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地点：江湾大酒店四楼采访
时间：2004年2月9日
受访人物：原广州市市长黎子流
我见到的第一个人物是黎子流，原广州市市长。2004年2月9日，羊城已淫雨绵绵数日，长寒窄暖，万里晴空，太阳有个笑脸，大地有个好天气，好天气总能带给人好心情。据中央气象台的气象员讲，全中国今天都是少有的晴天。
这一天的《羊城晚报》和《新快报》报道了许多好事、坏事、大事、小事、红事、白事、外国事、中国事、怪事、奇事，两报都是好几十个版。好厚、好重。它们在过去24小时里，就可搜集这么多粗枝大叶、细枝末节的变化和动态。
可想而知，12年前，邓小平南巡一事，在中国每天发生的无数重大事件、超级事件、伟大事件中，随着时光的流逝，还能一年一年的凸显出来，像有年轮的大楠树，枝繁叶茂，阴蔽四野。
1992年，邓小平讲：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今天已过去十分之一。我采访了1990年至1995年任广州市市长的黎子流。黎子流被广州人称为平民市长。黎子流出身是平民，待人接物从不居高临下，不摆架子，也没有架子。在人群里，他既显眼又不显眼，显眼他是市长，不显眼是他不像市长。他太普通，太朴实。1991年，我刚调到新华社广州记者站任第一任站长，黎子流也刚走马上任。我凭着刚从北方南下的新鲜感写了大量的报道，黎子流则凭着一脸顺德人特有的豪爽韧劲和坦诚，也很快征服了有品味、有文化、有档次、有机会比珠三角人读的红头文件多的广州人。
因为彼此是老朋友，所以聊起天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
黎子流离开了政坛，离开了喧闹，离开了束缚。虽然已退休9年，今年还恰好是他的本命年，但一聊起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往事，黎子流两眼依然炯炯放光。
田炳信：小平南巡前广州的经济状况、社会情绪如何？
黎子流：小平同志南巡前，广州的局面很沉闷，困难很多，举步很艰难。我简单举个例子说：当时1990年，整个广州的GDP是357亿，小平南巡一段时间之后，广州的GDP增长到2600多亿，差得很远。南巡前，广大干部感到前途很渺茫，整个工业都找不到出路。外边说我们广州、整个广东搞资本主义，指哪里我也搞不清楚，工业品不能出去……当时明亏40多亿元，暗亏近100个亿，国企亏损面近30%，就是那么一个情况。讲治理整顿，从哪里找出路？还继续“治”，都“钝”了，够笨的了，还怎么能够前进呢？前途是光明的，但找不到出路。
我一到广州，任代市长，首先了解情况，改革开放是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治理整顿到底走到什么地步，当时不太清楚，但总是要前进。所以我讲了两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总之要依靠大家，共同想办法。那时我说，只要我们方向、道路正确，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广州当时国企亏损多，没有办法起步改造，经济形势比较脆弱，不算很好，广州当时的环境，广大干部都感觉到，怎么继续开发？继续改革？不知往哪里走。
有一个作家跟我说，到了这个时候，广州就是一部老机器，连齿轮都生锈了，加油都起不动。干部的情绪不高。除了情绪以外，收入也低。广州机关干部4000多人，月平均收入不够250元，有些就更少了。
黎子流：当时的环境，出现少数干部下午5点钟才去市场，希望有些菜卖不出可以便宜点，有些还拿了一杆秤，看看有没有短斤少两，一个公务员到了这个程度。改革开放，经济不能快速发展，工资当然少了，广州市公务员的收入比珠江三角洲所有的县、比下面的区都少了30-40%，这能调动积极性吗？
当时佛山几个县，珠江三角洲，包括中山、珠海、南海、顺德，大概在1988年时，准备用七年时间，（实现）经济总量超过广州。但广州市呢？交易会在广州、五星级酒店在广州、大城市在广州、南大门就在广州，没有人可以比的，自高自大，盲目自满。一方面是治理整顿没有很多出路，很沉闷；另一方面呢，还关起门来自高自大。所以整个局面是很困难的。都没有人讲解放思想。当时我记得广佛高速公路是全省第一条开通的高速公路，当时我和广东一副省长坐车走广佛，他说，怎么那么少车啊，都没有人走？
我觉得当时是：改革开放模模糊糊，治理整顿清清楚楚。查清外汇呀，外资又是什么比例呀，什么都是管，很多都管死了，所谓治理整顿，有问题当然要解决，有什么解决什么，什么都恢复原状，刚好给一些保守的人利用。是一个等待、观望、沉闷的局面。
黎子流：当时讲广州是计划经济“守法”模范大户，当然人人都要守法，但这种守法是守旧，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守法，只能是倒退，不能前进，不能向社会主义前进，老老实实讲，就是在计划经济踏步，连计划经济都搞不下去。当时的大背景，就是干部群众都感觉到前路茫茫。就好像一个蜜蜂被玻璃罩在里面，看到光明，但出不来。金融整顿、外汇整顿、利用外资整顿，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还在无休无止地讨论，不能动就整个不能改，把改革开放往后拉，广东先走了一步，但又后退了几步，当时就是这么一种状况。
田炳信：邓小平已经退休了，来南巡前，1989年9月就辞掉了军委主席最后一个职务，他当时的身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个退休的老人，走到南中国，短短的十几天，短短的讲话，对中国形成了这么大的冲击，扭转了乾坤，您想是什么原因？
黎子流：我认为原因很简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整个党中央，确确实实扭转了整个乾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年我们的口号是：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他指的道路、方向、办法完全是对的，他代表改革开放的形象，所以受到拥护，他给国家、老百姓带来幸福。当时改革开放处在一个重大关头。
田炳信：如果邓小平不讲这些话，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黎子流：这个现在也不好讲，但我估计起码两条：第一，出现相反的局面，照当时那样治理整顿下去，走另一个极端，重新回到计划经济，重走回头路。第二种情况，有可能沉闷下去，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再拖多一个世纪。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曲曲折折走了多少道路，从我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开始，经过三十几年，才找到这么一条出路，多少沉重的代价。曾经有人讲过，这很不奇怪的，刚刚改革开放，有一个中央书记处领导说：除了五星红旗保留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如果邓小平不讲这番话，不作一次重申，不突破，我看路会很艰难。历史是曲折前进的，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人，第一，扭转了乾坤，从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话，不是一般人有勇气讲的，当时困难重重，反过来，全部反过来。第二，在紧要关头，在治理整顿出现相反局面的时候，不能再拖的时候，改革已经受到很大压力，他出来重新鼓劲，当然受到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把稳航向，继续前进。真理就是真理。称他是一代伟人是完全应该的。
田炳信：邓小平南巡前，束缚广州人的主要思想观念是什么？
黎子流：邓小平南巡前，我们也想解放思想，但阻力重重，在常委会讨论，考察过回来，再造广州新优势、向珠江三角洲长处学习等几个观点，你都有记录了，大部分不同意，说是否定了广州，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一个历史时期正确的事，过了这个历史时期可能就错了，任何事情都会在一定时期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使命。
田炳信：国际大都市的想法，好像是你在小平南巡前提出的一个概念，你觉得这个概念想出来的早吗？还是不恰当？是否过时？今天广州的发展向国际大都市，离你最初的想法远吗？
黎子流：今天看到广州市在原有基础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地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感到很高兴，也受了很大的鼓舞。广州正逐步成为华南的经济中心，带动整个珠三角的发展，并透过海陆空交通网络延伸与国际接轨，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这也是我当市长时的愿望。
小平南巡后，广州是一个缩影，广州GDP六年平均十九点几的增长，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利用外资才20亿美元，现在超过100个亿，香港富豪都来了，都是在南巡以后，内环、外环、地铁，都加足马力开动，（其中）地铁是30年的准备，1993年开工的，我都感觉到惭愧，我后来去了莫斯科，莫斯科1939年动手搞地铁，广州是1993年，我们还在自吹自擂，你看，1939和1993，很风趣的数字，说明我们非常保守。珠江两岸的景色是1994年开始搞的，整治珠江流域、排污、美化，钱也有，广州收的防洪费本来百分之百交给广东省的，我们顶住……现在每年起码有两个亿投入到珠江美化，长年施工，一天不停。我讲的意思就是，经济的发展，对外的开放，城市的建设，人们生活的改善，都在小平同志南巡以后，100年不变，我看不单是100年不变，整个路线、方向，永远不变，一直走到共产主义。但不变不等于一成不变，而是沿着这条路走，不要再走回头路。
小平南巡讲要追赶四小龙，我们经过专家论证、拿出数据，先追哪条龙。
我看，广州的巨大变化，首先来源于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邓小平南巡讲话。广州的变化就是小平南巡强调的100年不变的具体缩影、有力证明。
黎子流讲话，依然是快人快语，没有修饰，坦率直白。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写过《燕赵悲歌》的河北籍作家蒋子龙在和黎子流接触后，是这样评价的：黎子流非常坦诚，从他嘴里很少听到言不由衷的官腔官调。同时他在自己制造的坦诚的生命场里，又把自己掩藏得很深。他坦诚到让别人感受到了他的坦诚，能够理解他，却不让坦诚超过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所能允许的尺度，以至于给工作、给自己和别人造成麻烦。他是个城府很深的坦诚人。一如他的相貌，外表朴拙，却气度豪华。他的灵魂似乎就该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自己的职位，并创造了无愧于自己职位的荣誉。1992年是黎子流的本命年，他属猴，那一年他整60岁。我采访了黎子流，并写了题为《黎子流：向国际大都市挺进》的专访。当时，提出国际大都市的概念之早、之新，现在来看都是新鲜的。最重要的是，黎子流的想法和一个月后邓小平南巡的讲话精神暗合，不知是偶然，还是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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