不那么好玩，搞不好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就在几天前，大庾边境工作组组长叶明魁同志在附近开展工作时，被一个叛徒出卖，报告了国民党保安团，他们立即带人前去捉拿叶明魁，遭到叶明魁的坚决反抗，他掏出手枪连续击毙好几个敌人之后，自己也身中数弹，倒在一条水沟里牺牲了。
一个群众前来报信说，保安团将在池江西北丫山脚的一个地主家大院里聚餐庆功。游击队长曾彪决定带领一队队员趁着深夜，敌人吃饱喝足，防备松懈的时候突袭保安团，打他个措手不及，为牺牲的同志报仇，也好给游击队添点粮食和装备。
这天夜里凌晨三四点，虽然春节已过，但依然寒风凛冽，冰凉刺骨，曾彪带着十几个游击队员来到保安团聚餐的大院。曾彪和一名队员翻墙进去，准备给队员们开大门，不料惊动了地主家养的一条恶犬，对着他们狂吠，把已经酣睡如泥的敌人惊醒了。
几十个敌人端着枪将他们团团围住，院子外面的队员听到里面的动静，马上鸣枪把敌人引了出去，曾彪趁机突围，但因为他身材魁梧，没等他跑出多远，一颗从背后飞来的子弹便穿透了他的左胸，他顿时失去了知觉。
两名队员赶紧上前搀扶着他撤退，由于天太黑，刚从梦中醒来的敌人摸不清曾彪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不敢继续追出去，游击队员们才得以脱险，可是队长曾彪却因失血过多，在半路上天还没亮时就咽气了。
得知叶明魁和曾彪牺牲的消息后，项英很是痛惜，估计敌人会加大搜山的力度，于是他立即部署下去，要各游击队注意隐蔽，暂时不要与敌人正面冲突。
当晚，项英和刘符节同警卫班长胡大炳、警卫员曾忠山、丁上淮等一行五人，用兜圈子的办法同敌人周旋。当敌人未进山前，他们先在深山密林里隐蔽；当敌人进山“抄剿”时，他们则转移到坑外隐蔽；等敌人回到坑外时．他们又转入坑内。
2月下旬，项英一行五人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来到大庾县新城平原的鹅湾里村。它位于章水东岸，西岸的新城是一个大集镇，是国民党的区署所在地，有保安队驻守。
项英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住了三天三夜。
三天后，刘符节欣喜地报告说：“敌人到处砍山到处烧山，遭到广大村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并告到江西省政府那里去，四十六师迫于各方面压力，原定大抄山一周的，搞了三天只好草草收场。老周，你又可以回信丰了。”
“不，我想到北山去看看老刘，不知他的伤愈合得怎么样？说实话，几个月没见，我心里真想得慌呢。”项英望着南方说。
“我这就去安排。”刘符节知道，项英和陈毅在斗争中结下了很深的革命情谊，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共商大事。
2
“老周啊，这半年不见，可把我想苦了，你瞧瞧，灶上挂的那两只腊野兔子干还留着等你回来下酒呢。”陈毅见到风尘仆仆赶来的项英，兴奋得不知所措，要聋牯赶紧叫司务长张罗几个菜，他要好好给项英接风。
“别急，我们先杀几盘棋再说。”项英是个“棋篓子”，棋艺不高，棋瘾2很大，在游击队中唯有陈毅是对手。
“谁怕谁啊。”陈毅拿出一副用竹子自制的象棋，三下五除二快速地摆着棋。两人马上对杀起来。
“大老刘啊，我们困在这莽莽油山之中，信息实在太闭塞了，除了突围前收到党中央的两份电报以外，就一直没能与党中央联系上，而且与南方其它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也完全被隔断。龚楚正是钻了这个空子，才以湘南游击队的名义引我们上钩。”项英把一只棋子重重压在棋盘上，看来得不到党中央的消息，他一直心里没底。
“是啊，我曾多次写信给鲁迅、茅盾两位先生，千方百计寻找同党中央联系的途径。可是，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杳无回音。”陈毅利索地回了一步棋。
此前，他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内容非常“直白”的信：“我是史铁儿的朋友，史铁儿去世以前，我跟他是在一起的。我们都非常关心史铁儿的家属，不知您能否费神打探一下，告诉我们。”史铁儿是瞿秋白在上海发表文章的一个化名，瞿秋白和鲁迅先生的那种亲密的革命友谊，是尽人皆知的。陈毅觉得鲁迅先生如果收到这封信一定会知道真实含义的，但一样没有回信。
“现在邮检这么严，恐怕信很难到鲁迅手里。”项英分析道。他俩都没有想到鲁迅先生早已于1936年10月病逝。
“昨晚，我从国民党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红军主力横渡金沙江的消息。那里可是险境啊。我有感而发，写了首诗，给你念念。”陈毅喝口水润润喉，念起来，“微石终能填血海，大军遥祝渡金沙。长夜无灯凝望眼，包胥心事发初华。”
“老刘，我就喜欢你乐观开朗的性格，条件再艰苦，也不忘写诗明志，你的诗就像你人一样明朗向上。”项英长长地喷了一口黄烟，“你这首诗就把我们对党中央迫切思念的心情都写出来了。我们不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啊，我们是有组织的人，无论如何也应当同中央建立联系，听取中央的指示。”
“哎，要是能派个人去陕北就好了!可是谁能够去陕北呢？我腿脚不好，阿丕和尚奎对路途又不熟悉。”
“派人去？路上危险太大，绝对不能冒险。山下现在是蒋介石的嫡系四十六师控制区，重重包围之下，哪能出得去？”项英摇头反对。
“这话提醒了我。既然敌人能派叛徒来欺骗我们，我们不妨也派人到敌军内部做点兵运和情报工作。”陈毅说。
“这是个好主意，但实施起来谈何容易，有合适人选吗？”项英放下烟斗问。
“有倒是有一个，他叫陈海，原名陈宏，是红六军团长征时的掉队人员。陈海在油山当过游击队长，熟悉当地情况。我看可以给他一笔经费，派他到国民党部队中继续做兵运工作。”
项英有些拿不准，问道：“这个人可信吗？你是怎么知道他的？”
“说起这个陈海，他可是个‘奇葩’。”陈毅明白项英的担忧，便跟项英详细介绍了他与陈海打交道的经过。
前年，陈海托人带信上山，自称是从陕北来的，带来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要面见负责同志，口气大得很。陈毅便派交通员去见他。
这陈海能说会道，对红军内部情况也很清楚。交通员问他党中央有什么指示，他却说：“你级别不够。这个指示很重要，要见了负责同志才能谈。”
交通员跟他说负责同志不在这里。他摆摆手说：“你甭想骗我。我知道，红军长征以后，负责人到了油山，我一见面就认识了。”
陈毅虽然觉得陈海有些蹊跷，不能深信，可不信又怕错过机会，因为在他心里，始终有一个党中央会派人来的信念。于是经过两个星期考察、确定他不是敌人的探子后，陈毅便决定以老刘的身份跟他见一面。
谁知见面以后，陈海又说不是党中央派来的，只是六军团的一个干部。六军团长征时，他掉了队，现在是来归队的。陈毅狠狠地批了他一顿，问他为什么冒充是党中央派来的，他有些委屈地说：“我要不说是中央派来的，你们就不会见我。”
接着，他详细地介绍起自己来，由于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流落到大庾城郊修马路。湘赣省委找到他后，便派他和陈桂华一起到国民党五十师做兵运工作。他们两人工作不慎，被敌人发觉后逃到了赣南，又通过关系找到信康县委。前段时间，正逢叛徒龚楚窜到赣粤边进行破坏活动，信康县委感到他们两人形迹可疑，就加以扣留审查。后经过考察没有发现叛变行为，就把他们两人释放了。为了取得陈毅信任，他说他在修马路时和粤军混得很熟，粤军生活很苦，怨言较多，他可以从中搞兵运。
项英听说陈海能搞兵运，顿时来了精神，因为游击队最希望就是国民党的士兵暴动。“我正准备让你具体负责白军的兵运。你可以让陈海试试，给他一笔经费，但要他注意安全，长期隐蔽，不要轻意和我们联系。”
“好，我去安排。”陈毅点头道。
没想到，陈海这颗“棋子”还真起了一点作用。陈海和陈桂华打入到余汉谋部队后，很快在第一师和第二师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等秘密组织。中共上海地下党派张斌，红六军团也派吴俊卿到余汉谋部开展兵运工作。陈海、陈桂华跟张斌、吴俊卿接上了头，并直接受他们的领导，而与赣粤边特委发生横的关系。但后来陈桂华不幸泄露身份被捕，张斌与吴俊卿逃离余汉谋部，陈海未暴露身份，仍留在粤军中，并直接接受赣粤边特委的领导。陈海曾几次进梅山游击区，向陈毅当面汇报工作，每次来还带些国统区报纸刊物或港沪出版的进步报纸。
去年冬，陈海报告说，国民党有一个连内部情绪非常不稳，其中第三排有一个班长，过去当过红军，已经跟他有了联系。这个连要全连搞过来也许不容易，但第三排有把握，第二排可以搞一半，说得有鼻子有眼。他又说：“国民党的兵就是要钱，兵运的时候恐怕得花点钱。”特委便给了他一些金条。谁知过了一个多月，他又跑进来说：“这个连好容易有点眉目了，想不到忽然开走了，开到广东三水去了。这个连怕不行了，别的连还有办法。我总要在兵运上作点贡献。”他又强调说，给他的钱没敢乱用，会用到合适的地方。陈毅指示说，现在暂不要动。凡事不必操之过急，应该钓大鱼。他给陈海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的消息，与他们取得联系。
3
4月底，大山上开满映山红、布谷鸟响满山谷时，敌人又来“抄搜”北山，他们竟然点燃了一片山林，风高火势大，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大火几天不熄。项英、陈毅被迫从北山转移回梅山。
5月2日，山下的内线交通员黄亚光送来一封机密信。信正是在敌四十六师做兵运的陈海写来的。信中说，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庾城南大饭店里会面。陈毅第一时间把这信交给项英。
项英看信后很高兴，但问了一句：“这个陈海可靠吗？”
“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可靠的。陈海毕竟是我们培养的，知根知底。如果再派人去核实，怕错过和中央取得联系的机会，不如我亲自下山一趟。”陈毅蛮有把握说。
项英说：“还是慎重点为好，如果去，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二天，天麻麻亮，陈毅由新任大庾县梅山区委书记黄古龙带路，一同下了梅山，并悄悄进入大庾县城。城里驻扎着四十六师一个团，戒备森严。
陈毅对黄古龙说：“陈海在信中所提到的城南大饭店我们都不熟悉，不妨先到陈海家去看看，探个虚实。”
黄古龙点头说：“这样也好。”
两人不选大路专拣小巷走，走近陈海家住处时，见门口一个妇女正坐在小板凳上搓洗衣服。黄占龙估计她是陈海的老婆，便上前问：“大嫂，陈海在家吗？”
女人连头也不抬，随口说了句：“他呀，一早就上‘团部’去了。”
“团部”？陈毅没有细想，以为女人说的是“糖铺”？他们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赶往广启安糖铺。广启安糖铺是特委设在大庾县城驿使门外梅峰桥头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老板就是给陈毅送信的黄亚光。陈海曾交代说，这个交通站可成为山里来人的落脚处，但负责人最好不要轻易到那儿去，怕出意外。陈毅以为陈海可能在那里等他们。
已近中午，街上一片喧闹，不少小贩在沿街叫唤。快到糖铺门口时，陈毅猛然发现一群国民党兵正在那里搜查，暗叫不好，赶紧拉着黄占龙迅速拐进糖铺对面的一家茶馆。
进得馆子后，陈毅拣了一张临窗的桌子坐下，把草帽放在一边，像老茶客般要了一壶茶一碟花生米，口里在假装与黄占龙聊着生意，暗地里却在观察对面的动静。
一个黑汉子忽然坐到陈毅面前。陈毅仔细一看，这不是糖铺做糖师傅老曾吗？老曾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压低声说：“陈海叛变了!昨天夜里他带着国民党兵把店里的黄亚光抓走了。你们快走!”说完，便转身而去。
突然大街上哨声四起，开始戒严。国民党兵正封锁路口，四处盘查行人。
“跟我来。”黄占龙熟悉地情，领着陈毅走出茶馆后门，穿过一家矮小的民房，七拐八转，绕小道顺利出了城。
出城后，为了避免引人注意，陈毅决定两人分开走，各自取道回梅山。
看看天色尚早，陈毅没有直接回梅山，而是绕了一个大弯，等太阳渐渐偏西，周围没有异常，这才踏上进山的路。
正是五月天，气候不冷不热，田里开始泛青，农民们在地里忙着除草。要不是在战时，倒是欣赏田园风光的好时候。陈毅心里有事，无意赏景，谁知刚走了十分钟，叉道口突然走出一队国民党兵，见躲避不过，只好佯装无事，继续往前赶。
“哎，站住。”领头的一个敌兵跑上前拦住他，恶狠狠地说，“给我们带路。我们要去斋坑。”
斋坑，不正是指挥机关驻地吗？难道叛徒陈海带人搜山啦？陈毅脑瓜子在快速运转着，口里却不慌不忙地推托说：“老总，对不起，我是外地人，路不熟。”
那个敌兵也听出了他的四川口音，瞪着眼睛问：“你不是本地人，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陈毅笑了笑，往大庾城方向指了指：“我是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里来买点雨前茶。”
敌兵命令说：“教书也好买茶叶也罢，你先给带路。我们大队伍马上就要开过来了。”
“那好吧。”陈毅没有法子，只好在前带路。
“不得无礼。”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听说陈毅是“教书先生”，说话沉稳，上前把士兵斥退到一边。主动过来与他攀谈：“先生不用害怕，我父亲也是教书先生，刚才有失礼之处请多原谅。”
“没啥子事。”陈毅见这军官说话斯文估计是读书人出身，便与他天南地北地聊起来，说这一带绿茶叶确实不错，就是制茶技术差了些……
一路上，陈毅和军官聊得很开，心里却在打鼓，他得早想办法摆脱为妙。要是叫叛徒陈海赶上来，自己的身份露馅那就糟了。
初夏天，气候易变，刚才还是太阳当头，一下便乌云罩顶。说话间，来到一个村庄，陈毅见路边有个茅厕，便来了主意，说今早吃了点冷食闹肚子，得进去方便方便。
军官见天快要下雨，便说：“你去吧，我们在村公所等你。”带着队伍疾走。
陈毅说声“对不起”，一下钻进了茅厕里把门关住，见他们走远了，赶紧跑进山后的树丛中躲藏起来。天上雷鸣火闪，猛然下起雨来，他无处躲雨，只能摘一张芭蕉叶盖头，全身上下很快被淋湿。
雨断断续续下了一个小时，又收住了。一队队国民党兵骂骂咧咧地从山里出来，往大庾城方向撤，一个个成了“落汤鸡”。显然他们刚搜过山，只是不知道可有收获？陈毅开始为山上的同志担忧起来。
又等了一个时辰，天完全黑下来，路上已没有人影。陈毅断定敌人真的走了，才抄小路摸回斋坑，找到他们住的那个棚子。棚子里空无一人，里外一片狼藉，东西被抢劫一空！
陈毅在棚子附近找了一遍，到处是高过人头茅草和黑黝黝的树林，一个人影都没有。凭经验，他估计同志们并没走远，还藏在里面，便试着叫了几声：“我是老刘，刚从城里回来。敌人已经走了，大家快出来吧!”
开始时，他的声音还小，喊了几遍均没有人答应，后来他开始着急，声音便越喊越大。他一个个地呼喊着“老周”、“尚奎”、“阿丕”和警卫员“聋牯”、“宋生发”的名字。可还是没人应。
他担心天亮后敌人很快会折返回来，一场大搜山肯定难免，有些焦急地喊道：“同志们，难道你们都转移了吗?不可能吧!难道我老刘的口音也听不出来吗?请快快出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吧!”
陈毅不禁想起今年春天敌人大搜山，他们与敌人猝然遭遇，跟随他的两个警卫员也被打散。他一个人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又冷又饿。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老表把它当作喂猪的好饲料)拿着咀嚼。第二天，他饿得实在爬不动了，连到沟边取水也没有力气了，只好静静地躺着。幸亏第三天，警卫员们在山里找到了他。他对自己说，这次，可无论如何不能“掉队”啊。一种莫名的孤独感顿时笼罩全身。
天又下起了小雨。
4
整整喊了一个小时后，终于有了回答。
“老刘，是你吗？”警卫员宋生发对陈毅的声音和形象最为熟悉，确定他是独自一人周围没有伏兵后，第一个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随后，项英、杨尚奎和陈丕显等各自从不同地方钻了出来。劫后余生，大家紧紧地握手，拥抱在一起。
“老刘，我们多担心你回不来了呢，这个陈海一定没想到你会到大庾城跟他见面，他怕夜长梦多才迫不及待地带着国民党兵来斋坑的。”陈丕显分析说，“我们所在的山光而高，只有山窝里有些芦箕。陈海坏得很，知道我们有哨兵，没走大路，而是带着敌人从后山包抄上来。幸亏负责放哨的曾忠山发现，但来不及回棚子报告了，便大吼一声：‘反动派来了，快走!’边喊边举起枪打，顺势把敌人往山下引。我们听到报警枪声后，立即拿起枪冲出棚子，转到附近小山包上藏起来。”
“同志们都还好吧？有没有人牺牲或被捕？”陈毅关心地问。
“我们机关本身的人没事，早已设计好逃生的道路。不巧的是，两个到指挥机关汇报工作的交通员不熟悉地情，冲出棚子后迎面碰上敌人。这两个交通员，男的姓殷，女的叫彭妹子。老殷挺机灵，当敌人用枪刺对准他时，他急忙举起手中的布伞虚晃了一下。敌人摸不准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武器’，吓得倒退了几步，老殷趁势转身就跑，很快冲出了包围圈。”陈丕显说。
“那彭妹子呢？”陈毅追问。
“彭妹子没经验，只顾从山下往山顶上跑，不会躲到草丛中，最后落入敌人的魔爪。”陈丕显说，“我在草丛中听到敌人在喊：‘捉到一个‘土匪婆’了!’随即传来对彭妹子拳打脚踢的声音。敌人大声逼问她：‘这山上一共有多少人?’我心里有点急，怕她经不起敌人的恐吓，万一说出什么来那就糟了。然而，不管敌人怎样骂她打她踢她，她始终坚持说：‘就两个人。’”
“后来呢？”这彭妹子可是陈毅的救命恩人呢，他不禁为其安全担忧起来。
“彭妹子是好样的，不管敌人怎样威胁她拷问她：‘你们的“大头子”藏在哪里?’她怒目相向，只字不吐。敌人恼羞成怒，更加狠命地用拳头揍她，用枪托打她。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好像昏死过去，被敌人扛下了山……”陈丕显难过地说。
陈毅听了，久久不说话。
“这次事件比北山那次还危险，我们差点被连窝端。说来有些奇怪，在这方圆不到几百平方米的小山包上，上百个敌人包抄我们，搜了近两个小时，除了彭妹子外，其他人一个也搜不到，算是幸运。”杨尚奎说。
“山上虽然树木不多，但所幸的是茅草很茂盛。有个敌人离我不过几尺远，我的手枪早已上膛，准备随时扣动扳机。”平时不爱多说话的项英也说起自己的险境，“幸亏那敌人草草看了看，掉头而去，否则我将和他同归于尽。”
“还有更险的呢。一个敌军官气急败坏，命士兵放火烧山。他们刚在草地上放起一把火，火迎着风势，噼里啪啪地烧起来，我哪个急啊。谁知就在这时，天上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雷声轰鸣，不一会儿，一场大雨哗啦哗啦落下，把火苗通通淋灭。敌人见火烧不着，一个个反被浇成落汤鸡，时近黄昏，只好灰溜溜地吹号集合，收队下山。”宋生发心有余悸说。
陈毅想起了进山时的那场大雨，看来真是一场及时雨。
陈丕显接过话头说：“我开始也以为敌人走了，正打算从草丛中往外钻，心里又暗自想道：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还是小心点为好。我拨开草缝朝外一瞧，真危险!原来他们假装退却，却把队伍埋伏在山脚。刚才，要不是老刘你在喊我们，证实敌人真的走了。我们还不敢出来呢。”
项英说：“既然老刘安全回来了，我们也就放心了。我看这里已不安全，必须立刻转移。”
当晚，他们一个急行军，一口气走了三十多里路，才在斋坑北边的一座山里隐蔽下来。
果然第二天，敌人便调来大批兵力，把斋坑围得水泄不通。他们还带来了猎犬四处寻踪，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到了晚上，敌人也没撤，打开探照灯四野照射，漫无目的地乱打枪乱喊叫。
这一幕，陈毅他们在对面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彼此虽然相隔三十多里路，但实际上山与山之间的直线距离并不远，看着敌人如此折腾都觉得好笑。
陈丕显感叹说：“要不是老刘及时回来，催着赶快离开斋坑，我们恐怕早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出不来了。”
宋生发说：“要不是老天下大雨把火淋灭，我们也要被烧死在里面。”
陈毅风趣地补了一句：“这真是托马克思在天之灵啊!”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当天深夜，警卫员曾忠山和交通员老殷也摸到他们隐蔽的地方。原来那天，曾忠山开枪报警、撂倒一个敌人之后，便就势滚下山沟。敌人为了“捉活的”，没有朝他开枪，只是在后面紧追不舍。可是追了老半天，却不见了他的身影。他脱离危险后，摸到附近一个老乡家里躲了起来。随后，他向那个老乡买了一把砍柴刀，装作砍柴人出来寻找指挥部，路上遇到了老殷，两人一路寻找，总算安全归队。
项英和陈毅他们在山上藏了一天一夜，一无米二无锅，什么也没吃。还好，曾忠山拿出买来的五六两米，用一只压扁了的搪瓷缸当“锅”煮了一顿饭。
每个人早已饥肠辘辘，饿得发慌，可是谁也不愿多吃一口。五六两米，八九个人吃了一餐还没有吃完。最后，把剩下的“饭”拌着采来的苦菜叶熬成了“稀饭”。那些“稀饭”的饭粒粘在苦菜叶上，被大家你一筷子、我一筷子都吃光了。
陈毅笑着对大家说：“别小看这几粒米，它胜过一支人参呢！”
大家听罢，皆被陈毅那饶有风趣的语言逗乐了，闹着要上山捕蛇、捣蜂窝吃。
这一次大搜山，敌人先后调集四个营的兵力，把梅岭团团围困了二十多天。同志们忍饥受冻，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磨穿多少双草鞋？陈毅腿脚不利索，下山时经常是滚着下的，打了无数筋斗，项英真担心他会跌落悬崖中……
梅岭事件总算有惊无险度过。事后查明，“梅岭事件”与“北山事件”一样，都是叛徒们阴谋策划的。有一天，地下工作人员李品仙到南雄的里栋采购药品和食盐，不巧被叛徒何长林发现，何长林对他多方进行威胁利诱，只要捉拿到项英、陈毅就重重有赏。毫无骨气的李品仙叛变了，当场供出了在敌军四十六师中做兵运的陈海。
敌人连夜把陈海抓起来，贪生怕死的陈海也叛变了，供出了在大庾开“糖铺”做内线交通的黄亚光。随后敌人又诱捕了黄亚光。黄亚光把所掌握的指挥机关的一切情况向敌人告了密。敌四十六师政训处便伪作了一封“机密信”，设下了骗取陈毅到大庾城碰面的圈套。陈海猜测陈毅不会轻易下山，便迫不急待地带敌人上山，企图特委我指挥机关连锅端。
当天没成功，敌人派四个营的兵力在梅山周围搜抄，并许诺“谁抓住项英，赏大洋五万”，由此多方设伏，妄图把项英他们一举消灭。但敌人的阴谋最终彻底破产。陈毅最感心痛的，彭妹子在牢中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
敌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见煮熟的鸭子竟然跑了，不禁恼羞成怒，下令将辖区划为三个绥靖区，每一个区派一个营，连同当地民团进行为期40天的“抄剿”，并要求每区至少要出30支枪，带齐40天的干粮，不“剿尽共匪”决不休兵。
项英紧急应对，要求指挥机关要更加注意隐蔽，设在最偏僻的地方，设在敌人最不容易找到的崇山峻岭中。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也要进一步作改进，不再直接与山外来人接触，同时各成员带上40天冷食，不许生火，不住山窝，与敌人“打圈子”，各游击队则跳出圈子，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
一时间，梅岭上空，乌云密布，敌人又展开新一轮“烧杀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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