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怀念：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首都北京，是邓小平一辈子呆得最久的一个地方。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亲自点将，把这个“小个子”大人才召进中南海为国家理财时算起，他在这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

当然，中途他还去了江西3年，那是这位传奇人物“三落三起”中磨难最为深重的一段时光，也是共和国经受着历史性灾难的艰难岁月。

今天的北京是平静的、繁华的，在景山后街一条普通的胡同里，听着一个个见证人讲述那一段段往昔峥嵘岁月，我们追忆着老人一生最后的20年，那是中国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再道一声“小平您好”。

□讲述一

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谈特区的由来——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嘛！

这几年谷牧基本上是闭门谢客了，但一说起小平，说起改革开放，说起广东的几个特区，老人家却是侃侃而谈，他的秘书后来对我们说，这是谷老近来接受采访谈得最好的一次。

我记得广东的特区刚搞起来名称很多，有的叫来料加工区，有的叫自由贸易区，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我就请示小平，说现在他们叫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恐怕中央要统一定一个名。邓小平连一分钟都不到就说：就叫特区嘛！延安开始时就叫特区嘛！

有同志后来问我：你事先想过没有？我说我有一些别的想法，但没有想到叫特区。

邓小平上午讲的，下午，我们有个习惯，没事到中南海散散步，去散步又碰到他了。他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我说我听明白了。当天晚上我就给习仲勋、杨尚昆打电话告知小平的指示。过了一会儿，习仲勋又给我打电话：叫特区是不是就归中央管了？我们不能管了？我说没有那个意思，领导关系照旧。

那时我们搞对外开放，心想对外开放总得有个计划吧，先搞哪几块，后搞哪几块。当时我们没敢想全国沿海各省的省会都开放的问题，没想那么大，那时就想华南，广东、福建，邻近东部的这部分先开放，然后第二步是沿海一条线。

我记得开始时特区进展很慢，他们顾虑很多，又是怕卖国了，又是怕对外国人没经验，吃亏了。有一次，我对广东的领导们说，要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打开这个沉闷的局面。中国没有钱，敢不敢用外国人的钱？自己没有熟悉业务的干部，敢不敢用外国人当顾问？我鼓励他们：要对外开放就不能像过去那样一条一条地守那些老规矩，得请示省，得请示国务院。为什么我敢这么说，主要还是有小平在背后全力支持。

我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出访欧洲五国时，小平就对我们说，什么都看，他们成功的要看，他们失败的也看，究竟这个是什么样的世界，现在发展情况怎样，至少你心里能够清楚。

我回来后，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所有的老同志都到了。特别几位老帅，听说我出国，谈欧洲的情况，都来了。我就开口讲：你们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没有多久就灭亡了。我看资本主义不但比封建主义生产力发展得快，而且现在也没有到达崩溃的边沿。资本主义所以能有今天的情况，有很多具体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几位老帅讲，所有人回来都说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只有谷牧敢讲资本主义如何如何，我说我说老实话，欢迎批评。

□讲述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孙长江：最关键时刻，小平出来讲话

毫无疑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成了影响孙长江教授一生的文章，虽然文章的原件已捐献给了博物馆，但是，历史的云烟在这位老人眼中清晰如昨。

“文章发表后，有人说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当时我都做好了去秦城监狱的准备，如果不是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在简陋的家里，孙长江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对于国家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一切能尽快走上正轨。但是，当时最具权威的两报一刊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提出“两个凡是”，要是按照“两个凡是”，大批的冤假错案翻不了案，邓小平也不能出来工作。

那时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一次省部级高级干部班上作报告提出怎样认识路线斗争，提出除了要看毛泽东思想，还要看实践。

当时学员思想还是比较混乱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也是那个班上的学员，他立马布置报社找一找有没有检验真理方面的文章，后来就发现了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那篇哲学文章。杨西光说不要放到哲学副刊，要作为头版重要文章来发表。

那时我40多岁，刚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不久，我们研究室主任吴江也正在组织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已着手开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杨西光派人把胡福明的文章送到党校来，吴江对我说，把文章中有用的东西吸收过来，两篇并在一起发。6000多字，花了我两三个星期，真的是字斟句酌。后来文章经过无数次的修改，并经胡耀邦亲自审阅定稿。

文章首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在头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第三天，《人民日报〉等报纸转载。随之，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

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后，当晚就有人打电话给总编辑，质问他为什么要登这篇文章，并说这是一篇砍旗的文章，是针对毛主席的。后来中宣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时有人在大会上讲，两篇文章，两种看法，大家用鼻子闻一闻是什么味道。“两个凡是”派也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不表态”、“不卷入”。

在那种情况下，当时我们的压力可想而知。在最关键的时候，小平出来讲话了。1978年6月份，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明确表示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针对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意见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的讲话一传达下来，真是振奋人心啊，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

作为作者之一，亲历那段历史，我觉得真理标准的讨论实际上是为全党奠定思想基础的一场大讨论，是继延安之后我党的第二次解放思想大运动。这场讨论可以说是由胡耀邦发动的，但小平是全力的支持者，在那种复杂的局势下他能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这场讨论，他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就如他后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一样，他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

□讲述三

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有幸见证恢复高考的两落三起——恢复高考消息震撼中国大地

“小平的一生三落三起，而恢复高考的决策则是两落三起，最后在小平的领导下成功了！我‘三进二出’教育部，整顿的时候‘进’，‘左’的时候‘出’；‘三进’之后，没有‘三出’，是因为恢复了高考。回首往事，我对小平充满无限敬仰。”

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有幸见证中国继1966年“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后三次意欲恢复高考的艰难历程，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老人至今仍感叹不已。

1973年：

周总理为挽救高考而努力

其实最早想恢复高考的是我们的周总理。1971年，林彪灭亡，周总理抓住时机批极左思潮，强调要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遵照此精神，1973年，大学恢复了招生，并进行了简单的文化考查。当时，我在东北师大当教员，被借到国务院科教组。

但是，毛泽东并不赞成批极左。后来毛远新把一份“白卷”作为“石头”抛出来，在全国掀起了批判文化考查的运动。就这样，1973年大学招生，文化考查还没进行就夭折了。此时，我已返回东北师大。

1975年：

小平怒斥没知识怎么攀高峰

1975年1月，传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那是邓小平的复出。复出后他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讲了很多话，都是非常鼓舞人心而且没人敢说的话，例如他就敢说要“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他还说，“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不久，科教组改回教育部，我第二次被借到教育部，仍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时任教育部长的周荣鑫紧跟邓小平，在教育部机关开始了整顿。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于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了。

1977年：

小平当机立断恢复高考

1977年4月，教育部筹备召开高校招生会，我又第三次被借到教育部。

此时，中国又发生了一个爆炸性的事件，那就是小平再一次复出了。他的第三次复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高考的命运。

复出后，他“自告奋勇”抓科教，亲自召开科教座谈会。8月8日，他在座谈会的最后一天对学者们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当时教育部长表示，招生会已开过，请示报告已呈送国务院，今年来不及了。邓小平问，教育部的请示是否已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长回答，还没批。邓小平当机立断：（请示）文件追回，重开招生会。宁肯推迟半年（招生），今年也要改。邓小平话音未落，全场立即响起热烈掌声，不少人热泪盈眶，我们内心的那种激动啊，无法言表。

□小平地理·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进京为新中国理财。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第二次打倒后，被押送到江西，一去3年。

1977年，在北京艰难地第三次复出。

1978年，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被誉为新世纪改革开放宣言书。

1984年，建国35周年庆典，北大学子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

1997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