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十八章：狱中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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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高墙阴森，电网密布。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巡逻兵穿梭来往，探照灯交叉映照着，监狱亮得如同白昼。不时传来狼狗的嚎叫声和犯人的惨叫声。每天这里不知押进多少“囚犯”，拖出多少死尸。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间臭名昭著的魔鬼窟，竟然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江西青年留训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江西设有两个集中营：一个是上饶集中营，另一个就是马家洲集中营。
1939年3月南昌沦陷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迁移至泰和县。时任省主席的熊式辉，可谓执行蒋介石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的急先锋。他经过缜密策划，在泰和主持成立了“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专事反共活动。特委会由熊式辉挂帅，成员包括省党政军警头目，下设“江西省特种工作办事处”，直属省党部主任委员兼省主席指挥。特办处主任为冯琦，庄祖芳任总干事。
马家洲集中营是冯琦以特办处名义、报经熊式辉批准而修建的一所秘密监狱。它位于泰和县西南13公里处的马家洲乡松山村，利用当地的一栋祠堂和三栋民房而建。集中营四周高墙林立，内层还筑有竹篱笆。里边有大、小禁闭室，男女分开。大禁闭室关押一般人员，小禁闭室关押重要人犯，还有重禁闭室。集中营戒备森严，除有省警察总队的一个分队专门警卫外，周围驻有省情报总站、省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团。万一有事，可以互相策应。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江西反共活动更加猖獗。他们制造了吉赣泰事变、新淦事变、丰城事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把他们投进马家洲集中营。到1941年初，马家洲集中营的政治犯近200人，特务、管理人员达六七十人之多。6年间，马家洲集中营先后关押了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400多人。
马家洲集中营是仿照陈立夫、陈果夫的苏州反省院的办法，对被捕者采取软硬兼施的毒辣手段，实行“政治训练”和酷刑逼迫双管齐下。集中营对被捕的中共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首先进行人格上的侮辱和生活上的虐待。他们住的是又暗、又窄、又潮湿的囚室，夏天没有蚊帐，任凭蚊虫叮咬，冬天只有薄薄的破旧毯子，挡不住寒气的侵袭。他们穿的是国民党的破旧军装，发了棉袄便不给单衣，热天把棉衣拆了当单衣穿。他们吃的是粗劣饭菜，甚至用水都要受到严格控制。许多难友得了皮肤病、胃病、肝病、肺痨、贫血、手脚浮肿病，而且得不到治疗，有的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
集中营制定了一整套“监规”和“条例”，强令被捕者遵守。它规定被捕者必须阅读《三民主义》、《总裁言论》、陈立夫的《唯生论》和国民党的党刊，听特务在纪念周训话和各种反共宣传，写“心得体会”并贴在墙报上。集中营内贴了许多“回头是岸”、“改造自新”一类的标语、口号。为了分化犯人，特务强令被捕者中的“优秀分子”，搞现身说法，介绍“思想转变”的经验，借以引诱被捕人员交代问题。而对案情重要而不转变的人，则关重禁闭，戴手镣脚铐，甚至严刑拷打，对敢于反抗、坚持斗争的“害群之马”，则予以残酷杀害。
他们对不屈服的政治犯，经常使用各种各样的非人手段，实行刑讯逼供，如电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扁担打屁股、竹签刺指甲、打地雷公、踩竹杠、钢针刺乳房等等。不少人在狱中挨过打、受过刑，有的甚至被重刑拷打致死；有的被当作特种科员训练班练习杀人活靶子；有的半夜被拉出去秘密枪杀。
在监狱东头的一间单人囚室里，囚禁着一位令国民党特务伤透脑筋的人物，他就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
这囚室其实是一间旧式老房子，空间很高，木板隔墙，面积约有一二十平方米，但里面光线微弱，只在很高的墙上开着斗大的小天窗。廖承志身穿蓝色的囚衣，脚踏塑料拖鞋，神色苍白，圆圆的脸盘已瘦了一圈，胡须爬满了下巴，唯有那大眼镜下的一双眼睛仍是那样精锐有神。此刻，他正借着天窗上透下来的亮光，正用铅笔在一张白纸上画着画。旁边放着一本打开的英文小说。由于从小受母亲何香凝的艺术熏陶，廖承志平日喜欢吟诗作画。
廖承志是6月5日从韶关被押送到江西的。余汉谋奉蒋介石电令，将廖承志交给中统，并派了几名武装护送到赣州。
廖承志先被解到赣州一招待所。冯琦已在门口迎接，装出“老友”重逢的样子，笑哈哈地说：“小廖，你认不出我来啦？”
廖承志打量了一下冯琦，见他周围特务前呼后拥，早已明白几分，冷冷一笑：“记得，你不是阿根、徐锡根吗？”
“廖先生真是博闻强记。”
“怎么？共产党的日子太苦了吧，来这里享清福？”廖承志挖苦道。
“哪里哪里。我也是万不得已啊。”冯琦摇着光亮的胖脑袋，“话又说回来，你才华横溢，又有这么好的家庭背景，替共产党受苦受累，值得么？”
“我俩人生观不同，值不值得很难统一到一个标准上来。你还是让我休息一下吧。”廖承志不卑不亢地说。
冯琦带廖承志到客厅里坐下，继续和他扯谈。廖承志则有答有不答，或则讥笑相应，态度非常随便，若无其事。
冯琦见一时谈不下去，便站起来说：“你一路辛苦，就在这里休息吧。”随后即命行动人员照顾廖承志休息。
蒋经国时任赣南区行政督察专员，冯琦见小廖这人真难弄，丝毫不肯表示态度，拿他没办法。他想蒋经国与廖承志原来关系较好，便想请小蒋同小廖见见面，或许可以影响他。可是尽管冯琦一再要求，小蒋始终不肯与之相见，这令冯琦感到意外，想不明白小蒋为什么不肯出面。后来，冯琦和廖承志接触多了，才回想到蒋经国不愿与他见面是明智的。大概小蒋深知小廖的为人，与他见面，既不能说服他，也不能影响他，陡增他的反感，甚至反受讥笑，难以下台。
6月8日，冯琦见廖承志不会轻意就范，便把他从赣州押回泰和马家洲，特意交代集中营腾出一间“最好”的小间“照顾”廖承志。
廖承志睡的是木板铺，每日吃的是糙米饭、盐水煮菜(仅有点油气)。这里给廖承志的唯一优待是准自费添菜，有病时给吃“小灶”(职员伙食)；大小便都须向门外巡逻的“服务员”(看守)报准，在其监视下上厕所；遇到晴天才被带到大门口篮球场“放风”，时间仅10分钟左右。
廖承志是被作为中统江西省调统室寄押在该所的犯人，该所对他只负责监管，不过问案情．至于政治性的谈问，仅由冯琦掌管，连当时的调统室主任章志纯也不过问。
6月18日，庄祖芳押着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回到泰和。同来的还有郭潜夫妇。冯琦大喜，设宴为庄祖芳洗尘，并交代将张、涂二人分别寄押集中营，只是与廖承志相隔开，先不让他们彼此知道。
席间，冯琦向庄祖芳敬酒说：“这次你破获南委案立了汗马功劳，我已多次向局里要求，撤回章志纯，派你回调统室兼任该室主任。”
庄祖芳赶快站起，道：“感谢冯主任的栽培。”
冯琦又敬了郭潜一杯：“郭先生，这次立了大功，徐局长决定调你回局里，另有重用。”
郭潜夫妇一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接着，冯琦就将廖承志的情况向庄祖芳作了介绍，认为要使廖承志转向国民党是件非常棘手的事，问庄祖芳有没有对付他的好办法。
庄祖芳说：“小廖这人气度不凡，在我看去，有傲上恤下的性格，可以找李昭贤这样的人伪装成服务员，经常去接近他，给予好感。同时由我和他谈谈问问，编造些情节去动摇他。”
冯琦摇了一下头：“此法不妥。廖承志才智超人，有感化人的功夫，虽然李昭贤已经参加中统，很难说有能耐对付他，弄得不好，反受他的影响，供其利用。这样吧，我和你相互轮流，至少每半个月一次去‘留训所’向寄押犯下功夫，主要对象是廖承志。郭先生，你也可以去劝劝你的老上级。”
郭潜点头称是。
廖承志给庄祖芳最初印象是气概豪迈，平易近人，不拘小节，而意志非常坚强。庄祖芳每次去他那里，总是热情地称呼他“小廖先生”，问问饮食、睡眠怎样。廖承志易患小病，总对他说要注意保重身体等等，同时把房门大开，多让些阳光空气进来。
接着转入正题，庄祖芳说：“小廖先生，你时常闹病，不宜在这里久住，应该想法离开才好。”
廖承志先是哈哈大笑，然后双眼看着庄祖芳，脸上那股英峻之气使庄祖芳感到凛凛然。盯了一会，廖承志不动声色反问；“你看怎么办？”
庄祖芳劝告说：“你的家庭关系与别人大不相同，只要你表示愿意转到国民党这边来，跟你老太太在一起，就可以取得自由。”
廖承志猛然地“哼”了一声。
庄祖芳吓得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扯问一些生活情况，要他注意不要着凉。见他爱理不理似的，庄祖芳只得告别离开。
接触几次，庄祖芳发现，只要不与廖承志谈政治问题，他便态度随和，喜与人说说笑笑(包括“服务员”等)。庄祖芳注意迎合廖承志，讲些笑料给他听听，趁他高兴的时候，向他提说郭潜自首的经过以及与中统相处的情况，但他总是装作什么也没有听到似的。
这天，庄祖芳扯起余飞、冯琦等被捕自首，以及1933年-1934年中共遭到大破坏的略情，发现廖承志听着听着就站起身来在床前打转转，这似乎是心理防线被突破的信号。庄祖芳满面自得，继续提高嗓子说了一句：“这都不是偶然的，很值得人们深思……”
未待庄祖芳说完，廖承志突然坐下，悠悠然喝口水问：“然后呢？”
“什么然后？”庄祖芳一下没跟上，廖承志接着便哈哈大笑起来，不再理睬他。
庄祖芳心里恼怒：“妈的，跟廖承志交手还真难占便宜。”
廖承志在“留训所”对待“服务员”的态度一贯和蔼，对那些神气活现的所长、管理员等每每侧目而视，因而遭到所长彭刚夫的忌恨。
彭刚夫一再向庄祖芳说：“廖承志这个人很麻烦，不听话，不守监规，放风、上厕所时老是东张西望，多言多语，遇上其他上厕所的犯人，挤眉弄眼，像有什么兜搭似的。”
彭刚夫想对廖承志从严管制，要求庄祖芳与冯琦同意。庄祖芳摇头反对说：“不能刺激他，把他搞病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还是耐心点，对他不能怕麻烦。”
庄祖芳也担心出事，屡次向廖承志说：“在这里总得遵守规则。你不增加他们麻烦，他们会对你照顾好些；如果你一再犯规，他们给你难堪，白吃眼前亏，我们也不便讲话。当然，还是想定主意，早些取得释放为好。”
廖承志静静地听着，却一直眼望窗外不予理会。每当庄祖芳说完最后一句话时，颇觉得自己在自讨没趣。
1943年初的一天，庄祖芳刚进“留训所”准备去看廖承志，所长彭刚夫又告了一状。他说：“廖承志在上厕所的时候，老是自言自语地似乎向大宿舍的人暗通消息，可能会出事。”
庄祖芳听了，对廖承志威胁说：“如果发现你有什么活动，管理员就可以按照例规，给你带上脚镣手铐!”庄祖芳看他没有反应，又说：“小廖先生!你只要不犯监规，决无生命危险。”
廖承志慢慢抬起头问：“你说什么？”
庄祖芳重复说：“要是你不犯监规的话，绝对不会有生命危险。”
廖承志点点头似笑非笑地“噢”了一声。
冯琦也常去看望廖承志。由于冯琦与廖承志原本相熟识，见面时就极随便，冯琦喊他“小廖”，廖承志则有时呼冯为“阿根”，有时也称“老冯”，彼此见面时往往嘻笑相对，随便拍肩打背。
冯琦明知正经话谈不进去，还是想方设法与廖承志扯谈些似不相干的话，酌予试探。冯并装得非常关心廖承志生活的样子，每遇廖承志生病的时候，也经常给予小灶待遇，井特许代制荤鲜和购买其他食品，医药方面也照顾周到。
冯琦曾对庄祖芳说：“小廖这人真难办，根本谈不进去。”
这一时期，廖承志已不满足于看《江西民国日报》了。冯琦为稳住他，代为购买纸笔，让他写诗作赋自遣，继而准其购买国画颜料及用品，让其兴致勃勃地挥毫绘画题字；稍后，又同意他做泥塑手工，捏做种种滑稽人物形象。他们妄想从这些给予的优待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以达到目的，然而除该所所长不再说廖承志有什么犯规举动外，其他别无改变。
冯琦无可奈何，看了看廖承志堆在床上的一叠画，换了个话题：“早就知道你有画画的雅兴和天才，听说你还给朱德和刘伯承画过像。能让我欣赏欣赏你的大作吗？”
廖承志淡淡一笑：“请便。”
冯琦打开廖承志新画的一幅画，上面画着寒冬中一丛翠竹迎风而立，一位老翁在雪地策杖而行。画中题诗日：“长青劲节身，霜雪任欺凌。借问林间叟，知我有几人？”
“你以为立意如何呢？”廖承志冷冷地反问。
冯琦闻之，本能地奉承道：“不错，不错，你可以给我画一幅吗？”
廖承志看了冯琦一眼：“好啊。”
廖承志铺开纸，构思一会，一口气画了起来。很快，白纸出现一幅以中国画形式作的漫画：一株残秃欲倒的枯树上栖一只饿鹰，树下蹲一只凶恶大黑犬。
冯琦见之觉得被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奉劝廖承志要识“时务”。
廖承志“哼”了一声，意犹未尽地在另一张纸上画了一个肩戴木枷的文天祥像，并题诗道：“只因当年不识时务，方为千古第一男儿。”
铁门“哐当”一声打开了，廖承志一看进来的正是出卖自己的大叛徒郭潜，不觉怒火心中烧。
郭潜进门就说：“廖先生，我来迟了，来迟了。”他环顾了一下恶劣的囚室环境，又连说：“怎么能让小廖先生住这里呢？”
见廖承志不理睬他，郭潜趁机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大通。廖承志越听越火，大骂起来：“叛徒，你不配跟我说话，滚!滚！滚！”
郭潜想不到廖承志如此愤怒，只好溜之大吉。
随后进来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席曹浩森打着一副官腔说：“小廖，你不要生这么大气。你出去可以不办什么手续，只希望你不再搞共产党活动，尽你的力量为政府工作。”
廖承志让自己冷静下来，沉着地说：“主义不同，信仰不同，不共戴天，不可调和。你们何必那么多废话，想干什么就干脆点。是男人吗你们？”
曹浩森见他把话说得很绝，完全置生死于度外，知道他廖承志也把住了国民党的脉：还真不敢把他怎么样。
集中营是封闭型管理，不准串号子，不准对外联系，不准唱歌，不准与他人交谈。天天是令人窒息的寂静。
6月6日清晨，靠近大号子（祠堂）那栋禁闭室西边第一间，突然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在看守的喝斥声中，歌声中断了几秒钟后，反而越唱越响。从此每日清晨都从这里传出浑厚的男中音，有《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黄水谣》，还有用法语唱的《马赛曲》……
“犯人”们惊奇，振奋，偷偷打听。曾任全苏中央执行委员、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党特派员的曾广澜，1941年被关入马家洲集中营，狱中秘密小组鼓动她给第二任所长彭刚夫带小孩，因此她有探望风声的机会，她马上证实唱歌者是同在四方面军工作过的廖承志。
几乎同时，禁闭在同栋房子东厢房的共产党员杨锡类也知道了，刚从禁闭室转到大号子的漆裕元（曾与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黄道单线联系的特殊人士）也知道了。一些同志的问候和鼓励也传给了廖承志，漆裕元还借了《离骚》、《随园诗话》等给他看。
６月21日清晨，廖承志又唱起了《大刀进行曲》，这边刚唱完，不远处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略显沙哑的男高声，是那么地熟悉。
廖承志又惊又喜，文彬被捕了，文彬也在这里！
一支歌联络上一个同志，还有没有？他清清噪子，又唱起了《延安颂》，只有张文彬唱和。再唱《黄河颂》，唱和的声音陆续从集中营四面八方传来，终于汇成一曲撼人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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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押张文彬的牢房与关押廖承志的牢房仅一墙之隔，同样高大、空敞、阴暗、潮湿。冯琦从叛徒口中得知张文彬曾是毛泽东的秘书后，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一步猎取中共的高级机密。
他首先对张文彬甜言蜜语地劝说，许以高官厚禄，攻心劝降。未达目的，又施用酷刑，百般折磨。没想到张文彬也像廖承志一样。他铮铮铁骨，正气凛然，硬汉子一条。对敌人的卑劣行为，付之一笑。
每当受完酷刑，张文彬常躺在囚室里湿烂的稻草上，望着窗外低黑的天空，思绪却回到“砍头只当风吹帽”的红军岁月中……
“踏踏踏。”这是姚宝山的脚步声，廖承志心中早盼着他的到来，因为廖承志心中时刻惦挂着在与敌人作绝食斗争的张文彬。
监狱看守姚宝山是个憨厚的人，富有同情心，中等文化，在上海当过义务警察，流亡到江西，为生计当了马家洲集中营看守。他有正义感，同情“犯人”，对所长彭刚夫之流的凶残曾有不满表示。漆裕元、曾广澜、杨锡类等同志留心观察后，有意接近、教育、启发他。廖承志入狱后，姚宝山开始为廖承志传递字条，帮他借书。廖承志也向姚宝山讲述父母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故事，讲述父母对共产党的佩服，讲述英雄的长征故事、难忘的延安岁月和团结抗战的时代要求。姚宝山日益觉悟，偷偷把外面的情况告诉廖承志。
没等廖承志开口，姚宝山低声说：“廖先生，张文彬已被从地下室转到地面上的牢房，他咳得厉害，看来病得不轻。”
廖承志一听，心里更为担忧。文彬原来就患有肺病，身陷囹圄后，由于狱中条件极为恶劣，加上敌人的酷刑摧残，致使他病情愈加恶化。惨无人道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不仅不给他治疗。反而变本加厉地折磨他，强迫他带上沉重的镣铐。
廖承志抓起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人头像，在上面题了一首白话诗，诗末云：“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远吗？”他把画折成小条，交给姚宝山：“你把这个交给张文彬，以后以我的名义多买两份菜，转给他。告诉他，绝食不是最好的办法，要坚持斗争，不能倒在敌人的牢狱中。”
张文彬得到廖承志的信后，倍感亲切，他也托姚宝山口头代他问候廖承志：“告诉廖先生，他也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接着，他也写了个小纸条，由姚宝山转交廖承志。
廖承志打开纸条一看，正面是“坚持到底”四字，再往后一看，不禁恨得咬牙。原来，纸条上写着，涂振农叛变了。要设法把这消息带出去，告诉党组织，对叛徒的行径要保持高度警惕。
廖承志对涂振农的叛变非常震惊和愤怒，大骂他“无耻”。
涂振农本是一个老资格的中共高级干部。他原名梗科，又名振林，1896年出生于江西奉新会埠乡渣村一户农民家庭。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江西省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涂振农当选为执委并任省党部秘书。1926年北伐军进攻南昌时，由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委任为奉新县长。南昌攻克后，在欢迎北伐军大会上，涂振农被80余个到会团体推为大会主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涂振农出走吉安、吉水等地、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6月，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先在法租界街头党支部工作，不久奉命到香港任中共南方局主办的《香港小日报》编辑。1929年到广西龙州，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1930年5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央巡视员，视察闽西、赣西南根据地和红四、五、六、十二军。11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赣东北苏区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并由中共中央指定担任红十军政委。以后又担任过赣东北省委宣传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红五分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11月，他代表赣东北省委到上海向中央报告根据地的斗争情况。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涂振农曾一度与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1月，他辗转到达陕北，先后担任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及中央组织部地方干部科科长。1937年冬，涂振农受命与陈少敏、钟平等10人一道到江西南昌，组建新四军军部和设立驻南昌办事处，并任办事处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议决由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组成东南分局，涂振农为东南分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这期间，他与贺之珍三妹贺怡结婚。1939年1月，涂振农被派赴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负责粤北特委、赣粤边特委工作。1941年3月，担任中共南委宣传部长。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与张文彬说过涂振农这个人。
那还是1930年6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正在为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根据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央特派员涂振农作为“钦差大臣”来到红四军，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指令毛泽东、朱德带红军到福建长汀县接受整编。将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三军合编为红一军团，宣布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
涂振农来红四军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求毛泽东和红四军执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路线，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道路，要求红军远离已经建立起来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去攻打中心城市南昌和长沙，实现“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计划。6月中旬，涂振农到达红四军后立即在闽西南阳、长汀连续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强硬地要求红四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中央命令，集中红军一切力量，包括地方游击队，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南昌和长沙。
“钦差大臣”涂振农和他带来的中央命令，使毛泽东陷入两难境地。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主张在党内已经公开化，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急待巩固。经验证明中央的指示和命令多是不切实际，盲目行动，多次给红军和苏区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毛泽东有足够的理由拒绝执行这中央的命令。但是由于“钦差大臣”涂振农的督战，更由于红四军广大官兵长期在农村进行艰苦的斗争，对占领大城市、改善斗争环境有着迫切的期待，正如朱德后来回忆说，当时“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但是，毛泽东在执行“钦差大臣”的命令时，采取了灵活的方式。首先，他并没有全部集中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红军北上，而是有意识地保留了一部分地方红军在根据地，以便必要重返苏区时，不至于断了后路。后来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性。其次，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攻打南昌时，采取了虚张声势的策略，在南昌城外虚晃一枪，掉头西进，形式地执行了攻打南昌的命令。再次，在强攻长沙不能取胜时，即时说服广大官兵，撤兵南下，返回苏区，仍然去开辟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历史证明，这次毛泽东灵活地处理与“钦差大臣”的关系和执行中央的命令是英明的，既避免了与中央和“钦差大臣”发生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又尽可能地减少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损失。
张文彬和涂振农是在广东大埔县高陂镇同时被捕的。被捕时，涂振农曾奋力反抗，痛斥国民党特务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跳水自杀未成。入狱初，曾写过“我不能叛变的八大理由”交给张文彬。
涂振农关入集中营后，开始一年，表现还好，没有叛变。冯琦在投敌前也认识他，就要涂的老朋友王枕心(其时王是江西省干部训练团教育长，后来任省议长，同时是国民党江西省执委会执委之一)来实施劝降。
王枕心来集中营“看望”他几次，对他说：“你已经48岁了，共产党可能要胜利，但那是20年以后的事。你在这个鬼地方怎能熬得到那个时候，不如现在转过来。冯琦同你也熟，不会亏待你，你可以过个安乐的晚年。”
其实，让王枕心去劝降本身，是冯琦的一种心理战术。没想到涂振农竟被“打动”，在中统的心战中当了俘虏。
1943年1月30日，涂振农书写了脱党声明及对中国政局的认识，声明“愿以无限忠诚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党及蒋总裁之领导”。6月，涂振农“出狱”，随即加入国民党。同年9月，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民运专员，并很快投入中统怀抱。
涂振农叛变后，来见张文彬，劝说道：“老张，我出去了，你怎么办？也出去吧！我在外面等你，只要你……”
张文彬“哼”了一声打断了涂振农：“是要我也自断脊梁出卖灵魂是吗？你还是好自为之吧。我送你八字：贪生怕死、卖身求荣。”
涂振农在张文彬的斥责声中悻悻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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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振农叛变后，冯琦、庄祖芳如获至宝，把这当作一支利箭，去对付廖承志的固执。
庄祖芳在与廖承志寒暄几句之后，便说：“小廖先生，你大概知道涂振农其人吧？他过去是南委宣传部长，现在已是省党部民运专员。他尚且如此，我看你大可为自身考虑。”说着便拿出《民国日报》所载的“涂振农脱党宣言”给他看。
廖承志轻蔑地说：“我已从报纸上看到了，没什么要考虑的。”
庄祖芳一招手，涂振农怯怯地进门，还没开口，廖承志就嬉笑着先把他骂了一通：“你还有脸见人吗？还配和我说话吗？你觉得狗有资格跟人对话吗？狗都不会无耻到这一步……姓庄的，监狱里不是有很多狗吗？任何一条都比他强吧？”声音不高，却真的把涂振农骂得狗血淋头。
庄祖芳恼羞成怒，大声喝道：“廖先生，这样骂人就太过分了。”
廖承志依然轻蔑。“如果我骂的是人，那我道歉。可我骂的是人吗？……涂某，本想在涂某后面加个人字，突然想起你不是。你说呢？当初你收下岁寒三友时曾经说过人如松竹方是境界，我不知道人如狗屎是什么境界？地狱都不收。”
涂振农面红耳赤，印象中一直是斯文人的廖承志也有措辞如此恶毒的时候，不禁想起未叛变前，廖承志与他和张文彬建立联系后，曾画了《岁寒三友》相赠。现想起这幅画，觉得今天见廖承志，真是自取其辱，前面是被张文彬羞辱，现在又被廖承志臭骂，自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他一言未发，黯然失色而去。
涂振农走后，廖承志思绪起伏，在纸条上写了“坚持斗争，准备流血”四字，递给前来送饭的姚宝山，请他带给张文彬。
姚宝山眼见这一切，对廖承志更为敬佩，激动地说：“廖先生，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从你们身上我看出了谁才是爱国者。我决定不再为他们卖命了，离开这里，到延安去找共产党。请尽快写好给家里和党组织的信。”
廖承志出于职业革命家的警觉与审慎，不十分相信，又感到机会难得，于是先作了《南柯子·辞世》、《拜别慈母》、《诀普椿》几首诗，准备了一组狱中自状漫画，４张描绘恶劣的生活待遇，４张表现乐观的生活态度。不久，又写了一封致“胡公”（周恩来）的短信。廖承志把姚宝山叫到跟前，附在他的耳朵如此这般交待了一番。
几个月后，姚宝山找了个借口向监狱长请长假辞职回家。他带着廖承志的密信，来到韶关与连贯、乔冠华等人取得了联系。
他还找到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把廖承志的信交给她：
妈、椿：
我现在江西泰和附近马家洲名叫青年训练所的集中营中。生活仍没有问题，只是他们逼迫我投降，是可忍孰不可忍？倘必要时惟有宁死不辱而已，希告各友放心。
我的事倘能设法则设法，否则不必过于勉强。只望你保重身体，不幸时勿以我为念。椿：新生的孩子倘健在，可名为继英，取继续英勇事业的意思，你必须好好地抚养孩子们。
另外，广东的现状已一团糟，以后任何人冒我的名字，来找你们都是假的，希注意——除了有我的亲笔迹。
狱中无事咏几首，以备临事转呈。
肥仔
何香凝先生看信后，心如刀割，连夜起草电报，向蒋介石要人，又给宋庆龄、于右任、孙科等发去求援电，还委托万安画家梁书探监。梁书将何先生的信装进小竹筒插入霉豆腐缸中，买通看守转给了廖承志。
1943年初，周恩来收到由姚宝山转来的廖承志的信和漫画。信中写道：
渝，胡公：
我于五月三十日被捕，现在太(泰)和附近的所谓青年训练所中。其中一切纸上难述，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
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
中国共产党万岁!
志九月廿八日
这8幅漫画是他狱中生活的真实写照，暴露了敌人对革命者的虐待，也表现了革命者的乐观主义精神。其中4幅是吃住写实。另4幅是生活趣闻。如有一幅是瞪大眼睛从饭里挑石子和蟑螂，有一幅是坐在马桶上大便，几个蚊子叮在他的屁股上。
周恩来看到这封信和漫画后，对国民党如此对待进步人士表示极大的愤慨，对廖承志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表示敬佩。
周恩来一直对小廖十分牵挂。1942年6月，当听到廖承志被捕的消息时，他极为难过，马上向延安发报。叶剑英收到电报后即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报告称：“我刚收到恩来自重庆发来的急电：由于南委未与廖承志联系上，致使廖承志同志被捕。”
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放下手头工作，对秘书说：“立即电告恩来，要调动一切手段，甚至打上蒋介石的门口，一定要把承志同志救出来!”
叶剑英随即把毛泽东的指示发往重庆。周恩来利用在重庆多次到黄山别墅会见蒋介石的机会，相机直接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叶挺和廖承志的要求。
蒋介石向外放风说，他一个月内两次找周恩来谈话，足见得他是循念旧交的。
周恩来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先谈释放叶挺之事，又见好即收、转换进攻目标地说：“你和廖仲恺先生同是孙中山先生的得意弟子。他的夫人何香凝也是你多年的战友，这个旧……”
蒋介石急忙打断周恩来的话头：“我不是说过了嘛，下面自作主张的事情太多，我也不是什么事都知道的。不过，我可以承诺，我会叫人落实安排好这些事的，不管怎么说，承志也算是自家弟子嘛。”
正当外面在千方百计营救廖承志、张文彬等同志时，1944年8月25日，一位难友在放风时告诉廖承志不幸的消息：张文彬在狱中因敌人的折磨，病情日益严重，快不行了。
张文彬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入狱后，敌人为胁迫他转变，从肉体到精神上折磨他，不但不给治疗，反而长期上镣铐，多次动酷刑，还散布“张文彬已经转变”的谣言。张文彬大骂特务无耻，并以绝食明志。特务们丧心病狂的迫害，使张文彬受饥挨冻，病情加剧，入狱时扣押的钱和大衣都不肯给还。狱医看到此种情况，也不过意，建议让张文彬住院治疗。而看守们则给张文彬做了如下结论：
查留所人张文彬自入所以来历犯思想左倾，更患肺病（结核）。
查张文彬自卅一年六月二十日入所以来，思想固执，态度毫无转变表示，虽经各位先后多次进所说服终未成功。该员思想态度既属冥顽不灵。
冯琦阅后，完全对张文彬“失望”，拒绝了医生的要求。
在敌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下，张文彬的身体极为虚弱，气若游丝。然而，特务们仍然没有放弃险恶用心，对张文彬说：“你只要说一句脱离共产党的话，我们就马上让你起死回生。”张文彬以沉默来表示对他们的漠视。
张文彬眼看自己活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加视死如归，心如止水，只是要求同廖承志见上一面。
廖承志听说张文彬病重，多次要去探望，特务不准。咫尺天涯，同一栋房子不能相见，廖承志义愤填膺，绝食抗争。第四任所长张文奎生怕闹出人命，经请示特办处，终于让步。
一进狱室，廖承志只见张文彬瘦得只剩下一层皮，躺在一块木板上，睁着一对无神的大眼睛。张文彬挣扎着坐起来对廖承志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现在生命已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转告党中央、毛主席……”
廖承志握着骨瘦如骨、气息奄奄的张文彬的手说：“你无愧于党，无论反对派怎样把我们灭尸销骨，党都会记住我们的，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张文彬脸上露出一丝若隐若无的笑容，喃喃自语道：“是，忠贞……胜利……坚持……孩子……”
廖承志意识到，张文彬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低头问道：“有什么话要留下吗？”
张文彬用颤抖着的手与廖承志紧紧握了一下。最后，张文彬还用嘶哑的声音说了两句什么，廖承志把头贴着张文彬的耳朵问：“想说什么？”
张文彬用最后一点力气说了句：“我还欠主席一桌粤菜……”
廖承志虽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听清楚了。“放心吧，我会转告主席的。”
8月26日下午1时左右，当正午的阳光洒满阴暗的狱房，34岁的张文彬停止了呼吸。张文彬死后被国民党葬于附近的荒丘野地，未留任何标记。烈士遗骸至今未能找到。
听说张文彬病逝，廖承志不禁放声大哭。张文彬生前在狱中留下了一封“我誓死不能转变”的遗书，抒发了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廖承志眼含热泪读着：
一、忠于所事业及（意）愿，即是说我的思想很巩固，不管对我采用什么办法，也是转不过来的。我坚持的原则是，团结不放弃立场。
二、我有廿一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不但不能轻易抛弃，而且我是喜爱研究历史的，因而更加重视自己的历史。
三、在抗战杀敌时期，只应团结杀敌，不应把友当敌。为坚决反抗反共见，尤应坚持不能变。
四、我在江西是公开的共产党员。为转变对党的损失与影响大大，也可死一个害了肺病的将近衰退有我，不可使党蒙受这样大的损失。
五、党给我这样重大的责任，占全国四分之一的南中国的组织。未能完成任务，已经是对不起党了，如再无耻转变，问心何安。
六、从无产阶级的党转到资产阶级的党，无论是从那方面说是由进步到退步，实为智者所不为。
七、出卖灵魂的痛苦比肉体的消灭更厉害，所以自古都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八、自己已有四十七岁(笔者注：实际年龄应是三十四岁)了，又患了严重的肺病，生的时期不多，吃苦也快到尽头，因而更是视死如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些正气吧。
于党的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所写
看到此，廖承志泣不成声：“大张，你去得正气，走得凛然啊……”
这是廖承志在狱中唯一的一次掉泪之举。在他眼里，张文彬就是中国美好事物的化身。廖承志找出了他画的一幅美人图，并在上面悲痛地写下《菩萨蛮·题画》，以悼念张文彬：
休怜心事付东风，犹将余情温旧梦；漂泊满风尘，依然女儿身。
从来不洒泪，遣愁但倾杯；金钗谁似我，天涯共消磨。
张文彬壮烈牺牲了，但马家洲集中营里的中共党人和革命志士同国民党特务进行的英勇不屈、可歌可泣的斗争一刻也没停止。
张文彬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央领导和战友们无限悲痛，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在悼念仪式上，一直克制得很好的毛泽东想起张文彬通过廖承志传出的遗言“我还欠主席一桌粤菜”时，不仅潸然泪下。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时，在延安枣园举行“中共七大代表及延安各界代表追悼中国革命死难烈士大会”。这是中共历史上惟一一次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召开的追悼大会。在七大的正式日程中，虽然没有追悼死难烈士这一项，但由七大全体代表参加的追悼大会，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以其“追悼逝者、鼓舞生者”的伟大意义，实际上成为七大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中央批准的烈士名单中，赫然写着“张文彬”。
毛泽东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登台宣读了动人心魄的祭文：
为中国人民革命而死难的先烈们，你们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你们痛恨中国的衰弱，痛恨中国的黑暗，痛恨中国的落后，你们挺身起来站在全体人民的前列，和侵略战斗，和暴君战斗，和吃人的制度战斗。用了你们的心，尽了你们的力，流了你们的血，任何反革命的残暴武力，挫折不了你们为民族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意志，任何反革命的利禄诱惑，打动不了你们为人民服务的心。你们永远向历史的前面看，冒着枪林弹雨，鞭打屠杀，前赴后继，唤起人民的自我觉醒，引导中国历史走向光明，你们做了杀身成仁与劳瘁丧身的民众英雄，你们是永远不朽的了。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革命烈士的英名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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