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六章：石榴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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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的，就听到悠扬的晚钟声，白日的喧嚣。张文彬步入大门内，寺里竟然了无一人，清清静静的，那树，那花，那叶，那亭，那殿，都像屏息了呼吸，保持一种庄严而肃穆，似乎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他放轻了脚步，闪身站在一棵菩提树下，安静地等待着，西天边，缓缓流动着一片红黄相间的祥云，似一件巨大的木棉袈裟在飘动。一段梵乐在晚风中似有似无地流淌……
离韶关市区20多公里处，有一座千年古寺叫南华禅寺。这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至今还保留有六祖的真身，因而又被称作“祖庭”。南华寺与省主席李汉魂有不解之缘。1932年，李汉魂任粤西北区绥靖委员、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三师师长，率部驻扎韶关。治军之余，李汉魂时常来南华禅寺，见寺中诸殿瓦破屋漏，佛像装束剥落，慨然而兴重修之愿。他在广州发出倡议，联络社会名流，组织“重修南华禅寺筹备会”。1934年4月，李汉魂又礼请中国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来粤主持修建南华禅寺。
虚云和尚不忍宝剎蒙污，兼得与六祖在梦中相邀，遂移锡南华寺，大事重修。虚云更正山向，整治溪流，历时十载，将原东西两侧建筑群改为以塔为中心轴的南北向布局，并将所有殿宇拆旧建新，终于使南华寺禅门规律再现起来。
又一声晚钟，把张文彬从沉幻中惊醒，他知道六祖已不可能再出现，然而，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有六祖思想的痕迹。他毫无目的地四处张望，忽然在祖殿外一处芭蕉掩映下的墙壁上找到了四句六祖的偈语：“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然而，此刻张文彬却难以保持内心的清静，因为当听说左洪涛要随张发奎离开韶关、到广西赴任，张文彬打心里舍不得，两人在韶关这一年的交往中，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今天晚上，张文彬想利用在清静的寺庙与左洪涛作一次长谈。
这是农历腊月，一年中最为寒冷的冬夜，身穿便服的左洪涛如约而至。两人找了一间清净的僧舍，点上蜡烛，促膝谈心，谈得最多的却是日益增长的反共逆流。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不久又颁布《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制定出一整套“溶共”、“防共”、“反共”的政策。从此，国民党反共活动愈演愈烈，广东也不例外，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在1939年4、5月，邱誉接任四战区政治部主任后，大作清共、限共、反共宣传号召。首先是在战区政治部排挤左翼分子，将原政治部中最得力的第三组彻底改组，组长尚仲衣、组员石辟斓、秘书叶兆南等左翼分子被迫撤离。政治部第三组成立于1938年夏在广州成立，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当时余汉谋、李煦寰为标榜“进步”，公开表示要学习八路军的政治工作，起用左恭（中共秘密党员）为政治部主任秘书，邀中山大学著名进步教授尚仲衣（1938年初加入中共）任第三组组长，中共广东省委派一批党员如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等进入第三组工作，并成立党小组，组长石辟澜，直接接受张文彬领导。现在这个小组主要成员被迫撤离，无疑对中共广东省委来说是一个损失。更为可惜的是，尚仲衣教授在4月的一次车祸中罹难，
于是在这样一个动员下，反共逆流很快便在全省范围有组织地开始起来，曲江、西江、惠阳等地较为严重。不过，这一时期主要还是动员，一般的调查，成立特务机关，撤换有权力的左翼分子，威胁左翼团体自动解散、自动停止活动等，为下一步做准备。张文彬当时正到各处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这股逆流还没有充分重视。
第二时期是在6、7月，广东逆流随着整个形势发展日益严重。6月16日，国民党钦廉行政专员邓世增以诬称中共指示“农民暴动”、“包围行政长官”等等为由，逮捕了中共台浦县委4名领导和一名女同志，在当地引起很大震动。但由于当地中共党组织政治领导斗争经验薄弱及干部的意志游移，这5名同志被捕后竟然无人向上报告，以致未能及时发动营救。至7月底，中共广东省委才得到报告。张文彬马上通过左洪涛，向张发奎提出释放这些中共干部的请求。张发奎以此案已上呈广西行营、无权解决为由没有同意，只是电告行营说明这些人非汉奸，请查明处理。左洪涛亲自向广西行营发电报，然而始终未能救出。钦廉地区的抗先队被迫停止了活动。
曲江是战时省会，逆流更为严重。战区政治部主任邱誉所主办的《阵中日报》、《满地红》两报，完全是投降、反共、倒退的言论。邱誉甚至在政治部散布投降言论，公开讲“和平是应该，但不是汪先生的办法”。加上邱毅特别活跃，也特别讨厌，专门打击战地服务队的进步分子。他与李汉魂、高信商定，决心解散抗先与岭东青抗，严格查禁进步书籍；派便衣队趁生活书店职工参加“七·七”两周年纪念时，非法搜查书店，甚至扬言要检查《新华南》，逮捕石辟澜，监视左翼文化人。
这一时期还有个恶劣行为就是邱誉与李汉魂、高信等排挤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余森文。
余森文是广东省梅县人，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思想上比较进步。余森文深受朱家骅的赏识。1938年10月，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旋即任命余森文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兼代省党部主任。同年11月，余森文带着几个随员来到被炸成狼籍不堪的战时省会韶关，在一片废墟中选择了一间早已停办的中学旧址，重新组建省党部。
余森文主动征求云广英的意见，创办了《北江日报》。其办报宗旨是：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爱国人士，发动全民抗日，反对投降，反对消极抗日等，并聘请潘允中、左洪涛、左恭等担任编辑。张文彬由此利用《北江日报》这块阵地，进行更多的抗日宣传和鼓动。余森文为抗日救国工作付出了全部精力，得到广东乃至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的赞许和支持。云广英曾说：“国民党特务经常跟踪我，我就跑到国民党党部去，他们就不敢跟踪了。”
但是，余森文的言行招致了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反对。省主席李汉魂最不能容忍。他先是利用权力撤去了余森文省党部代主任之职，然后又调虎离山，将余森文调去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训练，趁机将省党部内余森文属下的骨干和坚持团结抗日的进步人士撤职或辞退。《北江日报》也被迫停办。余森文从重庆回来后，看见自己被架空，只好辞职，并接受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的邀请，回浙江丽水任专员，搞实验区。
左洪涛告诉张文彬，张发奎非常不满李汉魂借公谋私、打击余森文，破坏抗日事业的行径，但中央党部命令无法改变。
在欢送余森文的会上，张发奎公开发表演说，肯定他的成绩，余书记长在韶关的废墟上建起了广东省党部，建起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组织如《北江日报》、“抗日社会服务处”、“沦陷区逃亡青年培训处”等，都对全民抗日起了一定的作用。张发奎愤激地说：“我每次看见余书记长时，他都没有坐小车而终日奔忙于抗日工作，在各个娱乐场、舞厅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余森文的影子。人晒黑了，瘦了，但他一心扑在抗日的事业上。可是有些不抗日的老爷们，却对他的工作不满。你们可以不坐小车吗？你们可以不去舞厅吗？你们把他赶走了，抗日工作由谁来做？他人还没有走，你们就大摇大摆地开动全部小车摆架子了，上舞厅跳舞去了……”
张发奎几乎不点名直指那些官僚、政客的腐败，自己不抗日，也反对别人抗日，甚至还要陷害人。
张文彬听了还是一声叹息，虽然张大王这一顿骂得痛快淋漓，可惜余森文走了，对韶关的抗日工作毕竟是一个损失。
左洪涛提醒张文彬说：“更大的损失或许是张发奎的离开。张大王离开韶关后，反共逆流会更加嚣张，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张文彬点点头：“我们会加强省委机关保密工作的。”
左洪涛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第三时期的反共逆流来得更加凶险。
1939年11月，国民党军委政治部主任陈诚来韶，大唱反共、反八路军之调，在纪念周中诬八路军“游而不击”，“延安无一伤兵”，“华北背包袱打游击的都是国民党员，不是共产党员”，告诉大家以后“一切坏的就是共产党，一切好的就是国民党”等无稽之谈，最后并号召要“严防共党活动”，“法律制裁”，末了连声三叫“不怕共产党”，可耻又可笑。
陈诚的讲话造成恶劣影响，自此后各地压迫共产党与逆流之事更为严重。惠阳大倡解散曾生部与华侨服务团，通函海外各地华侨，停止对曾生部及服务团供给，在中山等地更酿成解散“抗先”，搜查进步分子家中，在火线上武装压迫“抗先”、武装缴枪。至于查禁书籍、邮电，限制进步言论，则更是肆无忌惮。12月，粤北会战，敌逼曲江，在省府退出前夜，李汉魂仍不忘记发出解散“抗先”之密令，省府到了连县即成立肃（奸）清（党）反（共）委员会。
粤北会战后，李汉魂、邱誉等更是气焰高长，一面大骂余汉谋，一面藉战争不力更换北江各县县长，布置自己势力，甚至大骂“抗先”在此次战役中对政府军队毫无帮助。特别是东江华侨服务团博罗队25人突遭非法逮捕，严刑拷打等，真可谓是“无奇不有，无恶不作，无法无天”。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针对陈诚在韶关发表反共反八路军的演说，以朱德、彭德怀等18名八路军高级将领名义致电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要人(即“删电”)，痛斥陈诚的谰言，以大量事实阐述八路军抗日的伟绩，揭露顽固派在各地制造反共反八路军的活动，要求杜绝摩擦，巩固团结。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得到“删电”后，即根据张文彬的意图，翻印散发给各抗日团体和有关人士。
张文彬告诉左洪涛，针对反共逆流，中共省委沉着应战。1939年11月7日，在韶关市郊黄塱坝村召开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会，这是省委成立以来人数最多最齐的一次。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和南方局的指示，制定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保密，以及“实行组织的转变和严密党组织”等斗争方针策略。
左洪涛听了，连夸省委有远见，防患于未然。
张文彬自豪地说：“记得1938年4月省委成立初期，全省坚持活动的党组织不多，党员仅300多人，到现在，全省已有70多个县建立了中共组织。省委下辖44个县委(县工委)、8个中心县委(县临委)、8个特委(特工委)，党员有22000多人，成为全国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今后我们的重点，将从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转移到巩固严密党组织为中心，认真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工作方式，有计划地进行分散隐蔽和撤退。你们特支到广西后，更要坚决执行南方局有关隐蔽精干的政策。”
左洪涛说：“放心吧，我们已在这方面做好了各种充分准备。”
1940年1月20日，广西前线告急，张发奎只带了左洪涛一个机要秘书匆匆离开韶关，经衡阳赶往桂林。张文彬本来想给左洪涛送行，但因为行程太急，终没找到时间，陡生几分憾意。
左洪涛领导的中共特支在张发奎身边一直坚持到1946年才安全撤出，期间，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并为中共提供许多重要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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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4月，从清明开始，雨就连绵下个不停，触摸空气都有长霉的感觉。放眼山坡，眼前是一片片郁郁葱葱的三华李树，再过一个月，那青翠的枝叶间就可见一个个苦涩的青果。
虽然是雨天，余汉谋的心情特别好。在重庆集训得到蒋介石召见后，他积压心中的闷气一扫而光。4月20日，第七战区成立，他官升一级，荣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而倒霉的张发奎虽然还是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却因为桂南会战失败，莫名地得了一个记大过的处分。
在阴湿的地下指挥所里，余汉谋第一次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身份，主持召开一个秘密的军事会议，在座的是战区长官部和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各处长，各军、师长，中间还夹坐着两个高鼻子黄头发的苏联顾问。
张达参谋长对着机要地图在作敌我情势分析，粤北战役后，日军一〇四师团、五师团、坂田旅团等盘踞广州一带，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所辖部队，除独立第九旅、二十旅在粤东外，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五军、教导团均驻粤北。以龙门地派、从化牛背脊、佛冈水头、清远氵琶江口为主阵地，阵线长约100多华里；并以龙门永汉、增城东洞、从化良口、鳌头、清远源潭为阵地前沿，作纵深配备。
张达用指挥棒在地图中间画了个圈，道，战区还在粤北的北江选择流水较缓的清远石角墟和横石墟附近设立两重水上封锁线，其中，石角为第一封锁线，距阵地前约10公里，沉下了许多民船和埋设了水雷；横石为第二封锁线，在阵地后约5公里，也准备了大批民船，准备遇事炸沉塞江。
六十二军军长黄涛知道这两重水上封锁线作用不大，并不能阻敌侵犯，便插问：参谋处有何新对策？
张达微微一笑：参谋处准备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是“反攻广州”；第二个是“守备粤北”，以主力占领龙门、从化、佛冈、清远之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北进，以确保粤北为目的。敌人主力可能沿广从公路来犯，将我军兵力重点保持在此以备应战。
听完张达的报告，余汉谋并未发言，而是用眼睛扫视着部下。自从张发奎被调往广西后，他独掌广东军事，北面，薛岳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差点吃了败仗，被蒋介石在南岳狠狠地骂了一顿。面对蠢蠢欲动的广州的日军，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显然，在座者对“反攻广州”这个不切实际的方案都不表示支持，对第二个“守备粤北”方案，倒是一致同意。或许在他们心中，人家不惹你就罢了，你还有什么实力去惹人家。
既然达成共识，接下来的工作也就简单了。余汉谋站起来，作威严状扫视了众将领一眼，开始将原有各部队位置重新做出兵力部署：
以六十三军守备龙门地派至从化牛背脊之线；六十五军守备佛冈水头至清远氵琶江口之线；六十二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于翁源青塘一带并从事整训；一五一师及教导团构筑韶关守备工事，并准备对敌伞兵部队空降的战斗；第十二集团军总部位置翁源三华。而且规定各军每一年互换任务，以便一面守备，一面整训，作长期抗战的措施。
会议第二天，余汉谋就接到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达的电话，刚得到前线情报站最新报告，敌军一〇四师团纷纷集结于从化太平场和增城一带，扬言要分五路侵犯粤北。
余汉谋让幕僚们分析，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认为敌军可能是换防，亦有人认为敌军可能进行第二次侵犯粤北。余汉谋心里窝着一堆火，他知道很多情报人员在耍滑头，只图走私牟利，把刺探敌情放在次要，对敌军的动作意图、兵力部署及其番号均一无所知，有些情报甚至是凭空捏造以此邀功敷衍军饷的，使他无法对敌情做出正确判断。
到了4月底，雨还是没有收住，晴晴雨雨，反复无常。前方急报，敌军突然沿广从公路北进，其主力已到达良口地区，正向六十三军一五二师阵地攻击，来势凶猛。该师已判明敌人不是小规模的扰乱性袭击，而是大规模的进犯。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敌已突破防线，国军节节抵抗且战且退，并反复电告战区急求救援，有时甚至急得用明码呼叫。
战区司令部一下乱了阵脚，一面斥责一线作战部队不得用明码通报，一面急告余汉谋请求迅速决策，面对一份份不断加急不断报告阵地丢失的电文，余汉谋一直意乱神迷，调兵增援良口又怕核心防备空虚，增援不力又怕真的被日军撕开个口子长驱直入，几经斟酌才电令六十二军、六十五军支援。同时做好了第二手准备，对他来说，这是不得不做也历来擅长做的事，用他的术语叫做“有备方能无患。”
此时，韶关连日遭到敌机不断轰炸，有时整天不能解除空袭警报，韶关市区紧急疏散，省政府机关及企业单位纷纷迁移连县，各部队家属纷纷向始兴和南雄县疏散。余汉谋也暗暗把前线指挥部从三华迁往曲江大塘。
前线激战，后方动乱，军心动摇，以此为甚。
从化是北方先民迁徙南粤连通粤北珠矶巷和珠三角的重要通道之一，而良口地区是从化咽喉要地。战争初时，第六十三军一五二师抵挡不住日军进攻，撤出从化良口，转到亚夷山、石榴花山的第二线阵地坚守待援。石榴花顶是良口阵地制高点，形势险要，为粤北屏障。师长陈章亲自督师，下令死守阵地，保卫亚夷山，以待援军到达反攻。
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石榴花顶发起一次又一次进攻。国军四五六团第三营营长廖益金率领全营并指挥第五、第六两连官兵顽强抗敌，战况十分激烈，容瑞廷、李第长两连长负重伤不下火线，仍躺在担架上指挥，所有排长副排长均已战死，临时任命士兵充当排长的命令就发布了三轮。
日军见讨不到便宜，又转向第一营阵地猛烈攻击，三营营长廖益金见状，调集三营轻重机火力侧击日军，支援一营，突然腹背受敌的日军吃不住两面夹击，迅速撤离阵地。数日拉锯式激战，石榴花顶始终掌握在一五二师手中。
夜幕降临，陈章师长命令四五六团派三营夜袭矿山之敌。是夜23时，三营营长廖益金率部抵达山顶敌阵地前沿想摸营，谁知敌军早有准备，分两侧以交叉火力猛烈射击，廖营长见伤亡很大，被迫退回半山腰，偷袭未能凑效。
天亮时，四五六团集中迫击炮向日军炮兵阵地轰击，并令所有司号兵吹起冲锋号，迅速冲锋，日军发觉进攻动静很大，无法判断国军是否援兵到达，情急之下仓促还击，不得不于下午1时撤离矿山一带阵地，为了夺回阵地试探虚实，他们调来三架战机向占领矿山一带阵地的中国军队足足轰炸了20分钟之久，但也未实施反扑。
当国军一五二师在良口对敌激战的第三天晚上，国军六十三军一八六师接到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命令，迅速由梅坑出发，经吕田进出良口附近支援一五二师作战。当时春雨连绵，公路已破坏，道路泥泞，部队行进非常困难。只因前线告急，一八六师官兵们为火速驰援兄弟师，放下部分辎重，以急行军的速度于当晚抵达画眉堂宿营。
部队刚宿营，师长李卓元便接到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命令，着该师进出广从公路，由太平场以南直至广州，沿广从公路，以步兵连为单位，布置伏兵，以阻击日军援兵及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
参谋长黎天荣见此命令，认为不妥。他建议说，这样分散使用兵力，不但不能截断敌人后方联络线，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李卓元师长同意黎天荣的意见，并批了一句：这肯定是副总司令王俊在纸上谈兵。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他们忽接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贵电令，着一八六师派副师长张泽深率两团为先遣队，经溪头进出鸭洞口向占据良口之敌侧背攻击，师主力跟进。李卓元即派张泽深率五五七、五五八两团依照军长所指示方向进击。
张泽深让五五八团打前锋，向溪头急进，经过一昼夜激烈战斗，突破敌人掩护阵地而进入鸭洞口。
战斗中，张泽深亲临一线督战。他见一排长临阵退缩向后方逃跑，恨得直咬牙，拔出左轮手枪当即将其处决。他举着还冒着烟的枪怒吼一声：“谁敢逃跑，这就是榜样，还有谁？”
阵地哑然，这一枪极具震慑作用，官兵们更加用命。
当晚在鸭洞口，接到张泽深的夜袭命令，五五七团团长李克煌即命第二营为右翼队，自己亲率团主力为左翼队向高地敌阵夜袭，然而由于日军占领制高点，居高临下，以大火力压制，五五七团多次攻击受阻，牺牲惨重。
此时，李克煌这才发现，负责右翼的第二营根本没有参战，二营长率领该营以夜间迷失方向为借口，实则畏敌避战，相隔数里没有及时参加战斗，致使团主力孤军奋战，未能克敌制胜，部队伤亡过半，全团官兵仅存600余人。
李克煌火冒三丈，当即向师部报告，将畏敌避战的二营长撤职查办，命少校团副叶镜台临战代理二营长。
李克煌团夜袭敌阵，虽因准备不充分，遭受较大损失，未能攻破敌阵而占领之，但给占领良口之敌右侧背威胁很大。国军一八六、一五八两师分别向日军主力的两翼形成钳形攻击，使占据良口之敌三面受击。日开始向后撤退。
“别让鬼子跑了！”一五八师师长李卓元抓住战机，命令以五五七团为追击队，从现地出发，追击败退之敌。
刚上任的该团第二营代营长叶镜台率该部追击至鸡笼岗附近，发现敌人后卫部队正在向南逃窜。为截断敌人退路，他果断率领全营绕道跑步，抢先占领前面的鸡笼岗高地，以火力封锁敌人退路。鸡笼岗高地守卫战由此打响。
6月2日下午，败退的日军约700多步骑，由广从公路转入牛步迳向鸡笼岗撤退。其目的是想占领鸡笼岗墟背后的猪牯岭，妄图从此威胁国军在桃莲一线的阵地，以掩护他们的退却部队。
猪牯岭不过是一个标高99米的小山头（号称九九高地），二营营长叶镜台带领全营战士火速前进，抢先夺取猪牯岭。当部队刚抢占猪牯岭后，日军大队人马已退至源湖河边，一部分正在过座长板桥。这本来是射击的好机会，但为了全歼敌人，营长叶镜台决定让他们全部过河，进入最佳射击圈内，才一鼓作气歼灭之。
“给我打！”叶镜台一声令下，全营官兵一齐开火，咯咯的机枪声和喊杀声，打破了鸡笼岗的静谧。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四散逃窜。大路两旁都是稻田，毫无掩体，这时有部分日军想夺桥往回逃窜，又被原先部署在猪牯岭右侧岭仔上国军的重机枪密集火力所封锁。这样几百名日军就被困在猪牯岭和余米村之间的一块田垌里，完全暴露在国军阵地前面。日军利用田基和堆积尸体来做掩体进行顽抗，并组织几次向猪牯岭反扑，都被国军打下去，伤亡惨重。其残部一部分沿源湖河边向佛子坳方面狼狈奔逃，一部分则窜入余米村内，企图利用屋墙为掩体负隅顽抗。
国军为了一鼓作气歼灭敌人，乘日军立足未定之际，立即发起冲锋。五连的周连长拿着驳壳枪的两个指头，被日军掷弹筒破片削掉。他咬紧牙关，仍然指挥作战。冲锋号响了，他第一个跳出阵地，带着战士们向余米村冲去，紧紧包围该村。
一场激烈的逐屋战和白刃战展开了。国军战士个个同仇敌忾，勇猛无比，有的和敌人滚打在一起，有的和敌人拼刺刀。经过一小时多的战斗，全歼这股残敌。日军尸横遍野。
战后，叶镜台清点战场。所拦截日军悉数被歼，毙敌大队长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机枪百数十枝、双耳机式通讯步兵电台一部（这是当时日军大队部用的新式通讯器材）及其它战利品甚多。而国军亦有一定伤亡，其中牺牲连、排长各1人，周连长就是在逐屋战中勇猛追杀敌人而被暗藏在屋内的日本兵所击中而英勇牺牲的。
与此同时，各部也向日军展开追击。
六十三军一五三师派出补充团经石坑袭击在从化温泉的敌军前线指挥所，缴获军用品和罐头食品甚多。当时敌人正在锅中煮米饭，还热气腾腾，来不及吃就慌忙逃窜。
一五二师陈章师长接到报告，有十多个敌人被包围在良口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多次呼喊“缴枪不杀，立刻投降”后他们拒不理睬，仍顽固抵抗。
“既然如此，那就——”陈章伸出拳头，随即张开五指做了个爆炸的手势，参谋领悟，即下令集中炮火轰击，把顽敌全部歼灭。
战斗结束，国军缴获敌军大炮、轻重机关枪、步枪一大批，缴获日军的战马数以百计，其中负伤的战马都宰杀了，用以慰劳全体官兵。官兵们正在吃马肉时，忽然有一位政工队员慷慨激昂地唱起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歌声一起，四座立即唱和。歌声此起彼应，震荡山谷，响彻云霄。
6月12日，日军溃退回广州，恢复战前双方阵地原态势。这次会战历时一个月，毙伤日军3000余人。战争是残酷的。在杀敌的同时，国军也有重大伤亡。战后，第六十三军军长张瑞贵令各师搜集本军历次战役殉难将士忠骨约3000余具葬于石榴山之阳。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死伤特别严重，他们已在那里挖出一条条很长的坑，并倒进水泥灰浆，等到凝固了就把尸体一具一具地放进去。“那可是一层压一层地搭着放的！你可以想象死了多少人啊！附近都是尸体，总得把他们掩埋起来，让牺牲者得个安宁呀！”
1943年秋，余汉谋令张瑞贵在良口石榴花山麓修建公墓。1946年公墓落成，碑为锥形，高9.65米，正面刻“陆军六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下刻“端州余汉谋题”字样。纪念碑右后侧为“六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之铭”碑，“民国三十五年张发奎敬题”，碑高2.3米、宽0.95米。
战后，一位苏联顾问到良口前线慰问。他站在石榴花顶山麓六十三军烈士坟前，满怀崇敬与感动，对英勇牺牲的烈士默默凭吊，并赋诗一首：“石榴花顶石榴花，遍山鲜花映红霞。民族英雄烈士血，卫国忠魂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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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粤北会战中，张文彬线下的中共党员一直以随队政工人员身份参战。
会战结束时，缪培南的六十五军一八七师曾上报过一个嘉奖申请，为一女兵申报烈士，后因查明该女兵是中共的随队政工人员而被搁置，随后无人再提起。
当一八七师在银盏坳、潖江一线与日军拉锯胶着时，在混乱的撤退途中，一位女队员病重落伍，孤零零地倒在路旁，她销毁了随身的文件资料后，却再也无法动弹。此时，太阳已渐落西山，她勉强挥动着平时喜欢系在颈间的红头巾，让两名落伍的战士发现了她。
士兵停在她身边。“是自己人。你是哪个部分的？”
她费力地用指头在地上画出“187”三个字形。士兵明白她无力说话，就说：“我们也是一八七师的，我们背你去找医务所。”
她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背着我，你们也走不了多远就被追上了……”
她指着士兵手里的枪，又指指自己的胸口，做了个扣扳机的动作，士兵明白了，这是要求给她一枪，帮她了结。但两个士兵下不了手。
听着后方的枪声逼近，她急切打着手势要他们快跑，两个士兵急忙把她搬到大树下隐藏好后迅速离开。
夜色降临了，见一个伤员拄着枪走过，她使尽气力断断续续地乞求：“兄弟，我是一八七师的，原是一个学生，是好人家的女儿，我已经走不了啦……我有手榴弹，没气力拉……遇上敌人……我就不得好死了……积积德，给我一枪……求求你……”
伤兵不忍：“我们是同胞，如果你是我姐姐，我下得了手吗？”
女兵这是已经是气若游丝，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如果我是你……你姐姐，你能看着姐姐被敌人糟蹋死吗？”
这位伤员一直落在后面，见前前后后没个人影，自己应该已是最后一个，再说自己能不能走出去都难说，何况一个已经倒地不起的女兵，想着想着，侧过脸含泪闭眼对准她胸膛开了一枪。这是他听过的最漫长的一声枪响，枪响的回声一辈子也没从心头抹去。他把女兵的鲜血在自己的眉心上按了个印，然后伏在女兵的耳边低声说了句：“下辈子，你就是我姐姐。”
伤兵用军刺砍下一堆树枝把女兵掩盖好，带上女兵的红头巾和那颗手榴弹……就是这颗手榴弹，让这位伤员千辛万苦奇迹般地突出了包围，甩掉追兵赶上了队伍，他伤口未敷就立即找到师部跪在地上一泪一字地讲述上面情况，并把枪交给师部要求处决。
师部的人边听边记录边哭。后经核查，那位女队员姓王，原是广州中山大学附中高三学生，是政工总队派出的随队政工员，师部为此上书军部请封其为烈士。
上请未允，那条鲜艳的红头巾却从师部辗转的军部再辗转到廖锦涛手上。当红头巾从总支书记廖锦涛手上交到张文彬手上时，女兵已经离开人世近三个月。
张文彬紧握红头巾一任泪水倾泻：“他们不认这个烈士，我们要认，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英雄。”
王淑敏，女，惠州人，1938年在广东省立惠州市第三中学读高中二年级时（时年17岁）,奉省教厅命与全省高二、高三及大学全体在校学生一起参加“军事集训团”，在广州沦陷前夕，与一批学生随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退出广州到翁源。后在翁源参加“政工总队”。
王淑敏与上述那位牺牲的女兵战友，解放后，她写下了《我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队的片断回忆》，回忆其当后亲上粤北会战的情景，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战争的残酷、百姓的痛苦和热血青年的抗战斗志。全文有13000多字，这里选取其中一些片断：
慰问
1940年5月，辗转了几个点后在马坝“军民合作站”被召回韶关。
原来我们在山旮角落奔走的九个多月间，时局已非常紧张，十二集团军所属部队在粤北前线进行了好几场战役，伤亡极为惨重。在加紧后方“军民合作站”工作之后，十二集团军政治部李煦寰主任挑选了24名队员随他到前方慰问，我是四个女队员中的一员。
战线很长，战争形势和地理条件不适宜用车，从这边前线到另一前线全用双脚走。随行的有两匹马，一匹是李主任（李煦寰）坐骑，一匹是由警卫员牵着的驮着两只大箱子和一个大麻布袋（慰问品）。
李主任佩着左轮，警卫员挂着驳壳枪，我们背着背包、一张毡子、一条米袋；皮带上挂上三只手榴弹，早已知道，三只手榴弹中两只是用来对付意外碰上的敌人，留下的一只准备用来与敌人同归于尽。
经历了不短时间的磨练，我们学会了走长途，学会了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学会了坐着入睡。谁都知道到前线去不但艰苦，还有很大危险性。可是，大家都为自己能到前线去而欢欣鼓舞。
许多同志都有“摆鬼子”（虐疾）缠着，无论在学习或正在工作，“摆子”来了就唱一句：“追兵来了，可奈何……”随手把别人的毡子任意拿来重叠地盖在身上躺在地铺打颤，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了，根本不视为生病。路上，发冷时，抖着身子急步走，甚至意欲把“鬼子”驱走，跑到大汗淋漓；发热时，精神颓丧，拖着火团般的身子糊糊涂涂地越走越慢，往往落在队伍后面。这次，我侥幸只发了一次“摆子”……
临时收容所就是我们的工作目的地。
每到一个收容所，李主任必先把我们介绍给军医，然后他带着警卫员和慰问品到前线指挥部。
我们曾学过止血包扎等基本知识，但到了现场，对遍地呻吟，甚至狂声叫喊、漫骂的伤员简直束手无策，手足无措。他们像落入陷阱的野兽，连挣扎的力量也没有。是的，只有辨出人的呼叫声才能证明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
我们在搜索，给最轻伤的止血，包扎、喂药、喂稀饭，对重伤的根本不敢正视。更多的是跟随军医、护士身边为他们递手术工具、药品，听从他们指挥。
有时也用歌曲鼓舞士气，分散他们的痛苦。唱歌的时候，我总觉得羞惭万分，轻快的歌声和呻吟、痛苦根本格格不入。我常常盈着泪花在唱。
说来也奇怪，原来人类的感情竟有着这么伟大无私的一面，在硝烟弥漫的火线上出生入死后躺在地上的残驱，见了我们这班四肢齐全、健康活泼的姑娘小伙子，听到激昂悦耳的歌声，他们竟然在痛苦的脸上挤出微笑，以感激的目光回报。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我们的同龄人啊！
敌机
向第四个点走去的时候，敌机密密巡逻，李主任带领我们离开铁路线爬上看不尽头的山上找小路，这一带出石灰岩，山上片草不长，耸立着灰矇矇大小不一的狰狞石块。
头顶上不断有敌机盘旋，隆隆炮声越来越近，渐渐地已超过我们头顶，隐约还听到枪声，常识告诉我，这里已接近火线。
机声、炮声、枪声扣在一起成了一曲混乱交响乐。小伙子沉默了，我们在石与石之间择路而行，像在冲八卦阵。
敌机来得更频繁了，似乎发现山上有目标。李主任取下毡子给我们作示范，教我们张开毡子披在身后，左右两手各拿紧两个角，敌机俯冲时用毡子盖头盖脑遮满全身，慢慢地蹲下去，伪装成一块石头，落弹和扫射时才躺下。真是妙计，我们的毡子也是灰色的，披毡蹲下后山上不过多了二十多块石头而已。
也许我们笨拙的动作出了破绽，敌机两架接两架轮流监视，敌机飞得实在太低了，有时几乎可触着最高的石块，我们不断地重复一起一伏，累得腰酸骨痛。小伙子恨得咬牙切齿：“妈的，老子有一挺重机枪就可打下他妈的一架敌机！”
接近黄昏，敌机终于溜了，落日晚霞映红了半边天，我们沐浴在红霞里，李领头带着跑得快的男同志跑到山下平地上。女同志来不及取下毡子飘然往下跑，只见李主任双手交叉胸前望着我们诙谐地说：“看哪，仙女下凡啦！”憋了半天的男同志突然高兴地大声叫着：“仙女下凡啦！仙女下凡啦！”
几天来，我第一次被逗得开怀大笑。
埋尸
1940年秋第二次粤北大捷后，开完战利品展览会，我们立即投入另一工作。
我们的任务是去清理和安抚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亦即跟着敌人屁股后走，说得更难听一些是替敌人打扫战场。
进入一个小墟镇，差不多一半以上的房子烧通了天，幸免的也张着大口，门板也没一块，品字形店房的空地上丢满了破烂东西和死猪头、猪内脏，满目苍夷、阴森死静。是一幅典型的遭日本鬼子“三光政策”残酷洗劫后的景象。
在住地隔壁。队长带人把地上一个白发苍苍的男尸体用绳子捆好抬起，叫女同志跟着走向镇外一块空地，放下后叫我们动手挖坑，把尸体埋掉。直到此时，我才真正知道我们的主要任务，才晓得带大捆绳子和铲子的用途。女同志中一位小朱同志，年纪与我相仿，个子小，稚气未脱，见了尸体，脸色立即发白，全身发着抖，胆怯地向我身边靠。我怜惜地着力用手搭着她的肩膀，欲把自己的力量分给她一些，可是我的手也在抖着，怜惜别人的同时才发现自己也是一个弱者。
这个尸体看来还未超过三天，因为还没有太浓的尸臭。
我曾见过两个死人脸孔，那是我的亲人。我的两位亲人是在我撕心裂肺嚎哭中被别人埋掉的。我们全是十八九岁（虚龄）的姑娘，最穷苦人家的姑娘也不至于干这一行业吧。不，世界上根本没有这种行业——专为别人埋葬赤裸裸的尸体。
挖好了坑，四个女孩子抖着双手战战兢兢地就着抬来的绳子抬起白发苍苍、脸色蜡黄、瞪着两只大大眼睛的尸体放进坑内，然后再抽出绳索，当准备铲泥掩埋时，我怎么也不忍心把泥直接倒在死者脸上——他的眼在瞪着我啊！我急忙在地上找些树叶盖着他的脸……我默默祷念着：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这样，你安息吧！
埋了数个尸体之后，我麻木了，尽量侧着脸不看，死了的不会可怜自己，不晓得痛苦，我是活生生的人……尽想哭，哭自己的无能，哭同胞的悲哀。
抬来的尸体越来越多了，发出的尸臭几乎充满了空旷，使人几要窒息，不断涂万金油也无济于事，眼前死人比活人还多，周围连能吠的狗也没一条，不详的乌鸦叫声使人从心底里打着冷颤，两个女同志哭着跑得远远的，我和小张一边挖坑一边啜泣。
我宁愿不停地挖一个坑又一个坑，顾不上手掌起了血泡，就是害怕抬尸入坑，抽绳索面对面向着尸体时那种特殊痛苦的感受。
队长抬着尸体来了，见我们实在干不来，叫我们也帮着抬，待齐集后才一起动手埋。
抬尸体的时候，“大个张”争着和我搭档，他总要我走在前头不准看，并且把重点移往他那边。世界上到处都有好人啊！
仅五天，包括在镇外搜索出来的，我们共掩埋了三十多具尸体，令人最目不忍睹的是一个被强奸了的少妇和躺在她身边明显是被刺刀捅死的婴孩。“大个张”正乱找东西掩盖少妇下身，队长一挥手，叫我们离开。
小镇基本上清理完了，个个身疲力竭，精神萎靡，准备撤退。
这次打扫战场工作共去了四个点，点与点之间有的较近，有的远到连队长也不知东南西北。
四个点的工作同一个样：同样的抬埋死尸、同样的惊心动魄、同样的夜不成眠、同样的呕吐吃不下、同样地走那永无休止的死静道路……同志们疲沓了，个个脸色苍白，精神颓丧。我的精神状态已到崩溃边缘。
回到韶关第二天我病倒了，被送进了河西医院。
沉默一阵后，张文彬听取了廖锦涛有关中共党员在两次粤北会战中的表现的汇报。
廖锦涛是广东南海县人，一位组织能力很强又具有亲和力的热血青年。广州大学毕业后，他来到澳门参加抗日救亡领导工作。1937年8月12日，澳门最大的抗日救亡团体“澳门四界救灾会”成立。廖锦涛当选为理事会理事兼宣传部副主任。“四界救灾会”团结大批爱国青年，大力开展筹募、慰劳、宣传等活动。尤其是筹募活动持续开展，深入澳门各阶层，其发动面的广泛和筹募成绩的巨大，是澳门从未有过的。
广州沦陷后，澳门组成了“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推选廖锦涛为团长。从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回国服务团组成11个队共160多人，回到西江、东江、北江及珠江三角洲等地参加抗战。其中参加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回国服务团”成员共122人。为了组织回国服务团，廖锦涛经常来往港澳和内地之间，发动青年前赴战地服务；并负责筹备“回国服务团”活动经费、前线急需的药物和军用物资等。他的公开身份是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上尉组员，具体负责政工总队的工作。
第一次粤北会战前夕，第十二集团军大部分政工队员集中在新丰，经短期训练后，便分派到各县发动群众，把靠近前线的公路、桥梁作彻底的破坏，使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日寇削弱了机动性。会战打响后，政工队员冒着纷飞的战火，和部队共同进退，与敌周旋。他们组织担架队，在火线上抢救伤员；帮设军医站；组织运输队，送茶水、饭菜到火线，或者运送弹药，必要时还担任临时通讯员，侦察敌情等。他们跟连、排长在火线上指挥作战，鼓励士气。打仗完毕后，要调查伤亡、慰问伤兵和民众、调查敌情、写战报。临战前，又要探寻道路、疏散居民、坚壁清野。政工队工作的对象是以士兵和群众为主，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强调军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口号是：“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原是一家人”。过去，老百姓见到国民党军队上门，总是避之大吉，矛盾很多。自从政工队来了之后，军民之间好似架起一座桥梁，彼此的关系改善得多了。
蒋介石见余汉谋在第十二集团军内部另起炉灶，自办政工总队，自然一百个不高兴，不承认这个政工总队，因而重庆军委会政治部不肯给政工总队发经费，也不肯承认其编制。这导致第十二集团军的政工总队的队员身份很特殊，既不是官，也不是兵；穿的是军官服，生活待遇却是个兵。尤其是政工人员上战场时没有枪，每人只有三两个手榴弹，个别的自备刺刀、铁棍以作自卫，十分危险。连不到十八岁的女队员都做好了准备，碰到敌人时，两个手榴弹留给敌人，一个留给自己，绝不做俘虏！
尽管如此，这些年轻的政工人员仍热情高涨，忙得不亦乐乎。大部队集中时，他们要在驻地出墙报、演话剧、编士兵课本、学习理论、讨论国内外形势。他们个个都能讲、能写、能唱、能演戏。不少人还有着音乐天才，且善于就地取材，制造乐器：削一根小竹管，就可以做竹笛洞箫；取几个碗盛不同份量的水，就可以打出琴样的声音，作为敲打的乐器；在路上摘一片树叶就可以吹木叶。他们还排演话剧，不但在部队内演出而且还到社会上公演，获得好评。如《放下你的鞭子》、《李二嫂送鸡蛋》、《捉汉奸》等等，都经常在宣传时演出。他们很重视革命理论，到处找寻进步书刊。共产党的宣传刊物杂志，他们十分珍爱；为了怕人知道，故意把封面折下，糊上《总载言论》或《三民主义》等国民党宣传书报的封皮，偷偷阅读。那时候，用抗战歌曲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促进军民团结支援抗战，起过很大的作用。政工队教士兵和群众熟唱的歌曲很多，如《义勇军进行曲》、《枪口对外》、《打杀汉奸》、《军民合作》等。这些歌曲思想内容丰富，曲调雄壮有声，有些流传至今，还令人爱唱爱听。
张文彬问：“听说你们归国服务团也在战前做了很多工作。”
廖锦涛笑着答：“第一次粤北会战后，为了扩大宣传这个战役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推动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对抗战的支持，我带着余汉谋签署的命令，回到港澳，继续动员一批青年回国服务，并把在港澳捐募到的平版印刷机、铅字、棉衣、蚊帐、药品等一大批物资，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韶关。这些印刷机及铅字交付新成立的大成印刷厂使用，为抗日宣传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广大政工队员满怀爱国豪情，朝气蓬勃地投入工作，对推动第一和第二次粤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敌人曾下令；每抓到一个中国政工人员赏40元。”
张文彬关心地问：“政工人员伤亡大不大？”
廖锦涛沉重地说：“这么大的战斗岂能避免伤亡？共产党员、一五七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共党员还有黎景伊、洪佩兰、戴卉清和吕觉觉等，其中有的人是只有十多岁的女孩子。共产党员、一五二师政工队员、后任该师四五四团七连指导员的姜渭康，在一次阻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任务，自己负了重伤。政工总队的《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了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同时，受到表扬的还有伍兆辉、陈学勤、许喧广等。”
张文彬忍不住内心感动，称赞说：“这些青年都是好样的，一定要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廖锦涛平静了一下，继续说：“第二次会战胜利后，第四战区政治部剧宣队到良口前线来慰问部队。当时剧宣队有位共产党员叫何芷的谱写了粤北抗战歌曲，其中有：《良口峰烟》、《血战鸡笼岗》，流传很广，鼓舞了人心士气。我给你唱一首《石榴花顶石榴花》吧。”
说着，廖锦涛自打着拍子唱起来：
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顶上开着石榴花，它红过珊瑚，红过琥珀，红过血也红过朱砂。
五月敌人再猛扑良口，要直扑曲江，打通粤汉线，我英勇的兄弟们，却在石榴花顶消灭它。
任你飞机、大炮、毒气都不怕，左来左打，右来右打，打打打打，打到敌人回老家。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到敌人回老家。
石榴花呀石榴花！石榴花顶上开着石榴花。它红过珊瑚，红过琥珀，红过血也红过朱砂。它吸取了敌人血的精华！它吸取了敌人血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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