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十一章：虎口救人。
1
有人说，韶关的气候像是在门缝里，北方寒潮一到，这里马上就有反应。虽说山上还是秋天的景象，但人们已开始换上冬装。
韶关火车站，挤满从各处逃来的难民，男女老少倚着五颜六色的包袱，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一个婴儿饿得“嗷嗷”直叫，母亲连忙掏出干瘪的乳头塞进他嘴里，哭声随即停止。车站旁搭着几顶帐篷，这是一个临时伤兵收容院。在湖南长沙，国民党第九战区的近百万官兵正与日本兵血战。前线负重伤的官兵被送往韶关后方总医院治疗，于是这里便成了转运所，救护队员抬着伤员进进出出的，帐篷里不时传出伤员疼痛的嚎叫声。
车站东侧，一溜摆着各种小摊，有卖小食的，卖熟肉的酒卖杂货的，各自费力地吆喝着，两三个报童在人群中来回穿梭，兜售着：“卖报，卖报，看弟嫂通奸谋杀亲兄。”“影星红霞第三次婚变。”“星夜驰援军，薛岳二战长沙败中取胜，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寇4万余人。
火车站出口处的铁门“哗”地打开，一批旅客潮水般涌出。人群中一个富商打扮的青年人显得特别惹眼。只见他身穿一套白色西装，紫红色领带，手提一个黑翎皮箱，身材高大，英俊潇洒，剑眉下一双眼睛清秀而有神。他走出站口，立在台阶上，一辆黑色轿车无声地停在他面前，车门打开，他迅捷地上车，随即车一溜烟地向郊外驶去。
此人正是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
汽车在韶关市南郊沙梨园村一个拐弯处停下，此时张文彬已改装成一身农民打扮，见四下无人悄悄下了车。越过一片小树林，前面是小村庄，村子依山而建，村前有一个大水塘，塘边的篱笆上开着一大簇金黄的菊花。张文彬平生爱菊花，尤爱菊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轻轻吟着：“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快到冬天了，乡民都上山打柴了，村里没什么闲人，只有几只鸡鸭悠闲地在秋阳下觅食，村后有一间大瓦房，这是南委驻韶关交通站负责人司徒丙鹤、谢健夫妇的家。名义上张文彬是司徒丙鹤的妹夫，谢健与周微雨姑嫂相称。
远远的，张文彬就听到妻子周微雨的熟悉而轻快的歌声。透过窗户，文彬见妻子正坐在椅子上边唱着歌边编织着一件桃红色小毛衣，那微微隆起的肚子已经显怀。恍惚中，张文彬仿佛看到妻子猫着腰，手中摇着一朵莲花在教一岁的儿子学走路：“来啊，到妈妈这里来，勇敢点，像你爸爸那样。”儿子像企鹅似一步一步摇晃着向前迈，突然他停下来，稳了稳身体，两眼盯着妈妈，紧接着连迈几个大步，扑入妈妈怀里……
张文彬不禁被自己想象到的未来儿子的那股憨样逗得哈哈大笑。
周微雨时任中共后北江特委妇女部长，她剪齐耳短发，一双秋波盈盈的眼睛丰满而温存。她抬头见是自己日夜想念的丈夫，欣喜地去开门，嘴里却嗔怪道：“回来了，也不进门，只会在窗外傻笑。”
文彬跨进门，把妻子拥入怀中。
两人亲热了一会，张文彬从皮包里摸出两个大红苹果，说：“这次到桂林，克农同志从延安带了几斤苹果，分给我两个，舍不得吃，给带了回来，来，尝尝。”
正是战争年代，广东又不产苹果，苹果在当时算是稀罕物。周微雨欣喜地接过：“好久没吃这玩意儿，这几天嘴淡些，正好，一人一个。”
“我有你这个红苹果就够了，”张文彬在妻子红红的脸蛋上亲了一口，“你给我下碗面吧，坐了一天的火车，饿了。”
周微雨给文彬做了一大碗鸡蛋面，端上来，柔声地说：“你这回打算住多久？这段时间韶关到处在抓人，好不安全。”
文彬边大口吃着面边说：“雨，没关系的，你有身孕又要工作，辛苦你了。你自己也要多多保重。”
“我还行，你有肺结核病，要少熬点夜，多注意身体。”周微雨从抽屉里取出几盒药，“这是我托人从香港买的特效药，你要记得吃。”
张文彬到广东后，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结核病。当时处于抗战环境，缺医少药，一般病症尚能治理，得了肺病，便被认为得了“不治之症”。但他毫不考虑这些，经常工作到深夜，一边吃药，一边看书和挥笔。有时形势急，任务紧，他一熬就是几个通宵。
张文彬听说是特效药，放下碗，拿起药盒细看：“唔，这药不错。粤南省委的石辟澜也有肺结核病，我给他带一些。”
这时，司徒丙鹤敲门进来。张文彬见之，站起来说：“中央要我赶到香港，检查和布置如何应对南太平洋战场风云日紧的斗争，你安排一下，送我出去。”
“好，我马上去准备。”司徒丙鹤应声道。
听说丈夫又要走，周微雨心里舍不得，又不好说什么。她打开张文彬平时随身携带的藤箱，把一件新打的黄色毛衣和浅蓝色的毛背心放在箱底，上面放一套黑色的唐装和一套灰色的中山装。
张文彬有些于心不忍，从后面轻抱着妻子说：“不用带这么多衣服，我马上就会回来，陪你生孩子。”
“你是党的人，这一去谁知道何时能归。”周微雨用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珠，轻声说：“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第二天，张文彬依依不舍地告别妻子，在司徒丙鹤、黄惠珍、沈式晖三人的护送下，由韶关出发，绕过沦陷区广州，经清远、三水，到开平。在开平，中共粤中特委书记刘田夫热情款待了张文彬一行。
张文彬对刘田夫说：“你与周敏玲的结婚申请报告，我收到了。现我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你们的婚事。”
刘田夫一听，喜形于色。司徒丙鹤闹着要刘田夫请客。
张文彬挥手阻止，说：“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往香港，那边正等着我们。”
刘田夫说：“敌人沿途严密封锁，关卡林立，要出香港并非易事。”
司徒丙鹤说：“我们一定要确保大张的绝对安全。”
“这个我清楚。这样吧，你们改走广州湾，经澳门去香港。路上，我派人护送。”刘田夫从钱包掏出一叠钱，“绕道走要多花点费用，给你们300元作路费吧。”
就这样，张文彬他们跋涉了一个多月，几经辗转，才到达香港。
张文彬一到香港九龙，就代表中共南委主持召开了中共粤南省委会议。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组织部长王均予、宣传部长石辟澜、南路特委书记周楠，粤中特委书记罗范群、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以及东江特委林平、饶彰风参加了会议。
正在会议期间，战争的阴云密布港九。
2
1941年12月8日天微微亮，海滩上荡着带些腥味的海风，整个港九地区仍沉浸在宁静中。突然，远天传来阵阵“隆隆”的飞机声，接着猛烈的枪炮声在启德机场那边响起，人们还没从睡梦中清醒，太平洋战争就这样猝然爆发。
为了掠夺东南亚的战争资源、履行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联盟的义务，日本天皇裕仁和首相东条英机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天的凌晨4时45分，日本派出大批轰炸机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正式向英、美宣战。
8时过后，48架日机出现在香港启德机场上空。当时，香港的空军只有三架鱼雷轰炸机和两架水陆两用机，在短短五分钟之内，就全部被日本空军炸毁。英国皇家海军的力量也同样可怜，驻防在南海的旗舰“威尔斯王子”和“击退”号在开战不久就一下子被击沉，使得香港的海防力量几乎成为真空。
与此同时，集结在深圳一带以第三十八师团为主力的日本陆军，立即分为两路向新界的青山公路和城门炮台推进，没丝毫作战准备的英国军队被打得手足无措，节节后退。
12月8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干部张唯一首先接到中共中央给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的电报，指示与英、美建立广泛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时准备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中共工作人员。
接着，周恩来也发来致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电报明确提出：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先接到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和梁漱溟等重要人士应派人帮助他们离开并给予经济支援。
廖承志情知事态紧急，关系重大，马上开始做秘密大营救的准备。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十八号二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它是以做茶叶生意为掩护的，房门上方悬挂着“粤华公司”的横匾。自从1938年1月成立以来，它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宣传抗日战争和中共主张，广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的抗战，团结并争取国际进步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做了大量的工作。
此时的香港粤华公司，人员进出频繁。夏衍、乔冠华未及寒暄便匆匆进入会议室，只见张文彬、梁广、林平、杨康华，还有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潘汉年、李少石、刘少文等人已在场准备开会。
廖承志拿着中央和周恩来的急电赶到会场，传达了中央紧急指示。众人对香港之战的前途交换看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廖承志扫视了众人一眼，急切地说：“关于太平洋的局势问题，恩来同志曾多次指示我们要做好应变准备，今天又发来电报，要求我们全力以赴，将因遭受国民党当局政治迫害而居留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抢救出来。现在当务之急是将在九龙的民主人士迅速转移到香港岛，已在香港的同志须立即易居乔装，隐蔽待机，等候撤退的通知。我们乐观一点估计，香港这地方，港英当局可能会抵抗一阵，如此，我们赢得一点时间，但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大家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张文彬听说宋庆龄夫人也困在香港，从皮包里取出一张飞机票，说：“刚好，我前几天订了一张机票，本打算到重庆的，快把机票给宋夫人送去，请她马上离开香港。”
“真是天助我也。”廖承志喜出望外，马上叫连贯把这张难得的机票送给宋夫人，保证宋夫人在香港沦陷前安全离开。
廖承志回头对林平说：“这回可得由你们东江抗日游击队扛大旗了。希望你早点回去，通知曾生，让他即刻派出突击队潜入新界和九龙地区待命，做好接送文化人的准备工作。”
林平表态说：“坚决完成任务。”
香港由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三部分组成。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会议过后才两天，九龙半岛在经过日本第五纵队的洗劫后宣告陷落。
正在这危急时刻，廖承志再次收到周恩来发来的急电：
特急。香港沦陷后，在港文化人和爱国人士面临被杀害的危险。即请廖、潘、刘派人协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文化界知名人士离港，隐蔽集中澳门，经广州湾，由武装护卫进入东江游击区，转赴内地。我估计上述人员约300余人，任务繁重，务请努力。至嘱盼复。
廖承志打听到，林平刚回到九龙的住处，张文彬、梁广则还留在香港岛，而日本人已封锁了九龙与香港岛的交通，各人的联系也随之中断。显然，要传达第二个紧急电报精神已不容易，想召集各方开会研究整个营救方案更是不可能。
廖承志当机立断，对整个营救行动做出部署：把香港岛方面的营救工作交给刘少文指挥；从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工作，由林平组织力量实现；从惠州到韶关国统区沿途的接送工作，由连贯协调各县的党组织切实负责；从韶关到桂林等地的接送工作，则派乔冠华前往韶关建立秘密联络站，依靠社会力量完成任务。至于他廖承志本人，准备坐镇韶关指挥一切。
此时，香港的形势日益紧张。12月18日晚上，日军分别在北角、太古船坞、鲗鱼涌等地登陆成功，随后占领了跑马地、浅水湾等地方，继续向中环推进，英军节节败退。12月25日圣诞节，十五万英军（包括加拿大兵团和印度军）覆没，劳森旅长阵亡。当天下午6时，港督府扯起白旗，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告投降。
香港一告沦陷，160万中国同胞立即面临悲惨的命运；尤其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民族精英和文化人士，他们的处境更是十分险恶。
12月29日，在九龙长沙湾道的东江游击队办事处，一片紧张气氛。东江游击队政委林平正向办事处负责人李键行布置任务，并明确提出：
“我们东江游击队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迅速地完成抢救任务。要将这几百名被日军围困的文化人抢救出来，首先要将我党在香港工作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抢救出来。他们过去在香港同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有密切的联系，已经暴露了政治面目，是日军首先搜捕的目标。他们万一出了问题，后果就不堪设想！他们和绝大多数文化人都住在香港岛，因此，我们抢救工作的第一关，就是突破日军严密设置的九龙——香港的海上封锁线。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打通这条海上交通线，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尽快把他们抢救出来。这是关系到抢救工作成败的关键。”
林平把信任的目光转向李健行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去完成，你亲自到香港去一趟。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天之内，打通九龙至香港的交通线，安全撤出张文彬、廖承志等几位负责同志！”
李健行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要求和廖安祥一起执行任务。林平当即同意，并把一封密信交给李健行，要他默记好到香港找人的地址，以及返回九龙后碰头的地方。
廖安祥是梅县人。他原来是义顺源货栈的管货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常常协助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做些交通和接送人员工作。不久前，东江抗日游击队为了解决部队的军需给养，派出李健行等人到香港开办了东利运输公司，承接客商运往惠州等地的货物，因而他与李健行建立了合作关系。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健行接受任务回到家里，廖安祥就找上门来。两人见面，立即讨论具体营救方案。第二天清早，他俩好不容易找到一只小艇，突破日军的封锁，从九龙“偷渡”到香港岛，在铜锣湾避风塘的一艘驳船上，见到了张文彬、廖承志、连贯与乔冠华。
李健行向各位领导介绍说，日寇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在清查人口基础上，准备将香港160万人减少到60万人，其中打算遣散香港居民100万人，许多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的人也被迫回内地去。
张文彬一听，插口道：“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混在这批难民中，撤回内地。”
廖承志也认为可行，他提醒道：“虽然日寇在大批疏散难民，但中共党员和抗日人士还是敌人的搜捕对象，他们到处设立关卡，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转眼到了1942年元旦，大街上已一扫往日的繁华，混乱不堪，挤满了大批满脸凄苦的难民。不远处，被日机炸塌的高楼冒着浓烟。趁着黄昏暮霭，李健行和廖安祥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
次日凌晨，李健行带着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走下小艇，由大盘艇船主派出的两个得力伙计驾驶，启程过海。从铜锣湾避风塘到九龙红（石勘）行程并不算远，但为了躲避鬼子的巡逻艇，船划得很慢，四周静悄悄的，只听到轻轻的划桨声。
天将亮时，船到达红（石勘）附近海面。突然，“突突突”地一阵马达声，迎面来了一艘巡逻舰，舰上的鬼子和汉奸吆喝着。“干什么的！停船，检查!”
刺眼的探照灯罩住了小船。鬼子的机枪对准了他们，危机一触即发。
按照事先与船家说好，如果碰到日寇或汉奸盘查，由船家出面应付。船家大声说：“太君，这些人是在香港做生意的老板，家住九龙。自开战以来，与家人失去联系，现停战了，回家看看。”
说着，连贯跨步上前，掏出一些港币塞给上船检查的人。
日军看见船上的人个个西装革履或长衫马褂，像是老板模样，特别是廖承志胖胖的个子，戴一副金丝眼镜，更像来往东南亚一带的生意人，再接过塞来的钱，也就不再想什么了，挥手吼道：“开路开路的。”
大家总算松了口气，连忙把船划开。
李健行引导廖承志一行弃舟登岸，来到九龙广东道一幢不起眼的房子里，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林平、何鼎华起身迎接。
林平告诉廖承志：“当日军攻下九龙之后，曾生、王作尧已经派了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跟尾进入了新界和九龙市区。他们打击敌伪，消灭土匪，维持治安，得到广大居民的拥护，很快就站稳了脚根。现在，已经建立了两条交通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一条是从西贡通过大鹏湾进入沙鱼涌转往惠阳的海上交通线。另外，我们已有几只武装的‘大眼鸡’渔船，准备以此为基础，建立一支海上护航队哩。”
廖承志高兴地说：“很好，很好！香港那边已交给刘少文负责，九龙这边，以及东江游击区的接待和护送，就全靠你们了。我祝你们成功，预先代表周公感谢你们啦！”
林平表示：“我们一定全力以赴，努力完成任务，不负中央所托。”
按指定路线，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向惠阳撤退。
这时，廖承志一行不再是“香港大亨”，而是衣衫褴褛的难民。队伍前后，都有精干的武装人员护送。为了确保领导人的安全，执行这次护送任务的小队长郑伟灵作了周密部署：两个班在前面，带一挺机枪担任尖兵；一个步枪班居中掩护；大队配属的手枪组在廖承志三人之间，替他们背行李，照料下山坎、涉水、过沟；小队政治服务员陈铭辉率一个班殿后。全队避开村镇走小路，如果遇到敌人，就先以机枪阻击敌人，其余人员全力以赴掩护廖承志三人迅速撤离危险地带，继续赶路。
这天午夜时分，他们经过龙岗东北侧一个叫黄泥岭的黄山麓时，遇上了约有20多人的一股土匪的袭扰。那股土匪首先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个劲地咋咋呼呼，把枪栓拉得哗哗响。
走在前头的尖刀班长杜宏超，立即指挥全班架起机枪，迅速散开占领阵地。手枪队几个队员把廖承志等三人就地隐蔽下来，双方成对峙状态。
小队长郑伟灵过去与这支土匪队伍打过几次交道，认识他们的头目叶花仔，估计叶花仔会给自己一个面子，于是，他摸索着来到廖承志身边，把自己的想法对廖承志做了汇报，廖承志点头同意。
郑伟灵挺身站到路中央，朝土匪们喊道：“喂！你们是什么人？是不是叶花仔？我是郑伟灵，有急事要到前面去，现在请你们先把路让开，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郑伟灵连着喊了两遍，就听到叶花仔没有好气地回答：“原来是大哥哇！丢那妈，自己友！行啦行啦（走吧走吧）。”说罢，就招呼他的同伙退到另一侧。
郑伟灵立即命令杜宏超掌握的机枪班变前卫为后卫，就地监视土匪动静，其余队员快速通过。急行几里之后，他们才将队伍停下来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掉队和丢失东西，只是廖承志三人累得气喘吁吁的。
几天之后，廖承志一行安全到达惠州。在惠州停留期间，廖承志和连贯在西湖边苏小小墓前，秘密约见了南委交通员司徒丙鹤，托他向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传达中央关于营救文化人的指示。
在惠阳县田头山石桥航一个小村庄里，廖承志主持召开了三天的会。他对联络站接应、护送“国宝”们的安全措施做了进一步指导和部署，认为惠州敌情严重，特地规定两条纪律：一是不准文化人上街公开活动；二是把文化人的笔和本子等收起来统一保管，以免暴露他们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廖承志说：“目前的主要工作，是怎样将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及一些国民党左派知名人士救出来。因为他们是我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在趁敌人未立稳足跟、掌握情况前，尽快设法将他们救出来。”
经过三天的详细研究，订出了抢救文化界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初步计划，并做了具体分工，决定留在香港的梁广、刘少文领导香港方面的营救工作，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分别到韶关和老隆布置国统区的掩护地点与交通线。张文彬负责全面指挥，并通过电台向中央、南方局和南委报告香港的有关情况和营救计划。
不久，中央复电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文化人士们抢救出来。
这样，一个抢救大批“国宝”的组织系统大体形成，由最小的接待点、秘密接待站、中心中转站组成，东江抗日游击队集中三个中队及一个独立小队的兵力于龙华一线，随时听候调遣，保证万无一失。
东江抗日游击队与香港地下党在广大进步人士的支持配合下，派出小分队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到香港，同营救对象一个一个地秘密取得联络，抢在敌人搜捕前把他们带回内陆……
再说，林平在安排廖承志、连贯、乔冠华三人撤离后，自己也由短枪队护送，经过荃湾、元朗，越过深圳河，翻过梅林坳，回到抗日游击队总部所在地宝安县白石龙村。林平一到白石龙，顾不上休息，就召集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等东江部队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营救、护送、接待文化群英的问题。由粤南省委派来东江工作的杨康华，也一起出席了会议。
大家听了林平讲述香港、九龙两地营救工作的情况，知道廖承志三人脱离虎口，现已到韶关，都松了一口气。
1月10日，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也沿着廖承志三人走过的水上交通线，在短枪队护送下，安全到达白石龙村。当天下午，张文彬便利用东江的电台给中共中央和南委机关报告这次营救文化人的情况：
中央、韶梅并报南委：
(一)港九陷落后，我与小康、小廖、林平等均安抵游击区，党内外干部及文化人都无损失，周祈已回韶。
(二)小廖与连贯原到惠阳，近因惠阳告急，彼有去老隆转韶可能。我因帮林平布置工作，后因惠阳告急，交通断绝，致未能随廖同回，须交通安全后启程。
(三)此间聚集文化男女老少共二百余人以上，行动颇不便，而游击区地小粮缺、物价飞涨(四百多元百斤米)，又无钱(维持给养已无法)，港亦无法接济。
……
文彬
10日午
抄毛、祥、康、任、李、陈、凯、朱、叶
在电报中，张文彬还报告说，共计算有一等文化人十名以上，二等文化人四十人以上，党内干部十人。
在重庆，周恩来十分担忧廖承志、张文彬等人的安全，接到张文彬的电报后，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他马上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告在港文化人已安全到内地及廖、张均已脱险的情况：
康生书记处：
(一)香港文化人大部份已出来，夏衍己到桂林，我们已派人去救济，如何处置，待与他们先来的人谈话后再决定。
(二)方方来电，廖、张均已出险，将到兴宁，今日我接萧桂昌明电，他已到广州湾。
(三)香港这次所以末破坏，是因日寇不要汪逆特务，日军占港后就只知抢东西。
(四)请转电刘晓，我们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浙江去沪转苏北，因都留当地恐不能自由，请刘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形速查告。
周恩来
3
廖承志在营救工作布置妥当后，与乔冠华等人于1942年1月底秘密从惠州经老隆到达韶关。
廖承志对前来迎接他的李大林指示说：“从香港脱险而来的大多数文化人都要从韶关坐火车到桂林，你们要协助乔冠华秘密地接应和转送文化人赴大后方。保证他们的安全。”
李大林保证道：“我们已做好一切准备，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由于韶关为战时省会，国民党戒备森严，为更利于隐蔽和活动的开展，廖承志在布置好工作后，乘火车沿粤汉铁路北上乐昌，化名周织，住在一个朋友家。这里交通方便、群众基础好，社会关系可靠，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好地方。
这天，廖承志正在阅读有关抢救文化人的汇报材料，突然门外的一位老奶奶高叫：“周先生，有人找。”廖承志连忙收拾好案上的资料，走出来。
来人是一个中年妇女，她是张文彬派来的交通员，带来了何香凝女士等人脱险的消息。
何香凝和柳亚子是东江游击队抢救的重点人物，决定安排他们从海上坐船直接到海丰一带上岸。当时，船上除何香凝、柳亚子父女及廖承志的妻儿外，还有很多真正的逃难者。当船抵达海丰时，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国民党兵在检查这艘从香港来的难民船时，竟然发现何老太太。这真是非同小可，因为何香凝是已故的廖仲恺先生的夫人，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比较多人认识她。国民党海丰当局不敢怠慢，把何老太太接上岸，并开了欢迎大会，“庆祝何香凝委员脱险”，当地报纸还发了消息。国民党中央委员罗翼群得悉，亲自驱车到海丰，将她接到梅县地区的兴宁。
而柳亚子由于化了装，没被人认出。他们父女和廖承志妻儿由中共地下党的同志护送，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老隆，并安全转往内地。
这段时间，廖承志一直为亲人们担心，看完信后，心里无比高兴，忘情地大喊：“阿婆，把煮好的马蹄粉拿来招待客人。”
香港沦陷后，返回内地的文化人大多通过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到大后方，根据地顿时活跃起来按原计划，东江根据地只是文化人转移的集散过路站。他们稍事休息后，即分批送往老隆、曲江，然后转向内地更安全的地方。
由于战局发生变化，日寇侵驻淡水，袭扰惠州，袭击博罗，国民党军闻风而逃，惠州到老隆的交通线被日军切断。而日军占领香港时一网打尽知名民主文化人士的阴谋破产后，正在内地各交通要道设卡，由汉奸、特务手持知名人士的照片，对过往者严加辨认、搜查，东江游击队经请示上级同意后，把文化人安排在根据地隐蔽，并作时间长短不一的停留。茅盾、邹韬奋、沈粹缜、胡绳、胡风、袁水拍、黎澍、宋之的、廖沫沙、张铁生、丁聪、徐伯昕、胡耐秋、恽逸群、姜均辰、胡仲持、戈宝权、舒强、刘清扬、张友渔、韩幽桐、邓文钊等文化人停留东江期间的活动，对根据地文化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深坑招待所四五个山寮里住了四五十名文化人，有邹韬奋、刘清扬、杨刚、周钢鸣、于伶、章泯、许幸之、凤子、丁聪、胡考、戴英浪等，加上报社和警卫班共有七八十人。住在一条山窝里，无形中这里成为了文化沟。
2月15日，是农历春节。中共中央来电，对港九市区抢救文化人的任务胜利完成进行嘉奖，并命张文彬代表党中央向在东江的文化人士进行慰问。张文彬高兴得像个孩子，感到这是党中央给他和东江部队的莫大荣誉。他同林平一起，带上一些烧酒和几只肥鹅，直上深坑等文化人士驻地，表达党中央对他们的深切关怀。
联欢会上，大家边吃边谈边唱，快乐无比。
张文彬带头唱起了抗战歌曲，广东籍指战员也即兴唱起了粤曲和客家山歌，但联欢会的主角是文化人，甚至连邹韬奋也上场，唯妙唯肖地学卓别林扮希特勒，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会后，张文彬、林平等邀请十多位文化人参观根据地的“山寮报社”——《新百姓报》。
邹韬奋风趣地对报社工作人员说：“我们都是搞新闻出版的，同在一条战线哩。你们是游击队的文化战士，比我们先走一步。我们现在也开始组织一支文化游击队，今后我们并肩战斗。”
他回头对张文彬说：“我们这支文化游击队，是在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护卫下，由香港转移阵地回来的，没有人民的枪杆子，就没有人民的笔杆子。打倒法西斯，必须有人民的枪杆子，也必须有人民的笔杆子!一定要把枪杆子和笔杆子结合起来!”
茅盾联系一路所见所闻，以亲身经历和感受称赞这是抗战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这次回来，感受很深，特别感到这是作家直接同抗战的实践结合，创造革命文学最好的机会。我对游击队怎样在敌后做抗日文化工作就了解得更具体了。我坚信，作家只有深入工农大众，才能更好地开展革命文化运动。”
张文彬对这批文化人士十分敬重，趁机请他们对如何办好《新百姓报》提出具体意见。
邹韬奋沉吟了一下说：“为了使《新百姓报》更有地区特点和代表民意，不妨改名为《东江民报》。”
张文彬连声说好：“韬公，你不妨题个新报名吧。”
“你这个张书记，可真会抓差。好，我们一起来支持吧。”韬公说着，欣然书写了新报名。茅盾则为副刊书题《民声》二字。画家丁聪也为《民报》画漫画。
这批著名文化人士还应邀热情为连队和干部训练班授课。邹韬奋讲授民主政治问题，胡绳讲授哲学。茅盾说：“文化人要同抗战结合才能产生革命文学。”
在南委机关，坐镇指挥整个大营救的南委书记方方在接到张文彬有关抢救文化人的报告后，也于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二这天，向延安中共中央发出电报：
中央书记处并报渝周与康生：
现将曲江来电转如下：
(一)南路特委书记已由东江到韶，小廖、文彬与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一百五十多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脱险，抵达东江曾、王部，现正准备分途赶送各地中。
(二)梁广、吴华，仍留组织上工作。
(三)文彬问上海情况如何，大批文化人能否到该处。
(四)对这批文化人有何指示。
方方
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张文彬、方方等得电，提出“对由港撤退同志疏散意见”：
张、林、梁并渝周：
由港至东江诸同志之疏散问题，我们有下列意见：
(一)能在广东或大后方或沪或平津找到好的社会关系者，即设法在广东去大后方或沪或平津，然后再设法到苏北、华北或延安。
(二)在各地不能找到社会关系者则设法去方方处安置，暂时静居研究待机再动。
(三)以上意见请张与诸同志商量见覆，并请渝周及方方考虑见覆。
(四)请你们代中央向他们致慰问。
(五)同意张、林暂时设立电台与中央联络。
书记处
2月27日
同日，中央书记处还专门给周恩来电，转告由港撤退人员之情形：
渝周：
(一)据张文彬从东江游击区来电有如下之情况：
甲、港陷落后张、廖均安抵惠州，张转抵宝安游击区，廖转抵韶关，在港党内外各部门均无损失，大部搬到游击区，少数已到澳门。
乙、沈志远、邹韬奋、胡绳、张友渔、茅盾等均已到东江，夏衍到澳门，何老太及柳亚子已乘木船出港向汕头去。
丙、在港之疏散已完毕，少文尚在港，港敌近来渐严，但留港各人均安。
丁、东江已设手摇机电台，已与延安通报。
二、对于抵东江诸人的疏散问题已详另电，请考虑见覆，小廖抵韶请设法与之联络。
书记处
2月27日
3月4日，中央书记处对香港撤退的文化人安置问题给张文彬再次发电：
张文彬并告方方：
(一)自于香港撤退的人，大都是统一战线的文化人，过去在渝、港均已很红了，我认为无法在方方处安置，闽西有些武装早已分散，留方方处也太红，若久住不仅中央特务，就是广东当局也要注意，打入曾生部队也太小，不能容纳，无论如何不能停留。
(二)我昨已去电方方，告其处理办法是，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一些来渝，请中央及方方转告文彬。
(三)请方方转告小廖，要他利用他母亲关系一同飞渝来面谈。
(四)上电是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与前中央书记处给文彬的电报略有出入，请文彬根据当前实际情况适当处理。
书记处办公厅
3月4日
3月6日，周恩来对张文彬关于香港陷落后东江情况报告复电：
即刻到，中央书记处及方方分转张文彬：
(甲)你现在何地，是否在惠南游击区内与方方处，交通情况如何，是否通电。
(乙)到东江二百余文化人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
(丙)除站不住的文化统战干部，依我冬(即2日)电处理外，其余地方干部是否可留一些在潮、梅隐蔽，因为都送苏北路费太贵，但暴露的可能妨害地方党的则决不能留。
(丁)一百万款无法筹汇，现准备二十万，先汇五万去桂，汇五万去曲江，汇曲江的款是等廖到曲江由你们派人去取或即汇在原来方方的收款处，请方、张电告。
(戊)文化统战干部来内地的路费发至曲江、桂林即可，我们另拨款接待在本地疏散的则先发，如去苏北的发一千五百元即够，因重庆去上海也只要一千五百元。
(己)小廖、连贯何日离开你们现到何处，尚无消息。
(庚)你疏散工作完毕后，应将游击区及地方党整理好，与方方建立好交通，再回南委。以后凡关于疏散问题与电覆直发给我，以免延误时间。
周恩来
鱼渝(即6日)
抄：毛、祥、任、李、陈、凯、康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张文彬对这批文化人的去留做了安排，一些人去浙江，经上海到苏北；一些人去桂林；一些人前往重庆。而胡绳夫妇、戈宝权、黎澍等少数人分配到东纵政治部从事干部训练班工作。
国民党对邹韬奋恨之入骨，通知各地只要抓到就地处决。张文彬亲自陪同他到惠阳地区，由地下党作了极为安全的布置，让他化装成商人在梅县隐蔽了一段时间，然后设法经上海进入新四军华中根据地。
由于要护送文化人士，张文彬一时无法回韶关，他特地安排南委交通司徒丙鹤先回去。临别前，他交给司徒丙鹤一笔美钞，叫他回韶关后去找一位名叫“陈二叔”的交通，并嘱咐司徒丙鹤转告李大林办好三件事：
“一是要告诉省委，抢救被困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凡是被抢救出来的人，省委要解决好他们的路费、住宿、路条，安全地将他们送到目的地。设法做生意，赚点钱应急；二是江西省委情况不明，南委派谢育才到江西去一直没有消息，估计可能出了问题，请粤北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三是南委将派胡绳到粤北省委担任宣传部长，今后，你凭我写的亲笔信把胡绳介绍给李大林。”
司徒丙鹤重述了一遍张文彬的话确认无误后，问还有什么吩咐。
张文彬摸了摸自己的尖下巴说，“小周怀孕了，你回韶关后麻烦你夫妇俩在生活上多给予照顾，我公事一了即回韶关看望你们。”
“放心吧，小周就交给我们吧。”司徒丙鹤与张文彬握手言别。
据史料记载，这次抢救行动，从日寇的严密封锁中撤退了包括国民党左派元老在内的各方面人士共800多名，其中有夏衍、茅盾、邹韬奋等著名文化人士和何香凝等爱国进步人士，他们分别被安全送到内地及海外，另还营救了100名国际友人，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斗争的爱国青年。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香港人口180多万人，90%是广东人，国民党中央及省的军政人员在香港的也不少。为帮助这些人回来，李汉魂在韶关发起成立了“紧急救济香港同胞委员会”，亲任主任委员，并于1942年1月27日制定救济香港同胞工作大纲，千方百计安置香港难民。
最初由港脱险归来的是国民党海军司令陈策，他驾驶鱼雷艇突围而出，手臂中弹，英勇无比。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委员邓青阳、罗冀群、陶希圣等和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等也都脱险归来，他们在韶关停留后，都飞往重庆。
原粤军将领李福林滞留香港，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亲往香港劝他为汉奸政府做事。李福林大义凛然说：“现在只有两途，一即用枪打死我，否则用飞机送我上韶关。”陈璧君说：“你要上韶关吗？何必这样生气呢？”卒让李福林坐飞机回韶。
李汉魂还从1942年1月22日至2月14日巡视香港同胞归乡路程，一路慰问、救济同胞。
4
这次东江抗日游击队在香港成功营救文化人，对张文彬的思想触动很大。
当年，西安事变成功解决，张文彬感受到统一战线的威力，因而他到广东后，对余汉谋抱有幻想，派到余汉谋部队去的中共党员干部较多，意图是想通过统战工作争取改造余汉谋军队共同抗日，但余汉谋绝不是杨虎城，张发奎也不是张学良。当然，这也与日军未占领香港以前，张文彬对整个形势分析估计不足有关。
张文彬在香港主持召开粤南省委会议时，还没有预计到日军会这么快南进，或不敢南进，因而未引起重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看法问题，而是整个时局的突变，南委领导层对此在思想上均缺乏警惕，没有两手准备。但自日军占领香港之后，张文彬开始意识到自己工作上的偏差错误而感到非常难过。
在香港被困的18天中，张文彬和司徒丙鹤住在一起，他谈的都是长征故事及战争问题，显然，张文彬的思想已从过去偏重在国民党军队搞统战工作转移到建立和壮大自己的队伍上。他对司徒丙鹤说，要把东江部队从游击队朝大兵团的方向发展。我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对此，共产党员要坚信不移。
为了详细了解部队和游击区开展武装斗争的情况，趁这次到东江部队根据地的机会，张文彬决定好好抓抓这支武装。为此，他在这里一呆就是三个多月。
东江一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二次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1938年10月，在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后向内地进犯、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时候，惠阳、东莞、增城等地的爱国民众，纷纷拿起武器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为适应这一形势的要求，廖承志奉中共中央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指示，于10月13日，召集中共香港市委和海委的负责人曾生、吴有恒等开会，研究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经热烈讨论，决定从香港、澳门的750名共产党员中，紧急抽调200名党员以“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到惠阳一带领导游击战争，并任命曾生为“惠宝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带着一支精干队伍，分批到达坪山，以“华侨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成立了100余人的惠阳抗日游击队，活动于惠阳、淡水一带。
1938年11月下旬，曾生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碧岭阻击日军名声大振，爱国民众纷纷来投靠，报经廖承志和广东省委批准，l2月2日在惠阳县周田村，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与此同时，王作尧受廖承志派遣，在广东省东莞县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英勇抗击猖狂进犯的日寇。
廖承志提出关于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主张，张文彬是积极支持的。张文彬一到广东就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要求各级党组织尽力组织和掌握各种形式的武装队伍，时刻准备打击敌人，开展游击战争。他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并请求党中央派了红军干部梁鸿钧、李振亚、庄田、谢立全、谢斌等前来广东，先后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等调到东江，加强东江部队的力量。
194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加强曾、王部队领导的指示，派省委常委、东江特委书记林平担任曾、王部队的领导。9月，林平在宝安的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将东江地区的人民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五大队，曾山、王作尧分别任大队长，林平兼任两大队政委，梁鸿负责军事指挥。第三、五大队分别进入东莞的大岭山区和宝安的阳台山区，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白石龙村位于阳台山根据地内，是个坐落在阳台山东南面的小山村。它的西北约10公里的地方是国民党控制的观澜墟，东南约5公里左右是日军占据的布吉。因而这里成为日顽双方的缓冲区。
张文彬原本是想与廖承志一起回韶关的，但这次到东江后，他也发现这里存在一些问题。在1942年1月10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他是这样介绍东江的情况的：
游击区现只宝安较大，横直约五十三里，东莞因一九四一年九月顽固进攻，损失半数，近虽恢复一些，但灾情颇重；惠阳、坪山以西到铁路线地区亦不很好。此间曾、王全部，包括最后补充人数一千一百人，枪不及半(外围武装不在内)。过去工作弱点颇多，港九失陷以后，因集中力量营救干部与文化人，故本身发展与补充颇受影响。但新界游击区已有所发展，外围武装正扩大中，补充枪弹办法不多，无钱更难。
为帮助林平整顿东江部队，张文彬主动留了下来。l942年1月下旬至4月初，他代表南委在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了数次东江部队的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委，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邬强任参谋处长。
白石龙会议是一次重要会议。张文彬在会上对形势任务、经验教训、方针政策、军政建设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后来东江部队的建设和广东武装斗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就在会议期间，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召开了广东“绥靖”会议，制定了全面进攻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计划，声称要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共东江部队。
原来在3月初，日军收缩兵力，退出惠州、博罗一带，只保持铁路广州石龙段，并固守莞城、太平、南头、深圳等重要据点。莞深沿线上许多乡镇，则由伪军、伪联防队驻扎。余汉谋马上调派六十五军—八七师到惠州，由师长张光琼和挺六纵队司令邓琦昌负责，组成“东江惠淡守备区指挥部”。一八七师以“收复深圳、反攻香港”的名义，调至惠宝前线，随即推进到淡水、镇隆、新墟、樟木头、塘厦一线，对东江部队宝安阳台山根据地形成了包围的态势。为了迷惑东江抗日军民，他们又放出“收编”东江部队的烟幕。
内战之火，一触即发。张文彬决定召开较大规模的干部会议，进行抗日反顽斗争的动员。他指出我们面临着国民党顽军发动大规模内战，情况比去年进犯我大岭山根据地还要严重。但是只要我们有坚强的斗志，有正确的领导，并不是不可以将其击破的。在相当长时期内斗争将是艰苦和复杂的，我们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
其时，有些人建议，为了减少损失，除了保留一个精干的队伍在战区内与敌周旋外，可将大多数人员暂时疏散，把武器埋藏起来，待到形势好转时，再把队伍集结武装起来干。
张文彬坚决回绝了这个意见，指出：“熬过困难就是胜利，就会大发展。”“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要怕打“磨擦仗”，要针锋相对地坚持斗争。
有人认为顽军强而我军弱，活动地区又狭小，难同顽、敌周旋。
张文彬回忆起他在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东江情况时，主席曾指出：惠东宝游击区的范围不能缩小了，比井冈山开始时还要大。我东江地区虽无险要的崇山峻岭，但丘峦起伏，地形复杂，而且又新辟九龙新界和增博地区，大有回旋余地；同时又有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人心所望是团结抗战；顽军与敌伪虽有反共反人民的默契，但他们之间确还存在矛盾，因此，只要指挥得当，是能够取胜的。
张文彬以坚定的语气说：“同志们，目前的局势很严重。但是，敌人进攻的兵力有限，阳台山和大岭山都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只要我们树立信心，坚持执行正确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困难，粉碎敌人的进攻。”
张文彬见大家情绪开始高涨，不失时机地勉励道：“艰难困苦何足论，誓斩楼兰复河山。”
总队部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迅速下达了战斗部署，部队进入临战状态。同年7月，东江部队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八七师长张光琼吹嘘的三个月内消灭东江抗日游击队的计划宣告破产。
张文彬在东纵三个月来，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广泛接触干部、战士和群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东江部队的干部、战士都喜欢与这位叫大张的年轻首长谈心，听他谈人生，谈理想，分析国内外形势，讲述革命道理。晚间经常烧起一堆柴火，大家围拢来交换工作意见，也讲故事，有说有笑。
一次，一个从南洋来的战士冒失地问了一句：“大张，您懂得这么多，一定出国留过洋，家庭很富裕吧？”
张文彬一听，无声地笑笑：“我是穷孩子出身，在堂兄张子谋的帮助下。才得以进入长沙中学读初中。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党派我回平江组织农民武装，从此只好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如果想出国留学，只能等革命成功啦。”
“那这么说，您十七岁就组织武装，好厉害哎。”一个机灵的女战士插嘴说。
“那是敌人逼出来的。我在1927年10月不幸被捕，但敌人没有抓到什么证据，无法下手，只从我家里敲诈了一百块光洋，便允许具保释放了。我出狱后，亲自带领一支工农武装，以杨梅山为据点，与敌人真刀真枪地干。队伍很快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二百多人。”
“后来呀——”
“后来就参加平江起义。上井冈山，参加反围剿和长征呀。”张文彬刮了一下面前一个小战士的鼻子，“再后来就跟你们一起打鬼子来了。”
一个绰号叫“猴子”的战士偷偷地从张文彬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随后大声嚷道：“大家来看，大张的夫人多漂亮呀，比好莱坞的明星还美。”
众战士一听，都扑上前抢着要看。张文彬一旁慈和地笑着，思绪却飞到远在韶关的妻子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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