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一章：南粤救亡。
1
尽管已经闻得到战争的气息，1938年的广州依然是以芳香和俏丽的节奏走进夏天的。
在西北，四月还是春寒未过时节，人们身上还裹着棉衣，广州却是一茬接一茬地开着各种各样的花，爱美的女人早已穿着款式各样的裙子和宽腿绸裤踢着木屐吧嗒吧嗒在青石板街上展示南国女人特别的美丽了。张文彬经常忙到凌晨一两点多才伴着沾着雨水的木屐声入睡。早上，他正睡得浓香，便被一阵阵激昂的歌声和口号声吵醒。
窗外，天边刚露出鱼肚白，晨风拂在脸上格外地清爽。他还不习惯广东潮湿的天气，浑身哪都是黏黏的，也还不习惯目前的工作方式，在延安是明明白白工作，亮亮堂堂来往，现在什么都不同了，一切转入地下，一切都呈隐蔽状态，只有口号声和歌声又让他倍觉亲切，来广东以前，他每天都能听到这样的歌声和口号声。
自从1937年7月27日，日本侵略者的轰炸机将炸弹砸在华南这第一都市后，广州临战的空气瞬时紧张起来，侥幸的人们还在意测，战争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华南紧邻英国殖民地香港，日军打华南就会得罪英国，因而不会轻易在广东开战，但随着战火的日益蔓延，特别是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会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日军加紧了南进的准备，巨石之下岂有完卵？
“晨呼队”是抗战初期羊城出现的一种特殊宣传队，是街头宣传发展的又一种形式。它主要由广州中小学学生和部分教师组成。每日天还未亮，队员们就斗志昂扬地集中在学校的操场上。一时间，军号声、铜鼓声大作，随即嘹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云霄：“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张文彬早已习惯“晨呼队”的歌声，这是特殊年代的“雄鸡高啼”。他翻身起床，用冷水擦了一把脸，顺手打开临街的窗户。
大街上晨雾茫茫，行人寥寥，屋檐下只剩几盏昏暗的电灯。“晨呼队”队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街头，鼓号声打破羊城的宁静，惊醒了沉睡的人们。他们边走边高呼口号：“醒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队伍愈走愈近，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穿黑裙白衫剪短发的中学女生，她带头唱起了张文彬熟悉的《救亡进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军号声、歌声、口号声交替进行，在宁静的清晨显得格外嘹亮。
“晨呼队”所过之处，屋内灯火亮了，店门打开了，人们醒来了，有的群众还跑出来，和“晨呼队”一起唱救亡歌，一起呼喊口号。
张文彬不禁被这高昂的气氛所感染，口里轻轻哼着那激扬的救亡歌。
“大张，好兴致啊！”住在另一房间的梁广也被“晨呼队”唤醒，翻身起床，走到张文彬身后。
“老梁，你也起来了，不多睡一会儿。”张文彬看着梁广充血的眼睛，关切地问道，“你才睡了不到四个小时啊。”
“你不也是一样。又是脚步声又是歌唱声，我们睡得着吗？” 梁广神情振奋地说。
梁广是广东新兴人，身材干瘦，说话干脆，办事干炼。他是香港产业工人出身。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在香港和国民党统治区长期从事秘密工人运动，1931年夏转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兼红军工人师政委，1935年冬赴苏联，在列宁学院学习，1936年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应招回国，协助张文彬筹建中共广东省委。
梁广边用冷水洗脸边说：“还是家乡的水甜啊。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时，盛世才多次挽留我在他那里干，我都婉拒了。”
“你是老广，当然觉得家乡水甜，我到现在还有两个地方不习惯。”
“不习惯什么？”
“一是潮湿，二是没有辣椒吃，盐都不肯多放点，广东人也吃得太淡了。”
“你是为这个呀，那我叫他们做菜放咸点，给你准备辣椒酱……哎大张，我回广东是为了在熟悉的地方更好开展工作，可不是为了家乡水啊。”
“你看你看，我说句菜淡了你就急了，说实在的，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工人领袖。”张文彬感慨地说，“我到广东半年多来，抗日形势发展很快，去年8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从而首先在军事上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可以说，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梁广把毛巾挂好，插问道：“我刚回来，广东的抗战形势现在怎么样？”
“同全国其他大城市一样，广州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来回踱着步的张文彬告诉梁广，当去年“七·七事变”消息传到广州时，各界群众都非常气愤，尤其是青年学生反映十分强烈，纷纷以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行列，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团体大量涌现，到处都有抗日宣传队、演讲队、歌咏队、演剧队、救护队、纠察队等群众队伍在活动，连小学生也行动起来，成立了广州儿童剧团，走上街头宣传抗日。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戴，广州有影响的新闻媒介如《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州日报》等，不时转载中共文件，报导有关陕北边区的消息，市内一些学校公开悬挂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的画像。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国共合作抗日，普遍要求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开放民主，取消“党禁”，允许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抗战。
在全国抗日形势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国民党广东当局开始表示抗战姿态，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开明倾向。去年7月15日，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四路军司令部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声称“以我们最后一滴血，为国家民族挥洒于战场”。8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发布《广东省开放民众运动的决议案》和《广东省民众武装五项措施》，表示要开放民众运动，允许人民拥有枪支以实行自卫等等。当局一些重要人物，如四路军主要将领余汉谋、李煦寰和国民党省、市党部负责人谌小岑、钟天心等，亦公开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人民动起来了，国民政府的态度也明朗了，广东就有希望了。”梁广插道。
张文彬把话锋一转：“当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当局赞成统一战线和开放民众运动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国民党的右翼顽固派，对共产党始终坚持敌视态度。国民党广东当局不承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合法存在，并在内部一再发出通知，要严厉防止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口头上讲开放民众运动，实际上仍对群众运动诸多限制。”
张文彬把窗户关好，本能地压低了声音：“昨天接到长江局的密电，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批准成立中共广东省委，以领导广东地区党的工作。”
梁广喜出望外：“广东地区党的组织终于有了统一领导，我们可以握成一个有力的拳头一致对外了。”
张文彬把拳一握，点点头：“是啊，我们早该握成拳了。”
1937年9月下旬，张文彬到广东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络后，便开始着手解决“南、市委纠纷”。他首先在香港、广州两地分别找南委和广州市委的负责人和党员个别谈话，并进行了耐心、细致地思想教育工作。同年10月，张文彬报请中央和长江局后，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党组织干部会议，改组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由张文彬任书记，原书记薛尚实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会议结束后，在南委领导下，广州市委改组为广州市工委，市工委书记由原广州市委组织部长罗范群暂代。
梁广称张文彬到广东“第一把火”烧得漂亮，南委建立后，既解决了存在已久的“南、市委纠纷”，又建立了一个直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比较健全的广东党领导班子。
张文彬顺手撕去墙壁上昨天的日历，说：“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只是个暂时的机构，它最终需要建立一个正式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因而，这半年我一直为筹建省委做准备，今天是4月18日，我已通知有关同志，正式召开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大会。”
“好啊，就在这儿开。”梁广满脸兴奋。
“不，这里不大安全。”张文彬说，“我们得换地方，找个本地人的房子。”
“哎，你们边吃边谈。”年轻的女秘书端着两碗面条走了进来，张文彬这才注意到东方已太白，初升的太阳照进房里一片清亮，街上的“晨呼队”唱着最后一支歌收队了。
吃完早餐，张文彬从柜子里把一套灰色的西装拿出来，整齐地穿好，又从床底下取出一双锃亮的黑皮鞋，麻利地套在脚上，随后从枕头底下取出一块英国罗西牌手表戴在左腕上。这套行头都是他刚到香港时组织上为掩护其身份给他购置的。他有一米八的高大身材，加上长相英俊，眉字间透着帅气，穿上西装后，更像是从南洋回来的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
而梁广则换了一套黑色香云纱绸衣，配上一副墨镜，俨然是当地商人。
“走吧。”张文彬左手提上一只黑色扇形皮包，右手不忘从门后取一把黑雨伞。
梁广看看外面的天气一片晴好，有些纳闷：“不必打伞吧。”
张文彬不置可否地笑笑。
跟在后面的女秘书笑着解释说：“老梁，慢慢你就知道了，大张为人随和，没有架子，他有个习惯，无论到哪里，都爱带一把长伞，用他的话说，广州天热雨多，有伞在手，雨天好挡雨，晴天好躲太阳，碰到有紧急情况，还可以遮掩自己。大家笑他是‘中国张伯伦’。因为英国首相张伯伦也是常常手不离伞。”
梁广一听也笑了：“想不到文彬兄在英国有一个爱带长伞的亲戚哟。”
“是的。”张文彬把伞往地上一点，做了个绅士动作，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和张伯伦握伞的区别，张伯伦是五指环握，自己则食指前伸，这是握枪带来的习惯。
2
会议地点，选在一位女地下党员家，这位女地下党员是本地居民，在广州有房子，比较安全，省委经常在她家开会。其家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正火红地开着。
参加今天省委成立大会的有省领导张文彬、薛尚实、饶彰风、梁广、林平，还有来自广州市委、香港市委、香港海委、中山县委和东莞县委的十多名代表。人不多，却有代表性。
会上，张文彬作了重要发言，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的指示，明确提出：广东工作应以建党为中心，一切工作以党组织的结果为目的。一句话，多建点党组织，多发展点党员，要为抗日储备更多的力量。
有代表问：“我们该通过哪些渠道迅速发展党员呢？”
张文彬站起来，扳着手指说：“现在全省中共党员人数还不到三百人，这怎么能领导全省的救亡运动？我们要趁现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的大好时机，大力开展群众运动，以争取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同时，还要派遣一批党员到以国民党当局名义组织的群众团体中去任职，将其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从而建立和扩大各级党的组织。”
张文彬顿了一下，继续说：“我们要学习运用我党历史上通过知识分子作为桥梁发展党组织的成功经验，派一批学生党员下到广东各县，去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这样做，既有利于开展工农工作，又有利于发展党员。”
会议整整开了三天，最后选举了九个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张文彬、薛尚实、饶彰风、梁广、林平、孙康、曾生、吴有恒、罗范群。前五人为常委，分工是，书记张文彬，组织部长薛尚实，宣传部兼统战部长饶彰风，职工部长梁广，军事部长林平。
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在广东叱咤风云的人物。
下午4时，张文彬刚宣布完选举结果，突听到外面警笛长鸣，日军飞机将要来轰炸。顿时，街上的人们乱起来，纷纷向附近的防空工事跑去。张文彬皱了皱眉头，示意与会者分散转移。
张文彬独自来到一条小巷，听警笛再次响起，不禁加快了脚步。
“张先生，快跟我来。”张文彬后面有人在叫，回头一看，原来是身穿一套黑色连衣裙的邓戈明。
邓戈明是党组织派到广州基督教女青年会做统战工作的年轻女党员。女青年会住地的建筑物比较建筑，楼房的骑楼下筑有专门防空避弹的沙包掩体。每当敌机轰炸时，周围的人都来这里躲避。张文彬、梁广等省委领导也常来。一来二去，彼此就熟悉了。
张文彬拍拍手上装得鼓鼓的黑色扇形包，说：“小邓，我正要到你们那里躲空袭。”
邓戈明这才想起，上次空袭后，她们那里的一个干事是个托派分子，有点怀疑张文彬，大声喝问她：“你的朋友是什么人，他的包里是不是有手枪？下次他如果再来，我要搜查他！” 邓戈明心一惊，但表面仍镇定地回答：“我的朋友是文化人，爱写小说，他包里装的也许是小说吧。”那位干事抓不到把柄，悻悻地走了。邓戈明马上向张文彬报警。没想到，张文彬还是敢来女青年会。
女青年会大楼内挤满了躲空袭的人。张文彬拉着邓戈明找到一个角落坐下，大大方方地从包里掏出一本小说，看了起来。那个托派干事一直盯着他俩进来，这下看到张文彬真的在看小说，无话可说了。张文彬向邓戈明眨了眨眼。邓戈明这才会意，张文彬公开来找她，是来为她这位年青的新党员解围的，心里油然生出几分暖意。
邓戈明向张文彬介绍说，广州的防空设施仅有三种：一是在建筑物下构筑简易防空地下室；二是利用市内外空地及近郊山岗掘筑的简易防空壕或露天防空壕；三是在坚固楼房底层堆砌临时防空避难室用木料支撑加固或在马路骑楼下堆沙包等。据防空负责人介绍，这些设施仅可供8万余人掩蔽，而广州约有150万人。这些防空设施远远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
张文彬问：“市民们往哪里躲空袭？”
邓戈明叹了一声，道：“因为广州没有可靠的防空洞，有人觉得长堤的爱群大厦、永安堂这些建筑物比较坚固。一遇到空袭，人们就赶紧往大厦里躲。记得有一次，市民听到警报声，想躲进永安堂里，却遭到拒绝。人们只好拼命挤在附近的骑楼下。谁想到，日军在此地投下了大量的炸弹，骑楼下顿时尸横遍地。爱群、永安堂两幢大楼则在轰炸中安然无恙。”
张文彬听了，看着高高的楼顶，久久不语。
敌机说到就到，隆隆的飞机声划破上空，一连串炸弹投向城市的街巷。一时间，天上的刺耳机声与地面大人的呼叫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交互夹杂，乱作一团，整个城市一片火海。伴随着炸弹的轰炸，所有的窗户和门都被巨大的冲击波给无情地推开。每扇窗子的玻璃都变成了碎片，窗帘被直直地吹出了窗外。而回落的时候则已经变成了一缕缕碎布条。
在雷霆般的爆炸之后死一般寂静。很快一阵阵奇怪的声音传了出来。类似于布匹被快速撕裂的声音。这是房屋倒塌时候发出的声音。许多人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被炸死。也有很多人被埋葬在很不结实的防空洞里面。路上到处都是燃烧的汽车和扭曲的电线杆。很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树枝的旁边到处都散落着人的胳臂、腿和头颅。
“小鬼子又欠下了一笔血债！”张文彬望着街上的悲惨局面，感到耳际传来不均匀的呼吸，他回头看看，身边的邓戈明吓得脸色苍白。
“小邓，别怕，见几次就适应了，战争就是这样的。从敌机轰炸的次数和规模日益增多的情况来判断，这次的轰炸还是相对较小的，或许规模更大情况更严重的还在后面，斗争会越来越残酷，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张文彬安慰道。
邓戈明点点头，稍稍踏实：“张先生，我不怕，飞机一走我们就去救人！”
“这就好。”张文彬按住她的肩头，“中国人是炸不垮的！”
邓戈明嗫嚅了一下，张文彬问：“你想说什么？”
邓戈明赧然一笑，满脸潮红：“张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突然，什么也不怕了，真的。”
张文彬欣然不已，一个战士成长了，鼓励道：“哈，因为你长大了嘛。只是，我们还要面临更多的空袭呀。”
正如张文彬的所料，日军对广州的轰炸愈演愈烈，其中规模最大，受害最为惨重的轰炸是在5月28日至31日。据记载，５月28日上午９时至下午４时，日机70余架分三批空袭广州市区，投掷300磅至500磅的炸弹150余枚，中山纪念堂、昌华大街、逢源三巷、田庆新街、荔湾北区、中央公园、合华路等地灾情最重，烧毁房屋600余间，炸死平民600余人，炸伤1000余人。黄沙一带房屋全毁，附近的柳波桥中燃烧弹当即起火，周围有许多人葬身火海。沿河岸一带停泊的大小船只有20多艘被炸沉，水面上漂浮着100多具肢体残缺的尸体，还有不少受伤者在血泊中呼号挣扎，十分凄惨。
当时，正在广州办《救亡日报》的主编夏衍含着悲愤的心情，挥笔写下他那篇有名的通讯《广州在轰炸中》，描述了广州遭轰炸的悲惨情景：
广州街上尽是半疯狂状态地号哭着的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的女人，尽是装在运货汽车上的一列列的白木棺材，残砖碎瓦，倒坏了烧毁了的民房，炸弹片，一排排的用芦席盖着的尸首，和由红变褐、由褐变黑了的血迹!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的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倒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风吹着，这肠子在慢慢地摇晃……
3
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叶剑英于1938年5月1日回到广州。
青年的叶剑英与广州结下不解之缘。
他1897年4月28日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少年时在丙村三堡学堂和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受到辛亥革命影响，立志报效国家。1916年随父赴南洋。翌年回国，入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于民主革命。1920年夏，23岁的叶剑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驱逐桂系军阀之役，打回广州，并在孙中山总统府警卫营任职。
1922年6月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庥。时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部在广州护卫孙中山脱险，同叛军英勇作战。嗣后，前往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八旅参谋长，随军入粤讨伐陈炯明。1924年初，叶剑英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受廖仲恺先生邀请，参加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1925年，叶剑英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英勇善战，指挥果断，显露了出众的军事才能。1926年7月，在广州出发，参加北伐战争。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攻克南昌后，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毅然通电反蒋。随即奔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7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南昌起义前，叶剑英得知汪精卫阴谋加害叶挺、贺龙，立即冒着风险找他们商量对策，决定叶挺和贺龙指挥的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使敌人阴谋没有得逞，南昌起义得以实现。起义军撤出南昌后，叶剑英极力劝阻了张发奎对起义军的追击。
8月上旬，叶剑英兼任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并随张发奎的部队回到了广州。12月11日，他与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这次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相连接，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与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开端。
犹记得12月11日那风雨如晦的夜晚，枪声、炮声、冲杀声仍在耳畔响起，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曾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学习，回国后，到达中央苏区，历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即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闽赣军区、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参与指挥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后随中央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在一次敌机轰炸中负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1937年8月，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到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10月，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岁月蹉跎，光阴似箭，从广州起义失败至今，离开广州已改期这11年，现在重踏上羊城这片热土，叶剑英内心激情澎湃。如今，风云变幻，为抗外侮，昔日的敌人已成为盟友，谈笑风生中，统一战线的理念犹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已为社会各界广为接受。
此行，叶剑英以到香港看病为名路过广州小住，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人物闻之，纷纷以各自方式给予礼遇。因为对他们来说，叶剑英不仅仅是其老乡、同学、东征北伐时的战友，而且他还身任八路军参谋长兼中共中央代表，在西安、在南京、在武汉，到处可见他游刃有余地斡旋于各种势力中的儒雅身影。
出人意料之外，叶剑英并没有住在广东高层为他准备的宾馆别墅中，而是低调地住在其弟叶道英家。
叶剑英共有兄弟姐妹8人。因为贫病交加，无力抚养，有4个未及成年便夭折了，兄弟也只有叶剑英和弟弟叶道英两个。叶家兄弟俩感情十分好，早在大革命时期，叶道英受哥哥的影响，开始倾向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叶剑英到中央苏区后，叶道英按照哥哥的嘱托留在国统区照顾好老母亲和全家的生活，代哥哥尽孝。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叶剑英随周恩来到了西安。在百忙中，他多次写信给远在广东的弟弟，说，当前困难当头，全国人民都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嘱弟弟尽可能多做一些团结救亡的工作。后来，叶道英在广州市警察局督察处当了一段时间的督察科员。在职期间，他尽力想办法去做团结救亡工作。这次。叶剑英回到广州。兄弟见面，分外亲切。
听说叶剑英回到广州，中山大学、广雅中学等纷纷发来邀请函，请叶剑英为师生演讲。
5月2日，风和日丽，叶剑英来到中山大学。他本是应学校萧冠英先生之约演讲《中日战争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但此时，日军正向武汉步步进逼，并有传言要进攻广州。广州民众中弥漫着一种惶恐不安的气氛。因而，根据广大师生最关心、迫切需要弄清的问题，叶剑英临时改题，主要讲了“日寇会不会来进攻广东”、“这次中日战争局面怎样发展下去”、“国共两党最近的关系”，“苏联会不会出兵帮助中国呢”、“八路军的近况怎样”等6个问题，对大家存在的疑虑问题一个一个作了回答。
叶剑英高站在讲台上，针对广东抗战问题，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但不能说，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来进攻广东，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多睡几点钟觉，相反地，我们的一切宣传、组织、训练、煽动、解释和教育，都应该公开地教育本省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随时随地都有进攻广东的可能。”
在结束演讲时，他充满激情地说：“中华民族正如一叶扁舟漂流于革命的高潮中，她最后或能够达到独立自由幸福的彼岸，抑或中途沉沦于苦海，这种命运，是操在我们民族自己的手上，而看我们是否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来决定。”
叶剑英的演讲切中时弊，合情合理，风趣幽默，听众反映强烈，不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广州报刊纷纷转载，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在中山大学演讲之后，在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安排下，叶剑英应新闻界之邀，在广州市东山区百子路廖公馆一个绿树成荫的庭院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上午9时招待会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一个记者递上纸条提问，对叶剑英在中山大学演讲的结束语表示不好理解。
叶剑英看了纸条，微笑着用广州话说：“画公仔不要画出肠，要让大家去想嘛。如果一定要答复，虽然抗战胜利的客观条件存在，如不发挥主观精神，就会沉沦下去。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当然要人民支持，人民还是决定浮沉的。”
一位记者问：“叶总谈离开广东十年的感想，似乎未讲出真情。叶总是‘前度刘郎’，应该有许多感触才是。”
叶剑英站起来，复述唐朝诗人刘禹锡被贬遇赦回京重游玄都观时写“前度刘郎今又来”这首诗的故事，然后严肃地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去考虑大局，不搞好全民团结，不努力去争取抗战胜利，而像一些旧诗人那样计较个人恩怨得失，那就不配做炎黄子孙！”
记者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叶剑英热心又耐心地作了回答。
快到中午时，紧急的警报声大作，日机又要来轰炸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沉着地指挥大家疏散掩蔽。画家郁风拿着当场画好的叶剑英的速写画像，拦住叶剑英，请他签名。叶剑英从容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后来，这幅速写的画像连同叶剑英演讲全文一同刊载在《抗战大学》1938年第一卷第8期上。演讲一文还由统一出版社出了单行本，这个单行本就是用郁风为叶剑英画的速写画像作封面的。
4
夜静更深时，叶剑英仍精神饱满，他叫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说要见张文彬。云广英立即去作安排。
半小时后，张文彬汗流浃背地赶到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早在门口迎接。他笑容满面地握住张文彬的手：“文彬，您好。”
张文彬忙回握道：“剑英同志，一年多不见，真想念您！”
“是啊，自从西安一别后，快有一年多没见了，我在长江局，听说你在广东干得不错。”叶剑英让张文彬在客厅里坐下，顺手递过一把大蒲扇，“广州的环境还适应吧。”
张文彬解开领口的扣子：“还行，就是这里天气热了点，还没到五一节就已经到了夏天。听说你身体不适，还这么操劳，该注意点身体。”
叶剑英摆摆手：“没大碍。我是广东本地人，熟人多，跟国民党广东当局的上层人物等大都认识，可以说上话。正好利用去香港就医的机会，在广州停留，以合法身份同国民党军政界及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座谈，促进统一战线工作。”
张文彬高兴地道：“有你叶高参出面，我们对国民党广东上层的统战工作开展起来就顺利多了。”
“主要靠你们。”叶剑英对一旁的云广英说，“你和文彬早认识了吧。”
“是的，文彬是我红七军时的老政委。”云广英答道。
云广英是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参加过百色起义，曾任红七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三军团团政委。也就是在红七军和红三军团中，他和张文彬相识，并领略了张文彬的政治才能。
那是在1931年10月中旬，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因与政委葛耀山存有歧见，产生不和，竟至受诬，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当作“改组派首领”而列为肃反对象，在于都黄龙乡遭受杀害。李明瑞是参加过广西龙州起义的高级将领，他被杀后，在红七军引起了震动，一些师团干部也受到株连，部队官兵普遍对葛耀山意见极大。正是在这种严重局面下，中革军委下发紧急命令，将葛耀山调走，任命原红五军政委张文彬出任红七军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项英亲送张文彬到红七军履新。可以说，张文彬是在苏区军民深为关注的李明瑞事件后、临乱受命担任红七军政委的。
“当时红七军可是一片乱相。”张文彬回忆道，“我一到红七军，就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了解真相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受到关押的干部全部放出，宣布不经过军党委批准，各团的政治保卫局一律不准开审和抓人。紧接着，由我担任新成立的案审组长，会同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李明瑞问题加以调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李明瑞是被诬受冤的。随着案情的公开，受到牵连的干部一一得到解脱。就这样，经过连续十多天的紧张工作，总算稳定了军心。原来有人担心红七军肃反扩大化的情形没有发生。”
“李明瑞事件我知道。”叶剑英道，“你处理得非常及时、果断。”
云广英问：“文彬，你在红七军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到半年，又回你老部队去了？大家都舍不得你。”
“当时整个红军到处都有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问题。红三军团自从1930年11月宁都黄陂‘快速整军’以来，军中肃‘AB团’运动经过了几次起落，军团所属部队有超过1500多官兵被打成‘AB团’分子，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人遭到杀害。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彭德怀、滕代远两首长见我妥善处理了李明瑞，便向中革军委提出的要求。让我回红三军团任政治保卫局长，主持三军团的肃反工作。”张文彬回答道，“1932年1月7日，苏区中央局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指示各地纠正肃反中的扩大化、简单化错误。我便借助苏区中央局‘纠错’的东风，在军团党委的充分支持下，颁发三条禁令，遏制了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狂潮，使一批批无端蒙冤的干部摆脱了政治厄运。”
“你在红三军团‘纠错’的事我听恩来同志说到过，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张文彬在三军团对肃反纠错是搞得好的!’”叶剑英夸道。
张文彬被夸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转了一个话题，问叶剑英：“我到广东上任后，未再参与营救红军四路军战俘的行动，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
“放心吧，他们大多数都救出来了。”叶剑英高兴地通报说，“我们通过许多渠道尽力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原来的2.18万西路军指战员，除近半数在河西战役中壮烈牺牲，1千余名流落甘、青、宁三省区外，剩余的约有8000余名被俘红军最终回到了革命队伍中。”
“他们九死一生，必将成为革命的中坚。”张文彬十分欣慰。
“你们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工作怎么样？”叶剑英问云广英。
“还顺利。去年10月，我随中共代表张云逸同志抵广州，就成立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等问题同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进行谈判。今年1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正式成立。3月，张云逸调任新四军参谋长，办事处由廖承志同志接手管理。小廖到任不久，便将其父廖仲恺先生在东山百子路8号和10号旧居让出作为办公场所。由于小廖还负责筹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因而由我任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办事处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中共广东省委双重领导。”
“广英在‘两广事件’中曾到广西李宗仁身边从事过统战工作，对两广情况比较熟悉，文彬，你们两人一定要精诚团结。”叶剑英提醒张文彬道，“在国统区，你们广东省委是秘密机关，因此必须重视和发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作用，因为它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获得公开合法身份的办事机构。”
“这个我明白。”张文彬答道，“省委给广州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包括：与国民党有关机关和上层人士联系；办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需，商谈有关事宜；与各界人士联系，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组织进步爱国青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掩护中共广东省委和地下党的活动。”
张文彬肯定说：“广英年长我5岁，是我兄长，我俩合作非常愉快。虽然整个办事处只有五六个人，为完成上述任务，广英率领全体人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先后介绍1000多名工人、学生和爱国侨胞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八路军、新四军。”
“这点我看出来了。今天的记者会，办事处安排得不错嘛。”叶剑英笑赞道。
“两位领导夸奖了。”云广英谦逊道。
叶剑英让警卫员重新沏了一壶茶，笑着说：“这是清明前新摘的焦岭绿茶，是家乡人带来的，品一品，味道不错。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来个‘品茶论英雄’。”
张文彬揭开茶盖，闻了闻，真香。
“文彬，你给我说说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的抗日态度。”叶剑英首先点题。
“好的。”张文彬开始介绍起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纷争异常错综复杂的政治格局，并说，“自1936年陈济棠倒台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涌入广东，从而形成以余汉谋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尖锐对立。而所谓国民党中央势力本身，又是派系林立。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广英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名义走访了余汉谋、谌小岑、钟天心和曾养甫等国民党广东当局负责人，向他们宣传、解释我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表达我们抗日合作的诚意。总的来看，‘七·七事变’后，各派系的头面人物纷纷摆出开明姿态，亲自出马组织抗日团体。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民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企图利用民众的抗日情绪笼络人心，争取群众，以巩固和扩大本派系的地盘。但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的。”
叶剑英微点头，插道：“这样的形势对我们还是有利的。那么，你们在群众救亡方面成绩如何？”
张文彬接着说：“群众救亡运动热情高涨。我们通过统战工作间接掌握或直接领导了一批抗日救亡团体。由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白区工作指导原则，注意工作方法和斗争策略，把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方积极因素，因而能够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优异成绩。广东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广州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成为国统区除汉口外第二个抗日救亡运动中心。”
听完介绍，叶剑英称赞广东省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开了局面，为全国的统战工作带了个好头。随即，对各方面工作，一一作了重要指示。
“刚才剑英同志说到营救被俘人员，我这里得到一份最新情报。”张文彬从口袋里掏出一封密件交给云广英，“在国民党南雄县政府监狱，关押着六七百名‘政治犯’，他们都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后留下坚持游击斗争的我红军战士、游击队员，在历次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所俘虏，其中有不少我军高级指挥员，处境十分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这些人是我党、我军的宝贵财富，是抗日的有生力量。现在，我把营救南雄‘政治犯’的任务交给办事处。你们必须不惜代价把他们救出来！”
云广英看过密信，神色凝重起来：“上个月，我通过与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交涉，已从广州南石头监狱救出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现在，要国民党广东当局把南雄这批红军战士放出来可能更不容易，因为他们对在粤赣边坚持游击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恨之入骨，是花了很大代价好才把这些战士抓到的，对于他们来说，放了这些政治犯无疑是放虎归山，而对于我们来说，能把这些战士救出来则是无形中为抗日救亡增加一股有生力量。我们是得想一个周全的办法。”
张文彬英眉一挑：“现在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我党建设抗日统一战线，首先就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这种大环境对我们有利。但在一些地方，某些顽固分子也在趁机秘密暗杀我狱中人员，我们不能让这些情况发生。”
叶剑英在一旁叮嘱说：“我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都要向对方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想尽办法救人啊！现已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救出1000多人啊。对于南雄这批同志，你们要抓紧啊。”
“行，我一定全力营救。”云广英态度坚决地说。
“天气热，来吃点西瓜吧。”叶道英从厨房端出一盘切好的西瓜。
叶剑英把张文彬、云广英等一一介绍给弟弟，并交代说：“你这里相对安全。省委的同志要在这里开个会、留个宿，你要多提供方便。”
叶道英连声称是，并说刚才文艺界有人送来几张戏票。是明天晚上广东粤剧界有一场答谢新加坡商户为抗日捐款还组织青年奋勇队回国参战而做的专场演出，粤剧名角马师曾挑的头，想请叶高参去捧场。
叶剑英一听就来了劲头。“好啊，我们去看，这才是真正的乡音，多年没听到了。是什么剧目？”
“什么什么姑爷斗什么气的。记不起来。”
“《斗气姑爷》可是马师曾的叫板戏。”叶剑英嘻嘻一笑。
张文彬沉吟了一下：“唔，听这名字就像才子佳人戏，怕是没什么健康情绪吧。”张文彬印象中的上一次看戏，还是打谷场上的《送郎上前线》。到广东后还没进过剧院，也因为听不懂广东话。
叶剑英看着张文彬笑而不语。张文彬被他看得有点发愣：“你笑什么？”
叶剑英笑着说：“说不上健康不健康，它轻松，好玩，看了让人开心，这也够了，时世艰难，难得有让人一笑的地方。对吧书记同志？”
张文彬略有所想：“还是叶高参看得宽阔透彻，比我们有境界。”
叶剑英打断他：“好了好了，我们说了太久政治形势了，也要轻松一下了，明天我们一起去。”
张文彬摇摇手：“别为难我，一句不懂，让广英去吧。”
“粤剧被称为南国红豆。你这个广东省委书记可不能不懂啊。”云广英马上就堵住张文彬的话，“越是不懂的地方就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这话耳熟啊。看来我不去不行了，都上纲上线了。”
“对，工作需要你扫盲。明晚你当看官，我当翻译。”叶剑英说完拍了一下张文彬的肩膀，张文彬身子一歪差点没站住。
“叶高参折杀我也。”张文彬夸张地揉着肩膀。
“你是说我用力太大还是说我当翻译委屈你了？”
“都是都是。还有广英，你们是合谋，陷害。”张文彬边说边使劲冲他们反白眼。
三人一起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叶道英及时地在留声机里换了一张粤剧唱片，一曲轻松婉转的粤曲小调飘荡在整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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