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九章：信仰。
1
原本夸下海口说要“三个月内消灭共匪”的余汉谋对粤军“清剿”红军游击队不力愤怒不已，他把所有怒气都撒在被俘的红军官兵身上，他要杀一儆百，让老百姓不再敢支持红军。当然，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手里还有一张大牌，前方报告说抓到了共军高级将领刘伯坚。
刘伯坚是谁？余汉谋原来并不知道，还是博学的李汉魂告诉他，这刘伯坚可是个共产党内部一个不简单的人物。他是四川人，年轻时到欧洲勤工俭学，认识了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并一起建立了中共少年共产党，听说还是聂荣臻加入中共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跑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成了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冯玉祥到莫斯科考察时认识了刘伯坚，把他带回到西安，做西北军政治工作，他由此结识了诸多西北军将领。1930年，西北军一万七千多人阵前倒戈，搞什么“宁都暴动”，就是这个刘伯坚策反的，这使红军一下增加了一个兵团的力量，即后来的红五军团。
李汉魂向余汉谋介绍完刘伯坚后，献策说：“这个刘伯坚可是条大鱼，如果他能倒向我们这一边，那中共红军的什么秘密都可以掌握，说不定还可策反红五军团呢。”
“嗯，差点就让他成了漏网之鱼，好在我们打仗前，把悬赏项英、陈毅、刘伯坚等人的传单发到前线官兵手中。”余汉谋点头说道，“第一师第一团与蔡会文的部队激战，对方伤亡惨重。官兵们在安远塘村鸭婆坑抓到一个受伤的红军高官，比对照片认出他就是刘伯坚，如获至宝，便连夜把他送往团部。他们报告说一团长亲自提审他，可刘伯坚软硬不吃。”
李汉魂摇摇头：“像刘伯坚这样才华横溢又意志坚定的共党高干，在共产党内主要做的就是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他的演讲在红军内是很有鼓动性的，一个小小的团长怎么能说服得了他？还是把他弄到军部来吧。”
“我知道玩政治是共党一向的伎俩，我倒要看看成了阶下囚的人还怎么来做政治思想工作。”余汉谋说，“我已下令将他转移到梅岭脚下的大庾监狱，趁移狱时，在大庾县城让他游街示众，一来让百姓看看我粤军剿匪功绩，二来也杀杀刘伯坚的傲气。”
这天上午，太阳高高挂在天空中，照得人无法睁开眼睛，在大庾县最繁华的青菜街（如今改称建国路）上，人头簇动，行人驻足观望，只见大街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子缓缓走过，脚上带着沉重铁铐一路拖出铿锵之声。他泰然自若，以目示意行人，很多路人原本是把手举在额头前遮挡阳光的，当带着脚镣的刘伯坚走过他们面前时，他们都将纷纷右手手指并拢置于鬓角的位置，以示敬意，并大声叫好。
刘伯坚游街示众后，被送到大庾绥靖公署审问。审讯官是粤军第一军军法处长周天民。他盛气凌人地端坐在审讯桌前，边上坐着一名书记员，门外两侧站满了杀气腾腾、手持明晃晃刺刀的卫兵。余汉谋专门调看了原始的审讯记录：
问：你是不是共产党？
答：是共产党员。
问：你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答：我看你们国民党毫无治国救民的办法，故加入共产党，致力于土地革命。
问：胡说，不许你在这里污蔑党国。你们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
答：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问：我不是在这里跟你论古道今，我问你，你们野战军西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
答：要扩大苏维埃运动到全国范围去，建立苏维埃更大的新根据地……
周天民没有再问下去，但他仍不死心，便把俘获的红军干部分别押到审讯室，要刘伯坚一一指认。被捕的人员中有时任中队长的王贤选等，都是刘伯坚熟悉的部下和战友。刘伯坚心里很不好受，但他并没有让敌人阴谋得逞，他头一偏，冷冷地回答说：“我不认识！一个都不认识！”
周天民气急败坏：“姓刘的，你想清楚，再不好好配合，老子枪毙你。”
刘伯坚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没什么可说的！”
第一次审讯就这样草率收场。王贤选等因为没有暴露身份，不久被释放了。
李汉魂看了一眼提审材料，说：“他是文化人，给他纸和笔，让他写出来，慢慢交代。”
余汉谋摸了摸胖脑袋，说：“没有用，他当晚回到狱中后，一口气写了这么多，你看看，还是诗呢。”
李汉魂一看，果真是刘伯坚写下的诗，名曰《带镣行》，显然今天的游街示众让刘伯坚感触很多：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拚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转到大庾绥靖公署后，与同时被俘的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赣南省军区第十六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科长连德胜、会昌贸易分局采办处办公室主任王志楷一同关在一间阴森狭窄的牢房。他们5人均属共产党重要分子，都戴上了手铐脚镣。我原本以为他会表示‘抗议’的，你看他却意犹未尽，写了长诗《移狱》，记录狱中生活呢。”余汉谋又递过几页诗稿：
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难怪冯玉祥当年这么赏识他。他是军中有名的演说家，通常脱稿演讲，声音宏亮，感情激昂，具有很强的鼓舞性和号召力。在部队里，无论行军打仗多么艰苦，只要听了刘伯坚的演讲，官兵们都会感到精神充沛斗志昂扬。西北军曾流传一句话：‘听过刘部长一次演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李汉魂叹了一声，“这样的人不能为我所用，真是可惜了。”
“既然不为我所用，只能杀了了事。我已向南京方面请示，蒋总裁已亲自下了枪杀令，就地正法。”余汉谋杀人无数，说到杀字目无表情。
“慢着，都说英雄志短，儿女情长，他有没有留下家信啊？”
“他会留下绝笔信的。到时给你送来一阅就是。对这样冥顽不化分子，你劝也没用。”
几天后，军法处长果真送来了刘伯坚写的三封充满感情的家书。军法处长特意说明道，刘伯坚的老婆是西安一个才女，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取名虎、豹、熊。刘伯坚在安远塘村被俘后就写了一封家信，并随信附有绝命词及给三个儿子的遗嘱。可惜的是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给士兵们弄丢了。这三封信都是最近几天写的。
李汉魂接过一叠信，随手打开一封，是给刘伯坚的妻子王叔振在陕西的梁风笙大嫂的：
风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塘村写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意尚在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右任）先生及邓宝珊兄来营救我，于邓虽然同我个人的感情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沪时还承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于说我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须要把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至嘱（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
二、熊儿出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支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梁招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近好！
弟伯坚
三月十六日于江西大庾
李汉魂又看了其他两封信，都写于3月21日即临刑前的上午，一封仍是写给陕西梁风笙大嫂的：
风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弟在塘村被俘时，就决定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曾有遗嘱及绝命词寄给你们，不知收到没有？
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憾，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的。
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全赖诸兄嫂。豹儿在江西，今年阳历2月间寄养到江西瑞金武阳围的船户赖宏达（45岁）老板，他的船经常来往于瑞金、会昌、于都、赣州之间，他的老板娘名叫郭贱姑，媳妇名叫梁招娣，儿子30岁左右，名叫赖连璋（记不清楚了）。另有吉安人罗高，二十四五岁随行，是个裁缝，罗高很忠实，很爱豹儿，他无论如何都同豹儿一起。你们今年内可派人去找，伙食费只能维持四五个月。熊儿出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连城属之新泉区芷溪乡黄阴胡家中，黄业中药铺，其弟已为革命牺牲，弟媳名菊满，扶养熊儿，称熊儿为子，爱如己出，因他无子。
熊、豹两儿均请设法收回教养。
诸幼儿在18岁前可受学校教育，18岁后即入工厂作为工人。他们结婚更不要早，迟至30岁左右再结婚亦不迟，以免早婚多儿女累，不能成就事业。
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使命。
这封信需要给叔振同志一阅，她可能已到沪了。
此致
最后的亲爱的敬礼！
弟刘伯坚
三月二十一日于大庾
我已要求粤军枪毙我后葬在梅关附近。
最后一封信是刘伯坚写给自己患难与共的妻子王叔振的。自1930年下半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以来，由于频繁的战斗和艰苦的工作，刘伯坚与身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秘书、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科科长的妻子很少生活在一起。1932年后，王叔振调往闽西新泉县任县委书记后，两人天各一方，只能靠书信来互诉衷肠。信很短，全文如下：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育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12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
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一日于大庾
“除了这些信还有什么？”李汉魂问。
“对了，还有一首诗。这是他在狱中写的，叫《狱中月夜》，我给你念一下吧。”军法处长讨好地念道，“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皎上东墙，反影铁窗皆虚白。”
“看来这共产党人重亲情更重信仰的，这样的人最可怕。”李汉魂看了眼军法处长问，“枪决令已执行了？”
“已执行了。我们把他押往大庾县城北郊的金莲山下执行的，他走得很从容。”军法处长又问，“这些信怎么处理？”
“既然是家书，就按地址寄吧。”李汉魂把信递回给军法处长，“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李汉魂虽是军人，却爱写诗文，有点文人情怀，对刘伯坚之死有点惋惜。
刘伯坚牺牲后，陈毅十分怀念，他以深沉而悲壮的笔调写下了《寄友》：
1937年春，敌寇策动侵华日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之“清剿”更烈。余辗转游击于五岭山脉，时红军主力西去秦陇，消息难通。而阮啸仙、贺昌、刘伯坚诸同志相继牺牲。每夜入梦，故人交情，不渝生死。游击各同志又与余分散活动，因诗以寄意：
风吹雨打露沾衣，昼伏夜行人迹稀。
秦陇消息倩谁问，故交鬼影梦中归。
瓜蔓抄来暴政久，豆箕煎时外寇肥。
叛徒国贼皆可杀，仗君南线系安危。
1964年，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刘伯坚烈士的《带镣行》与夏明翰烈士的《只要主义真》被合成雄浑悲壮的《就义歌》而广泛传唱。作为战争亲历者，陈毅听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2
同样让敌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还有瞿秋白。龚楚无论有多少条“出走”的理由，都没有出卖同志出卖信仰的权利。因为如果说到委屈，瞿秋白所受的委屈比起他来，那才是天大的。
瞿秋白本是待人宽厚与人为善顾全大局之人。他没想到中共六中四次全会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一群人，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政治局夺了权。尽管瞿秋白两次发表《声明书》，用阿Q的笔法把自己一贬再贬，但他们仍视他为眼中钉，不仅在政治上撤销他的党内职务，反复对他批判，而且经济上也卡他。这次长征，又以瞿秋白身患重病难以远行为由把他抛下。
所幸项英、陈毅对瞿秋白还是关心的，特派一个武装排便衣护送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五人突围，拟辗转到上海白区潜伏养病，没想到半路却出了事。这支小队伍到达预定中的第一个目的地——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
他们一行昼伏夜行，于1935年2月14日凌晨到达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小迳附近。由于天气寒冷，加上一夜的急行军，使得原本就身患疾病的几个同志变得更加的虚弱，带队的邓子恢决定在此休整半天，顺便给透支的身体补给一下，没想到他们一时大意，天亮后在小村做饭冒出炊烟，结果被人告密。很快保安团二营便包围上来。几十个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冲到村南的大山上，白匪兵紧追不舍。
年近六旬的何叔衡气喘吁吁奔跑困难，面色苍白地向带队的邓子恢喊：“我不愿拖大家的后腿，更不要当敌人的俘虏，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了一个悬崖边，何叔衡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了下去。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能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
后人根据邓子恢的回忆，长期认为何叔衡是坠崖而亡。解放后，福建当地公安机关审讯一个当时的反动团丁时，才知道进一步的详情。据凶手交待，他和另一团丁在战后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了一个躺着的老人，已头破血流，奄奄一息，他们从老人的衣服里发现了银元和港币。这两个家伙搜身时，老人突然苏醒，抱住凶手的腿展开搏斗，结果被连击两枪打死。何叔衡在“新民学会”时就以性情刚毅著称，临难不苟正是他这种品格的表现。
邓子恢侥幸冲了出去，瞿秋白和张亮、周月林两位女同志却落入敌手。在狱中，瞿秋白和两名女同志商量，他化名林琪祥，上海人，职业医生，两名女同志则以其他职业身份出现。敌人开始并没有识破他们三人的身份，只把他当作一般被俘人员关入上杭监狱，十几个人关在一间阴暗的牢房里。
两个多月后，由于叛徒的出卖，瞿秋白的身份得到指认。国民党军官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用一个连的兵力，于5月9日把瞿秋白押往驻长汀县城的国军三十六师师部。
该师师长宋希廉是湖南人，中学时代曾读过瞿秋白的书，在黄埔军校一期就读时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心里对瞿秋白很是崇敬的，尊称他为先生。可是两人的政治信仰和立场不同，宋希廉没办法解救瞿秋白，只能优待于他。解放后，宋希廉在接受汪东林的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瞿秋白被捕详情的：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二三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像梳头发一样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四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做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宋希廉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旨在软化瞿秋白。
瞿秋白自然知道“优待”背后的阴谋，泰然处之。
三十六师司令部驻在长汀靠四头路南的一个当地缙绅的家中。瞿秋白被关在最里面的一间厢房，面积不到十平方米，布置有一床一桌一椅一张板凳加一个洗脸架，桌面上摆着文房四宝和一些竖行稿纸，似乎没有囚室之味，倒像是私塾先生的书房。瞿秋白独居一室，不带刑具，伙食也跟军官们相同。厢房外有一个封闭的天井，只有四五平方米，两米多高的白墙，灰檐黑瓦，他每天可出来散步两次，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院子里独立着一棵石榴树，树干曲折，树皮粗砺，有一个凸出的结疤。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什么都可以想也可不想。
宋希廉来见过瞿秋白一次，也算是他俩之间的一次思想交锋。这里不妨摘录一段：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十六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那次谈话后，宋希廉再也没在瞿秋白面前出现。
囚地紧邻长汀最有文化的贡院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让瞿秋白有机会对自己短暂而复杂的人生历程作了回顾和梳理。他纠结的是自己作为文人和革命者的双重身份，觉得自己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一不小心接触了俄国革命，被政治的风暴所裹入，让他走上了共产革命这条路。
或许，瞿秋白看重的是文人身份，而世人却以革命者身份待之。正是带着这种悲伤而矛盾的情绪，从5月23日开始，他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把自己对往事的反思与自省写成了有两万余字的《多余的话》，真实地呈现给后人。
这篇文章像把锋利的手术刀，把自己的灵魂解剖得淋漓尽致，这让瞿秋白死后备受争议。按照计划，瞿秋白写完《多余的话》后，还想写《读者言》和《痕迹》两篇，并且已拟了初步的目录，但蒋介石不给他机会了。因为蒋对瞿秋白彻底失望了，几次南京派来的劝降特使皆无功而获，让他十分恼怒。
3
6月16日，蒋介石从南京给宋希廉发来“即刻即到”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照相存验。”宋希廉接到这电报有些矛盾而不安，他原本想蒋介石会将瞿秋白押往南京审讯的，没成想竟要他亲自来处决。17日，他布置师参谋长向贤矩、政治处处长蒋先启，向瞿秋白宣读了蒋的手令。
瞿秋白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王明他们可以抛弃他，他却不能背叛信仰。这就是他和龚楚本质的不同。孤臣可弃但不可辱节。
6月18日清晨，天气很好，瞿秋白一早起床，换上了洗净的黑褂（当年在上海爱妻杨之华给买的）、白裤、黑袜、黑鞋。梳洗后，静静地坐在桌前，点上烟，喝着茶，翻阅着唐诗，吟读、思索，随手记下他昨晚的一个梦境……
10时正，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离开关了一个多月的囚室，稳步走向中山公园。
宋希廉带着师部的军官来到堂屋，最后送瞿秋白一程。但他不敢吭声，只能躲在一边默默地看着。他回忆道：
六月十八日早晨八点多钟在警戒方面部署妥当后，向贤矩进入秋白先生室内，将蒋介石的电报交秋白先生看，据向贤矩告诉我，瞿先生看了后，面色都没有一点变化，好像若无其事一样。九时许，我和司令部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都先后自发地走到堂屋里来了，九时二十分左右，秋白先生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他住了一个多月的小房间，仰面向我们这些人看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大门。时间只是一刹那，但秋白先生这种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使我们这些人很受感动，在场的每个人都觉得很难过，默默无声地离开了那间堂屋。
当年处决瞿秋白时，有一记者随行，现场目睹了整个过程，其采访侧记《毕命前之一刹那》写得具体而“文艺”：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闻瞿之末日已临，笔者随往狱中视之，及至其卧室，见瞿正在挥毫，书写绝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毕而毕命之令已下，缓解至中山公园。瞿信步行至亭前，见冷馔一席，美酒一瓮，列于亭之中央，乃独坐其上，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继而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有军士押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犹回顾视，似有所感。既至刑场，自请仰卧受刑，态度仍极从容。枪声一响，瞿遂长辞人世。忆其在狱中，常以文墨自遣，所作“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也。
正如记者所述，在中山公园八角凉亭，宋希廉让手下给瞿秋白安排了送行酒。在喝了近一瓶长汀米酒后，瞿秋白有些微醺，放声歌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随后，瞿秋白站起来，坦然正正衣履，让长汀艺园照相馆的照相师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背影是蓝天白云。照完相，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口里用俄语哼着《国际歌》。他是第一个把《国际歌》歌词翻译并介绍来中国的人，于今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这是最好的送行曲。
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到了刑场，瞿秋白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膝而坐，回头看了眼行刑者，淡定说：“此地甚好。”
子弹向瞿秋白飞来……
富有讽刺意义的是，下令开枪的三十六师政治处长蒋先启，是革命先烈蒋先云的弟弟，曾留学苏联，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却叛变投靠国民党。后来抗战期间，他在浙江省当县长，被日伪军俘虏，又当了汉奸。大浪淘沙，在真正的生死抉择面前，才能体现出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献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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