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七章：风云突变。
1
虽然已是4月，映山红漫山遍野地燃烧着，山谷里充满布谷鸟的叫声，但北方冷空气所带来的倒春寒，仍让韶关笼罩着一层寒意。
1940年4月13日晚，国民党广东省党部CC派头子高信、三青团头子蔡劲军、黄铮等约请抗先总队部负责人到省党部机关“彬庐”进行最后一次谈判。留守抗先总部的几位负责人早已作好坐牢的准备，毅然前往。
双方发言后，高信见抗先总队部仍不就范，坚决反对解散抗先，霍地站起来，声色俱厉地骂道：“你们一定要坚持这不中不西、非国(民党)非共的团体，好的，你们成立‘抗先党’吧!去割据地盘，培植势力吧!即管来和我国民党斗一斗吧!看谁斗得过谁；……目前抗战时期，一切得服从政府，政府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叫你解散就解散，并无理由可讲，你们不听，就制裁。”
抗先负责人毫不示弱，针锋相对：“我们抗先是抗日组织，试问抗日何罪？”
高信一拍桌子：“我限抗先代表三天之内就解散抗先问题做出答复。否则，政府将逮捕全体总队部工作人员，并以非常手段对待一二主要负责分子！”
“你们的牢房是专门为抗日分子准备的吗？不觉得可笑吗？我们等你们来抓。”抗先负责人斩钉截铁地说完，拂袖而去。
抗先负责人回来后，通过中共广东省委青年委员会负责人吴华把谈判破裂的情况向张文彬反映。
吴华介绍说：“抗先和国民党顽固派的解散与反解散的斗争已持续一年多。自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反共方针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伍智梅来广东宣传反共，广东的政治形势逐渐恶化。7月中旬，国民党筹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广东分团，以此统制、包办全省的青年运动，加紧对广东青年运动的控制。随后，国民党省党部强迫抗先总队部领导人员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还要抗先总队部发表宣言，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
张文彬深思了一会，指示道：“三青团如果作为一个抗日的青年团体出现，抗先可与它建立统一战线，但如果别有用心，要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要解散抗先，我们坚决反对，绝不退让。抗先总队部根据这一指示，拒绝发表号召全省抗先队员参加三青团的宣言。”
吴华继续介绍说：“在此前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对抗先的各级地方组织开始了疯狂的摧残。广宁、合浦、郁南、台山、中山、开平、新会、云浮、新兴、惠阳等县的抗先队，以至总队部驻新兴西南办事处，驻河源东江办事处也先后被强行解散或停止活动。1939年12月起，国民党省党部多次派人找抗先总队部负责人谈话，限期抗先公开宣布解散。三青团分团还强行占领抗先总队部住址，甚至公然散布，要逮捕或暗杀抗先总队部的负责人员。”
“现在既然谈判已破裂，硬碰硬显然已经没有任何必要。”张文彬道，“政治上坚持斗争，不能偃旗息鼓，更不能丧失立场，投降国民党；组织上则主动转移，不暴露，保持力量，使抗先组织在与广大青年联系中，以各种各样形式出现，以保存下来。”
张文彬开导说：“年初，我到西江检查工作，发现云浮抗先队伍虽被迫停止活动，但抗先队员早已深入农村基层，以办民校、夜校等多种多样形式，得到保存与发展。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样做是对的，有前途的。因此，为保存革命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抗先总队部所有工作人员应按原先作好的安排撤离韶关，分别转移到农村基层去，到革命部队去，到各行各业之中，继续斗争，成为革命的有生力量。”
“好的，我马上把省委的决定传达给抗先总队负责人。”吴华道。
4月15日一早，抗先总队部发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为各级队部被解散告社会人士书》。回顾了抗先成立两年多以来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所建树的光辉业绩；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用三青团统制青年运动，用强蛮行径解散青年抗日团体，以威胁、强迫离境、暗中跟踪、非法逮捕等卑鄙手段迫害爱国青年；明确表示，对国民党当局要抗先解散组织、停止活动，“绝对不能够接受”。
应该说，国民党当局对抗先的解散，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他们开始向中共组织正式开刀。
其实对国民党逆流的进攻，张文彬早有准备，1939年冬，出于安全考虑，便将省委机关从韶关迁到南雄县承庆乡第六保瑶坑村（即现南雄市黎口镇瑶坑村）。
瑶坑村离南雄县城只有几公里，正处在南雄至赣州公路的一侧，出入方便，群众基础好。加上时任承庆乡乡长刘友聪及第六保保长刘烈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承庆乡公所和第六保保公所就都为中共地下党所掌握的两面政权。瑶坑村还有一个十分健全的地下党支部，并组织起“妇女会”，宣传抗日救亡，群众觉悟大大提高。所以，瑶坑村成为省委机关进驻的理想基地。
早在机关进驻前约2个月，一名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平姐”的省委工作人员便以“逃难者”的身份先进到村里，租了一幢约200平方米的泥砖屋作为机关住处。
“平姐”，真名叫梁维平，又名梁二妹，是新兴县新城镇仓夏村人。1919年，与南外村甘卓棠相爱结婚。在甘卓棠的教育下，毅然随夫参加革命，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甘卓棠英勇牺牲，作为烈士妻子的梁维平在组织的帮助下，几经周折，从香港回到省委机关工作。8月，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转移时，梁维平把来不及转移的文件、印刷品烧毁。撤退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敌特对她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
1938年夏，梁维平被莫雄从南雄监狱释放出狱，并被组织先后安排在八路军办事处和省委机关工作。张文彬正是看中了平姐的坚强党性，派她以普通乡村妇女的身份，到这里负责省委机关工作。
机关里，她经常一个人独立作战，保管、处理秘密文件，管理内部交通员和附近灰色据点的党员，担负机关内的杂务，种植蔬菜，关照省委领导的饮食起居；联系、接待群众等。工作既繁琐又重要，每天虽然很累，但梁维平毫无怨言。张文彬、李大林等到瑶坑，都自称是平姐的“亲戚”。
张文彬、李大林这次到南雄，是特地来看省委办的党员培训班师生的。该班班主任苏蔓是一个富有朝气、责任感强的年轻人，张文彬非常喜欢他。
苏蔓正在一间平房里油印资料。旁边两个俊俏的年轻女子帮着揭纸。
见两位领导进来，苏蔓连忙把手中的刷版交给其中一个女子，用一块粗毛巾抹了抹手，招呼两位领导坐。
张文彬一看那执刷版的女子，笑着说：“哎，罗老师，你也在啊，你和苏老师可真是公不离婆，秤不离砣啊。”
那女子被张文彬一说，脸上顿时飞起一道晕红，嘴里却不依不饶地说：“大张，你到粤北来了不到两年，倒学了不少野话。”
张文彬乐了：“智慧在民间，人民群众的语言才是生动的。前天，我到一个土地庙，上面敬着土地公公、土地婆婆，旁边写的一副对联就十分有趣，正好送给你们这对红色伴侣。”
“什么对联？”旁边正揭纸的女子快言快语问。
“上联叫：此公公十分公道。下联叫：彼婆婆一片婆心。”
此语一出，大家笑成一片。罗老师用手背敲了一下张文彬的肩头说：“我有这么老吗？”
“不老，不老，不过，我们的党员干部培训班还真的承蒙你们这对革命情侣啊。”
“哪能这么说，还不是你领导有方。”苏蔓倒了两杯水请张、李二人喝。
苏蔓，原名苏裕源，1914年生于广西梧州苍梧县多贤乡（今夏郢镇）凤凰村一个地主家庭。1930年苍梧县立中学毕业后，考进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后改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攻读化学工程科，1935年夏肄业。1932年“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争。苏蔓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队，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和镇压，毅然到街头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们通过表演话剧、唱歌、演讲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当地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广州组织了一个曙光社读书会。就在读书会，他认识了女同乡罗文坤。
罗文坤，曾用名罗娴、罗光，广西苍梧县贤德乡（今京南镇）纯冲村人。1916年11月29日出生。姐弟妹共有9人，父亲早逝，母亲是个贤惠的家庭主妇。1932年，罗文坤随家迁居广州，考入广州洁芳女子高级中学。罗文坤加入曙光社读书会后，共同的理想，炽热的爱国热忱，把她与苏蔓的心紧紧相连。1935年春他俩在广州结为伉俪。
1934年至1935年间，大批革命青年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路。苏蔓、罗文坤也于1935年6月先后去日本，就读于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政法专业。1936年暑假，苏蔓参加由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班，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3月，苏蔓、罗文坤从东京回到上海，化名“亚宋”，主要负责暨南大学等大专院校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派苏蔓、罗文坤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政治上日益成熟。为提高广东党员的理论水平，1939年1月，张文彬特地向延安要求，把苏蔓、罗文坤派回韶关工作。苏蔓（化名裴济）在广东省委组织部担任省委党员训练班主任，除主持全盘工作外，还负责讲授党的建设等课程。
省委四次扩大会议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举办了三期党员训练班。1939年3月，第一期党训班在韶关西河一家农户里举办。30多个学员挤在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低矮木板阁楼，空气浑浊，夜间蚊虫轰鸣，每天粗茶淡饭，生活极其艰苦。7月至9月，省委在马坝附近的演山谢屋举办第二期训练班，有40多人参加；紧接着，在11月又举办第三期班，因日军进犯粤北，形势紧张，苏蔓带领党训班30多名学员从马坝撒到南雄县郊里岗岭继续办班，后又于1940年4月转移到赣南的锡坑开办。
这里是山高林密的一条大山沟，办班的地方就设在一个久已荒芜无人居住的村子里。学员们用竹子搭床，用竹片、茅草作瓦，生活更为艰苦。苏蔓自始至终与大家同甘共苦。不料，赣南党训班开学才一个月，被特务发觉。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派几百名保安队来搜山。苏蔓临危不惧，机智沉着地指挥学员分三路突围安全转移，最后他才与罗文坤和学员张海萍、朱明等化装脱险，回到南雄。
张文彬随手看了看印好的单张，是自己为省委内部刊物《广东党人》发刊号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如何联系广东实际，贯彻运用好党的“三大法宝”。他问：“苏老师，你们这次在赣南遇险，说明江西的反共逆流十分猖狂，学员们都还好吧。”
“是啊，晚一步突围，我们说不定成了蒋经国的俘虏了。”苏蔓想起来有些后怕，“不过，在韶关办的三期党训班办得很有成效。学员们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党的理论和军事知识，思想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被分配到各个重要岗位工作，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文彬把苏蔓叫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郑重地说：“苏蔓同志，为加强广西党的工作，组织上决定调你和罗文坤回广西桂林，负责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
李大林补充说：“你夫妇俩都是广西人，在当地容易找到正当职业，故选择了你们，不知你是否有什么要求？”
“服从组织的决定。”苏蔓语气坚定地说。
“广西广东，路途遥远，联系不便，需要物色一个可靠的政治交通员保持你我的联系。”张文彬说，“你能推荐一个认识你们的合适人选吗？”
苏蔓想了想，指着正在印刷的女生说：“她叫张海萍，原名张妙灵，广东东莞人，今年23岁，广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政治可靠，工作热情，爱好音乐和体育，是本期培训班优秀学员，让她来当这个交通怎么样？”
“好，我们考察一下，”张文彬紧握一下苏蔓的手，“我已交代平姐加个菜，为你夫妻送行。”
“开饭罗。”平姐在厨房里喊，大家闻声放下手里的工作，乐哈哈地出来。
“平姐，今天都准备了什么好菜？”张文彬要过来帮忙端菜，平姐拍了他一下：“你还是坐着吧。”
今天人多，房间里坐不下，苏蔓和李大林把一张长方桌搬到院子里，张文彬顺手抓起两张长板凳放到两边。罗文坤、张海萍各洗净了手帮着上菜。
“今天我用南雄菜招待大家。”平姐端一盘南雄腊鸭笑吟吟出来。
韶关是以客家人为主聚居的地区，其饮食以客家菜肴为主。客家菜与潮菜、粤菜并称为广东三大菜系。与潮菜比较，客家菜的口感偏重“肥、咸、熟”。最具有粤北特色的应数南雄菜。南雄的菜咸、辣、香、酸四大味，多用炒、焖使肉入味，善用辣椒、酸笋、蒜叶来调味，味感丰富，满桌的菜色香俱佳，用来下饭下酒都很好。平姐在瑶坑村呆了半年，跟当地乡亲学会了做南雄菜。这也是地下党人融入当地人的最好生活方式。
张文彬见那腊鸭皮薄肉嫩、肉红味鲜、骨脆可嚼，上面铺着一层红辣椒，不禁胃口大半，抢先夹了一块塞进嘴里嚼着，大喊够味，比湖南的辣子还带劲。他来广东这么久，总嫌粤菜太清淡。
李大林跟着夹了一块，放在口里还没嚼，一股火辣直冲喉咙，呛得他泪水鼻水直冒，连喊受不了。
平姐一边找来毛巾给李大林擦，一边内行地介绍说：“南雄客家人的饮食与梅县客家菜系略有不同，梅县菜系偏向‘原汁原味，可口可心’，而南雄菜加多了辣的元素。这是因为南雄气候偏寒，特别是冬天，几乎年年都有降雪，多吃辣椒，本是取暖的好方法。再者，南雄山区其他三季较为潮湿，易犯风湿骨痛的毛病，多吃辣椒也可达到祛湿的作用，因此南雄菜式多有辣味。在地理上，南雄比邻湖南，故有‘湖南人不怕辣，南雄人怕不辣’之说。”
张文彬笑着插道：“毛主席曾说，吃辣椒的人最革命。我发现，在粤北，南雄人的革命性算是最强的。”
苏蔓夫妇是广西人，也不大敢吃辣，便小心地“躲开”红辣椒，只拣鸭肉来吃。这时，张海萍捧了一大盘豆腐出来，平姐指点着说：“这是南雄酿豆腐，也是一个特色菜。”
“酿豆腐是我的最爱，可谓百吃不厌。”李大林刚被辣椒呛到，有点不好意思，见上的是酿豆腐，便来了兴致，抓起筷子夹了一块放碗里，“记得读小学时，老师曾教我唱一首客家童谣：‘咕噜噜，咕噜噜，半夜起来磨豆腐；磨豆腐，虽辛苦，吃肉不如吃豆腐。’”
“听说你们要回广西了，多吃点。”平姐用勺子给苏蔓、罗文坤、张海萍三人盛了一碗，对李大林解释说，“南雄酿豆腐与一般客家酿豆腐不同。一般的客家酿豆腐用的是水豆腐和油豆腐，酿入的馅料以肉为主，而南雄的酿豆腐多用油豆腐包来酿。馅料则丰富多样，主要用新鲜的芋头、香脆的小虾米，还有腊肉碎、蘑菇、香菜等等材料剁碎拌匀，有些人家还会按不同口味加入不同的馅料。然后把大块的油豆腐包开个小口，把里面的瓤挖出，再酿入早已配好的馅，放入蒸锅蒸熟即可食用。”
李大林咬了一口，果真味道鲜美。他见张文彬只顾啃鸭脚，便冲了一句：“大张，你也不能光吃肉啊。”
“你们怕辣，吃肉不如吃豆腐。我可是吃肉美如豆腐。”张文彬美美地啃完鸭脚，“平姐，有没有酒？给来一壶。今天为苏蔓夫妇送行，不能没酒。”
“有当地的水酒，我这就去拿。”平姐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或许是因为离别的缘故，当晚，张文彬、李大林和苏蔓喝了个痛快淋漓。
2
省委机关交通叫司徒丙鹤，是一个颇有文才的热血青年，当过记者和作家。
司徒丙鹤1916年生于广东开平农村，青年时代求学于上海、武汉，后来半工半读于广州大学。30年代，曾在第十九路军四十九军二九四团当过上士文书，参加过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失败后避居朝鲜。1938年司徒丙鹤结束了在朝鲜的流亡生活，回到开平教书，随后辗转开平、曲江、桂林、衡阳、香港、澳门、湛江等地做各种抗日工作，成为张文彬信任的交通员。
张文彬与司徒丙鹤经常聊起周士第，因为周士第曾任二九四团团长，是司徒丙鹤的顶头上司。其实，周士第是个共产党员，曾任红军东渡黄河司令部司令，而张文彬是政委。两人是好朋友。每当谈起这些事，张文彬总是兴趣盎然。
送走苏蔓夫妇后，张文彬让司徒丙鹤多物色一个交通，司徒丙鹤推荐了魏金水。
魏金水原在赣南办的省委第三期党训班学习，刚从江西脱险回来，正等待分配。司徒丙鹤先找魏金水谈话，告诉他组织决定调他到省委机关工作，主要任务是在韶关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掩护省委领导同志开展工作。魏金水兴奋地直点头。
司徒丙鹤把魏金水从南雄带到韶关，在芦苇丛生的武江河边，将他介绍给河西印刷厂一位姓杨的工人。老杨和魏金水经过一番计议，在河西找了一块平地，盖了一个竹茅棚，办起一间小印刷厂，由老杨当老板，魏金水当工人，另雇了两位女工。秘密交通点由此建成。
这天，魏金水接到通知，说一位代号为“曾晋文”的省委领导要来找他。当时魏金水并不认识张文彬，也不知道这“曾晋文”究竟是谁。
过了几天，一个年青英俊的高个子走进茅棚，很大方地向魏金水打了个招呼，便把一个装有介绍信的大信封递给他，其神态像是在洽谈生意。
魏金水拿出介绍信一看，啊!来人就是张文彬。高兴得不知所措。
张文彬微笑地点了点头，跟魏金水聊了起来。他先询问了联络站周围环境的一些情况，然后说：“我这次要到重庆，路过韶关，顺便来看一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魏金水说：“这个我知道。省委秘书长王均予交代过我，说我这里只为大张服务，不接待其他领导。”
当时，张文彬刚与省委机关年轻漂亮的秘书周微雨刚刚结婚。周微雨温柔体贴，工作一丝不苟，书法端正秀丽，给张文彬留下深刻印象。每次，张文彬从延安、重庆带回来的重要文件，都交由周微雨刻蜡版。两人是在默契的工作中配合中渐渐产生了感情的。
张文彬把他和爱人周微雨的新家安在始兴沈所的一个围楼里，因为张文彬经常要来韶关会见各地来人、召开会议、检查工作等，往返很不方便，因而他才交代司马丙鹤以印刷厂名义建个秘密联络站，方便他住宿和工作。
张文彬走出竹茅棚，在周围察看，见对河不远处有军车隆隆地经过，觉得有点不安全，便交代说：“这里离市区较近，你和王均予说说，能否再为省委机关找一间较为隐蔽的房子？”
魏金水说：“此事已在办。王秘书长和我已经找了好几个地方，最后选准了离这里有十几二十公里的重阳墟，那里有一座叫‘紫气东来’的大屋，我们租了一个有套间的房子，作为省委机关的另一秘密住处。重阳墟靠近武江，地方偏僻，但水上交通方便，适合开展各项活动。”
张文彬拍拍魏金水的肩膀，夸道：“你们考虑得周到，过几天带我到重阳看看。现在，你暂时放下手中的活，跟我到火车站接一个人。”
“好的。”魏金水用布抹了抹手，欣然道。
张文彬，魏金水一路紧赶慢跑，刚到河西浮桥东端，迎面见一个人过来，只见他右手提着行李，左手拄着拐杖，张文彬定睛一看，这不是方方吗？连忙跑上前去迎接。
方方笑着解释，刚下火车，就遇到了一位潮汕籍的汽车司机，搭顺风车就过来了。张文彬看着他手里的拐杖，不解地问：“你怎么用起了拐杖?”方方把拐杖向空中一挥，风趣地说：“为了打狗。”三人哈哈地笑起来。
魏金水忙过来帮方方提行李，并问张文彬：“住哪里？”张文彬指了指河上的一长串乌篷船：“上客艇吧。”
当时，在韶关的武江、浈江和北江三条河上，停泊着许多大小各一的船艇作为客艇，有专供喝酒娱乐的，也有专供人食宿的。每当夜幕降临，酒绿灯红，好不热闹。张文彬专门安排一只名叫“江凤”的客艇“混迹”其中，作为省委机关的另一秘密联络点。用客艇作为联络点，最大的好处是水上的机动性，既能躲避日机的轰炸，又能躲开特务的检查。只要有危险，可把船划到安全处，或干脆跳水潜走。
张文彬知道方方是潮汕人，上艇后，特叫老板娘熬了一盆鱼粥。
客艇悄悄地划到上游河边的偏僻处。张文彬与方方在灯下轻轻地聊着。
在粤闽边，方方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原名琼思，广东省普宁县人，1904年生，比张文彬年长6岁。他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任普宁县团支部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当时，方氏家族有个族长见他竟然要革自己的命，便不准他姓方，还要把他赶出方家。方方说：我不仅要姓方，我的名字也要叫方。由此，把自己的名字改名叫“方方”。
1927年广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方方被反动通缉，一度到泰国避难。1930年他随邓发赴闽西苏区工作，任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时，在扩大红军中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全县出现了党团员带头争先上前线，区、乡赤卫队整连整排加入红军队伍的动人情景。其中才溪乡100个青年中就有88人参加了红军。毛泽东曾高度赞扬方方领导的才溪乡的工作，说：“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并提出学习才溪乡的号召。
1935年春，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后，敌以强大兵力围攻红军独九团，方方挺身率领独九团突围，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斗争极端残酷、艰苦的环境下，参与了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领导的闽西南三年游击斗争，红旗始终不倒。
1937年4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派，闯过白区敌人的重重防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与党中央恢复联系并汇报工作。毛泽东得悉闽西南保存了红军游击队，高兴地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也就是在延安，方方与张文彬第一次认识。按组织的安排，两人原本是一起南下的，但因为国共要达成协议，将湘、赣、粤等八省十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方方才先走一步，回来担任闽粤赣边特委书记。闽粤赣边特委与广东省委是并行关系，主要负责闽西南和广东潮汕、梅县地区等工作。
同年9月，张文彬刚到广东，为处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广州市委的矛盾，特地请方方来香港开会。张文彬十分敬重方方，请他帮助广东省委办了一期游击干部训练班，讲了七八天课。可惜当时中央要方方速回闽任东南分局组织部长，两人就此分开。
张文彬再次见到方方，已是1939年11月14日。方方与妻子苏惠作为闽粤赣边区党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路过韶关，准备前往延安开会。当晚，张文彬特到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来见方方夫妇。
1939年，对于方方来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1月，他主持召开闽西南潮梅特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战统一战线与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关系，并决定将特委机关将福建龙岩迁往梅县，以就近指挥潮梅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在闽西南设立分委，由副书记谢育才主持工作。这一年最为高兴的，是方方做爸爸了。妻子苏惠给他生了个宝贝女儿，他高兴地给女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惠兰，意寓“方、惠”之兰也。
张文彬祝贺方方夫妇喜得千金，但有些遗憾地告诉方方，近来蒋介石掀起反共逆流，频频制造磨擦，局势十分严重，中央已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各地负责人速返原岗位。方方听了，不禁叹了口气。
第二天，方方夫妻俩正准备返回粤东，张文彬气吁吁地追到车站，拦住方方说，刚接到博古打来的电报，要方方赴重庆中共南方局学习毛泽东的《反对投降提纲》。方方便让苏惠暂留韶关办事处，自己只身乘办事处的越野吉普车，经桂林、贵阳，直驰重庆。
这次，方方到韶关，是准备与张文彬同去重庆开会。两人在客艇上谈了大半夜，第二天便乘火车到桂林，再从桂林乘军用小飞机直飞重庆，在红岩见到了周恩来。
中共南方局是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的，周恩来任书记，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委员还包括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廖承志、邓颖超、刘晓、高文华等。中共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它设在公开机关红岩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负责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福建、江西、江苏等省市以及港澳地区和海外等地党组织，并公开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夕阳残照，勾勒出陪都重庆古城的断壁颓垣。张文彬伫立在陈旧的“周公馆”阳台上，向东眺望。远方的峭壁下，嘉陵江把它那褐色的水全部倾进了扬子江中。自日军“101号作战方案”实施以来，“宝地”成了日本人重磅炸弹的实验场，成吨成吨下泻的炸弹，残酷检验着一个民族的神经。但，一个人的肉体可以被毁灭，而一个民族的意志是不可摧毁的，即便灾难深重，即便九死一生，即便这个民族也有败类和奸细，也往往是磨难越多，抵御磨难的意志也越坚强。
不料，由于一路劳顿，方方一到重庆就病倒了，住进了中央医院。张文彬跟随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到医院看望，只见方方病历上的名字是“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王震寰”，病症是“疟疾复发”。周恩来叮嘱大夫务必治好“王震寰”的“疟根”。医护人员不敢怠慢，对这位高级参议悉心治疗照料。
4月1日，方方康复出院，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召开的“南方工作检讨会”。会议内容在当时属“特级绝密”。
会上，周恩来首先通报了近期时局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兴起反共高潮的情况：
“据准确消息．蒋介石已批准在六个月内逮捕所有已暴露之共产党员，同时国民党内的反共投降分子并尽力摧毁我们之一切公开言论机关。最近，重庆新华日报堆栈被搜查，逮捕工友三名，成都华日报分销处被捣毁封闭，桂林3月13日的新华日报被没收。尤其是成都的国民党特务人员于3月14日纠集流氓数百人，捣毁重庆银行，四川银行仓库及发动抢米风潮，事后诬陷为共产党领导，并乘机逮捕我党公开党员罗世文等及著名文化人车耀先等十人之阴谋事件，均证明反共分子正极力准备分裂投降的活动。在广东《新华南》的被迫停刊，青抗抗先的遭受压迫，华侨归国服务团之遭受无理摧残，曾生部在东江被攻击，亦系反共投降整个阴谋之一部分。”
紧接着，周恩来宣读了最新收到的《中央关于时局逆转与党的应付措施给粤委的指示》的电报内容：
你们必须认识时局的严重性，纠正对广东环境特殊乐观估计，迅速采取下列办法，以保存党的力量：
一、将省委机关内之秘密文件——特别是干部党员之名单、通讯地址、与友军及同情分子关系，以及关于建立保卫党的工作等材料，一律焚毁，如有特别要记的东西主要应记在负责人的脑中，或用特别机密方法作成除本人外任何人不能认识之记号。
二、严格考察省委及特委委员的工作人员。将已暴露不能立足者或有可疑材料者，立即调离党的领导机关，派遣到别的可能工作或不能引起危害党组织的地方去，缩小各级领导机关至短小精干的程度。
三、对青抗抗先之已最露的党员或非党员积极分子，必须立即决心调开，派往新四军区域工作或学习或转往闽粤边方方处，对一切已暴露或可能被破坏之干部和党员以及左倾文化人，均须决心调开或隐蔽，宁肯牺牲或缩小一部分工作，但必须首先保护干部。
四、对“新华南”受压追及其他无理事件，可以动员社会舆论抗议，并经过统一战线关系交涉，但不能为此等事件去暴露和牺牲党的组织和干部。目前你们的责任是沉着的决心的安然的退却，以保存干部，蓄积力量，而不是战斗的退却。
五、在形势紧张条件下，粤委可迁移到赣南信丰一带我们有群众基础的地方，或方方区域去。
在这次“检讨会”上，张文彬、方方两人都挨了“批”，“批评”张文彬是“强调广东特殊化”，要求“广东的工作应和大后方各地一样，隐蔽埋伏”：“批评”方方是“闽西南斗争过‘左’，不宜使用武装斗争”。
两人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都接受了这些意见。
张文彬检讨说，过去自己的主要精力是在发展党员和对国民党军队统战工作上，对开展独立武装斗争重视不够。今后将在这方面加强，希望延安能派一些军事干部到广东。
方方在检讨的同时，也为坚持使用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做辩解，坚持认为面对国民党逆流在必要时使用武装斗争进行自卫是必须的。方方解释说，闽粤边的斗争情况复杂，有国统区的国共磨擦，有战争区的中日较量，也有敌后区的抗日游击，要从实际出发纵观全局指导斗争，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顽固派已撕下“联共”面目，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对付他们也有一个绝招，就是一个钉子一个眼的还手办法：你活埋我一个县委书记，我也活埋你一个县长！你给我的特委委员灌石灰水，我也给你的专署大员灌石灰水。当然，某些部下在“以牙还牙”时乱杀一气，盲目血洗国民党的地方保甲团体，产生了不良后果，这在闽南最为突出，给顽固派以“清剿”的口实。
周恩来代表南方局发表意见。他认为方方不应在国统区过多开展武装斗争，而应该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周恩来的话点醒了方方。方方返粤东后，立即指示闽西南党组织转变斗争形式，留下基干武装保卫机关和干部安全，其余复员。
而对于张文彬的问题，周恩来认为，l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后，广东省委起初并没有认识到这股逆流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对党内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鉴于此，省委领导机关一定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
张文彬听后，保证执行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
会后，张文彬离开重庆，赶往延安，见到了朝夕思念的毛泽东。这是张文彬到广东工作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延安。4月23日，他在窑洞中撰写了长篇工作报告，向南方局和中央系统汇报广东各方面工作的情况。
几天后，百忙中的毛泽东专门把张文彬叫到自己居住的窑洞，听取了张文彬关于广东问题的专题汇报,对广东的工作表示满意。
“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毛泽东递了一支烟给张文彬，自己也抽出一支夹在手里，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刚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
张文彬掏出火柴给主席点烟，问：“我们派进去的党员能否加入国民党？”
“做人要灵活点嘛。”毛泽东喷了一口烟道，“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张文彬掏出笔记本，迅速把主席的指示记下。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毛泽东提醒说，“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季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
张文彬记完这段话，没听见毛泽东说什么了，便抬起头问：“还有呢？”
“还有么子？冇得哒咧。”毛泽东特意用典型的湘潭话笑着答，“5月4日有个会议，到时再细说吧。”
张文彬听得出来，毛泽东故意用典型的家乡话为他创造一些轻松的气氛，在会议上做报告时，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口湘潭话，但是会刻意说得“普通”一些，免得大家有时听不懂。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十六个字方针够我消化一阵子了。”张文彬略有所悟道。
“是够你消化了，你的消化功能看来也不是蛮好，粤菜多生冷，你的肠胃还有点不适应。”
张文彬知道，主席这是在点题了，自己在广东的工作也确实开展得不是很顺。“主席批评得对……”
“你看你看，怎么扯上批评了？好了，从现在起，我们不再谈工作上的事，就是吃饭吃酒，你离开我好长一段时间了，是要补补身子了，我的老方子，红烧肉加豆豉炒辣椒，又补肠胃又补脑。”
张文彬眼睛一热。“还是呆在主席身边畅快些，广东这方水土啊，还有点不惯。”
“你是想家啦……哎哎哎，搞么子名堂？还流眼泪？都是一方诸侯封疆大吏了，眼泪坛子还那么浅，那怎么打天下？”说完从口袋里掏出手绢递给张文彬。张文彬擦擦眼角，难为情地把手绢还给毛泽东。
毛泽东没接，笑言：“这条手巾就给你了，不是给你擦眼泪的，是给你不擦眼泪的，我的话你明白吗？”
张文彬立马答话：“明白了。”
“真的明白了？有些话不必马上回答，应该到真正明白才回答。我喜欢听真话。”
毛泽东告诉张文彬，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有更加细致的安排，工作线索会铺得更开，具体方案由周恩来部署。
6月，张文彬从延安回来后，遵照党中央和南方局关于加强对沦陷区、国统区工作分类指导的指示，在南雄瑶坑村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把中共广东省委划分为粤南和粤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梁广为粤南省委书记，粤南省委的工作由张文彬联系。以珠江河为界，珠江以北归粤北省委管，珠江以南归粤南省委管。
8月4日，周恩来专门发来指示，方方任南委书记，张文彬任南委副书记；张文彬调离广东省委，由曾保（即李大林）负责广东省委工作。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广东省委在始兴沈所红围召开会议，宣布撤销广东省委，成立中共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粤北省委由李大林任书记，饶卫华任组织部长，黄会斋(黄康)任宣传部长，饶彰风任统战部长。陈能兴任青年部长，严重(陈志华)任秘书长。省委机关驻韶关，下辖东江、西江、北江地区的党组织及赣南特委。
3
韶关市郊五里亭牛头村附近有一个小农场，这是中共地下党员黄焕秋家的私人农场。黄焕秋是本地人，被中共北江特委派往国民党第七战区编委会工作，其兄黄焕福是韶关师范学校校长。韶州师范1903年建校于浈江河畔帽子峰前，1921年改为省立第三师范，成为省重点师范。1921年开始，黄焕福接任校长，并于1935年定名广东韶州师范学校。
农场处在偏僻地带，林木葱茏，遮天蔽日，平时稀有行人，是个极为隐蔽的地方，附近只住着几户农场工人。当时省委机关设在南雄瑶坑，由于南雄离韶关较远，交通不便，张文彬便于1941年初把省委机关迁往始兴沈所。转移后，仍在瑶坑保留一个交通站，由平姐负责。李大林接任粤北省委书记后，又把省委机关秘密转移到五里亭这个小农场。
这是一座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的泥砖瓦平房，两栋分两边排开，共有10间，中间有一露天走道。李大林和妻子张英也把家安在这里。房子虽简陋，但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刚出生，整个屋子充满着温馨和喜悦。
张文彬进得房来，见李大林正忙着给孩子洗尿布，张英抱着新生儿在一旁喂奶，便打趣说：“嘿嘿，看来这个爸爸不好当哟。”
“你也会有这一天的。”李大林见是张文彬，忙把脸盆放在一边，请张文彬坐，自己到房里沏茶。
张英则以过来的人“教育”张文彬：“你也是30岁的人呢，该让小周早日怀上，好做爸爸了。”
张文彬笑哈哈地说：“我和小周一定向你们学习，让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你们谈吧。”张英见李大林泡茶出来，便站起来，指着桌上一盘刚洗净的马蹄说，“这是新鲜的马蹄，败火。”说罢，她便抱起孩子进了里间。
李大林给张文彬递上一杯热茶：“听说，你要到梅县方方处参与筹建南委。”
“是的。”张文彬随手捡了一只马蹄，边削边说，“我打算过完年就走。粤北省委的事你要多费点心。”
李大林向张文彬汇报了粤北省委的工作情况，并重点汇报了乐昌南部的工作。
他说：“我刚从乐昌南部检查工作回来，那里的情况不错。乐昌北部由于毗邻湖南，自大革命以来党组织的活动就非常活跃，而南部地区由于国民党势力较强，党组织的活动从l930年夏到抗日战争爆发，都没有扩展到这一地区。为了填补乐昌南部党组织活动的空白，粤北省委在乐昌设立了一个工作点，并成立了中共乐昌儿童教养院支部。上个月，粤北省委在乐昌县城举办了两期党员学习班，对提高基层党员骨干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样很好。”张文彬把削好的马蹄塞进口中，边嚼边说，“乐昌是韶关的一个大县，又是第九战区长官薛岳的家乡。粤北省委把着力点放到乐昌的思路是正确的，它不仅打开了乐昌南部地区党组织的工作局面，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乐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顿了一下，张文彬关切地说：“听说东江华侨服务团的博罗队的队员被特务们逮捕后，解送到韶关芙蓉山监狱囚禁。你们要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我已通知后北江特委进行营救工作。后北江特委宣传部长黄焕秋与《新华南》杂志负责人谭天度已通过合法斗争和私人活动相结合的方式，正在营救他们，明天博罗队的全部人员就可出狱。”
“这就好。当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千方百计布下罗网，制止共产党活动，阴谋破坏共产党组织。他们极尽其能，无所不作，致使粤北形势十分严峻，党组织处在被破坏的危机中。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对策出来。”
“我们拟采取三条紧急措施进行应对：第一，紧急疏散，积蓄力量。将已暴露和可能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青年，迅速调离他处；对有条件能保安全的党员则留下，以保根基。第二，改变抗日救亡运动的方式。把大张旗鼓，大集合，游行示威等公开活动，改为小集会、读书会、座谈会、歌咏、谈心的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化整为零，广泛传播党的主张。第三，发挥抗日统一战线的特殊作用。加强和国民党内部与社会上开明人士的联系，做到患难与共、肝胆相照。”
“这三条措施十分有力，难怪方方同志称赞粤北是南方五省在反逆流中贯彻执行中央方针最好的一个省。”
“目前，粤北省委的班子都已配备，省委秘书长严重表现不错。”
张文彬站起来，往窗外看了一眼。说：“我有两件事要交代。一是要强调组织纪律，省委只能与特委联系，不准越级往下联系；省委书记、各部部长之间不准互相了解地址；南委领导也只能知道省委书记的地址；规定只有省委秘书长一人知道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的住址。也正因为这一点，我把赣南特委书记严重调来当秘书长这一要职。原因是，严重不但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而且经受过重大考验，是个非常可靠的同志。”
李大林抬头看着张文彬说：“这一点你放心，我们做到了。”
“第二件事就是省委电台。省委电台原是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的电台，1939年12月，为防避国民党的突然袭击，云广英把电台交给我，成为广东省委的地下电台。该电台担负着省委与南委和南方局等的秘密联系。你们一定要确保电台的安全。”
“这个我知道。省委加强了对电台的领导，由原在中共南雄县委负责组织工作的黎伯松任台长，并指派严重负责电台的供给。起初电台设在南雄城北附近的莲塘村。由于设电台的房子太矮，天线架设在室外、易被人发觉。于是转移到北山谢地村地下党员何某家里。今年1月，省委对南雄中心县委做了人事上的调整，由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魏金南任县委书记，并负责检查电台的安全。由于国民党电台的不断侦察，6月，我已指示电台迁至始兴沈所红围，仍由黎伯松任台长，并派了一名叫司徒明的女同志做他的助手。沈所是省委的一个秘密据点，我让黎伯松和司徒明利用假夫妻关系来掩护，这样安全些。不会引起别人怀疑。他俩在工作中，彼此产生真挚的感情，经省委批准，由假夫妻成为一对真夫妻。”
张文彬笑着说：“又是一对周文雍和陈铁军。”
正说着，李大林的秘书梁可明敲门进来：“老黎来了。”
“说曹操，曹操到。快请。”李大林会心一笑。
进来的果然是黎伯松。黎伯松一进来就笑嘻嘻地拱手说：“给两位老板请安。”
“老黎，路上安全吗?”李大林关心地问。
“安全。我是乘国民党军车来的。那些司机为了‘擒鹧鸪’(即是捞外快)，大多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兜接生意。车到韶关之前就叫乘客下车。这样，我就可以避开检查，只要熟悉内情，乘军车反而安全。”
“这叫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张文彬笑着补充说。
李大林给黎伯松倒了一杯水。又问：“那住宿呢?”
“在韶关住旅店要受检查。我乘车、住店都以教师或记者等公教人员身份作掩护，多住在中等以上的旅店，从未发生过问题。”黎伯松接过李大林递来的水喝了一大口。显然他走路走得口干了。
“老黎，听说电台撤离南雄时差点出事。”李大林问。
“是的。就在撤离南雄的前一天晚上，住在南雄城某旅店的电台报务员赖仰高，被国民党的保长抓壮丁时抓走了。我知道后，马上找到隐蔽在国民党县党部当秘书的地下党员廖劲荪出面向保长讲情，把赖仰高放了出来，安全地撤往始兴。”黎伯松道。
张文彬交代说：“此事应引起警惕。伯松，我离开省委后，电台由省委秘书长严重直接领导，你每周至少要与省委书记李大林联系一至两次，接送情报。今天就算正式确定关系吧。”
李大林接过话题说：“电台是我们的生命线，今后，你与我联系，咱们约定个公开关系，我改姓梁，叫梁先生，是行商老板，你改姓陈，是我的伙计。另外，我叫人帮你在韶关搞一个据点，你以樟油老板住进去。这样既避开了住宿的检查，也节约了经费。”
黎伯松一听，高兴地说：“还是梁老板想得周到。”
张文彬一旁打趣道：“老陈，这回你可要做大老板了。听说你刚做新郎官，这可是双喜临门。”
黎伯松不好意思地挠头，岔开话说：“再大，也没有你这位老板大。”
此话一出，三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李大林递了支烟给黎伯松：“电台安全吧?”
黎伯松收住笑容，答：“安全。省委电台连我在内有6人。电台转移到始兴沈所后，安全多了，那里不仅群众基础好，而且住所红围一幢五层楼高的大炮楼，架设室内秘密天线很理想。沈所地处南雄和韶关中间，不怕被敌人的侦察台监测到。当地县委很支持电台，帮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现电台人员都有公开的工作，有的当教员，有的做生意，与群众关系也不错。”
说到这里，黎伯松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再从香烟里细心地取出一张小纸条，说：“这是新收到的电报。”
李大林轻轻展开纸条，熟练地用药水涂在纸上，即现出纸形。看完后，他递给张文彬。张文彬接过密电，看了两遍，随手划着一根火柴，把密电烧掉，并指示道：“所有密电，阅完即毁。”
“是。”李大林肃然道。
“大事不好！”秘书长严重敲门后匆匆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1942年1月18日的《中央日报》。他将报纸递给张文彬，悲愤地说，“你们看！”
张文彬用眼睛扫视着报纸内容，只见上面赫然写道。“蒋委长昨日郑重宣布，新四军为叛军，着即将该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判，并明令取消新四军番号。”
下面几段正文的意思是说，新四军拒服从军事委员会拍发的“皓电”，不将部队撒至黄河以北，阴谋叛变，故被顾祝同、上官云相所部武力解决云云。
张文彬气得脸色铁青，将报纸递给李大林。李大林看完，高骂了一声：“老蒋疯了！”
稍稍冷静后，张文彬提醒说：“你们要注意安全，各地的反动派会趁机向我们重挥屠刀的。”
严重咬牙说：“大不了，我们重新上山打游击。”
果然不出张文彬所料，第二次反共逆流如寒潮般袭来。一时间，闽南、粤南、粤北、潮梅、桂林、江西……事变迭起，南国一方天弥漫着浓烈的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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