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 “粤北红色三部曲”之《赤焰》第二章:黑云压城

信息来源: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 时间:2021-05-12 字体: [大] [中] [小]

  2016年起,作家王心钢和韶关本地党史专家梁观福开始筹备创作长篇纪实《赤焰》。他们对北江工农军的历史进行集中学习与研究。作为一支地方武装的北江工农军,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其征战史亦可歌可泣。许多工农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讲述时间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并重点介绍了周其鉴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要北上武汉,其中发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又是如何随军南下的,经历了哪些战斗;

  三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些农军战士如何回乡重树义旗,组织暴动,最后随朱德部队参加湘南暴动,会师井冈山。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赤焰》第二章:黑云压城。

  1

  乐民是4月13日晚上接到梁展如派人送来的开会通知的。当时韶关到乐昌的火车还未修通,从乐昌到韶州要坐船,交通较为不便,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

  当然,乐民也没想到身在军中已官至连长,竟会回乡搞农运。

  那是1924年,时任湘军攻鄂军广州通讯处主任的乐民在其乐昌老乡、广州工专读书的进步学生陈德钊、丘鉴志的介绍下加入了共青团。次年6月10日,共青团广东区委书记沈宝同突然通知乐民:“党组织已经决定将你转为正式党员,并有工作交给你,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约你今天晚上8时到办事处见面。”

  当晚,乐民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如约来到广州市文明路一座大楼的二楼办公室里。

  一进客厅,乐民发现一个年约三十岁、中等身材、体格结实壮健的汉子,他穿着一件褪色白线衫、白短布裤,满头大汗,正在写字台伏案写作。他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大儿子、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

  陈延年是在法国加入共产党的。他初来广州时为接近工人群众,曾亲身加入广州市人力车工会,常拉着人力车随街跑,与人力车工人生活在一起,到处找工人谈话。他对革命工作的热情,常为同志们所乐道。

  乐民环视客厅,面积不到三十平方米,有四张残旧酸枝椅和一张长椅,厅中放置一张酸枝镶云石面的圆台,四张圆石酸枝凳。这就是很多要人来往会议、半公开的中共广东区委办公厅,若非熟悉内情的人,见到如此简陋的陈设,简直难以置信。

  陈延年见有人进来,抬头笑笑说:“你是乐民同志吧,请稍候片刻。”

  十五分钟后,陈延年忙完案头工作,这才转过身来,上下打量乐民一遍,起来和他紧紧握手,亲切地说:“乐同志!党已批准你转为正式党员了,你应该为取得这一资格而感到光荣!目前的党的政策,是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取得实权与工作,亦即是利用国民党各级党部以掌握工农运动的领导权,使广大的工农群众,团结在本党周围,以实现本党的主张。”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今后的工作,是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名义,前往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参加北江的工农运动。经过我们确切的调查,你的地位与人事关系,十分适合这一任务,相信你必能完成本党给你的使命。你是北江人,对于北江的地方情况,你一定比我明了,关于开展北江的工农运动,有什么问题,尽管对我说。”

  乐民轻声说:“北江民风纯朴,工农生活虽不算好,但比较安定,因此开展工农运动比较费力,不过我一定努力去干,务求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

  陈延年点头微笑表示满意,嘱咐道:“你明天10时再来一次和区委组织部同志接洽。并与省农会方面联络。”

  第二天,乐民先到区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得到一个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证。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中央农民部派出诸多特派员到各地领导和从事农运。

  组织部同志问乐民:“何日可以起程?”

  乐民答道:“待我办妥辞去军中职务后,便可起程。”

  当天下午4时,乐民来到百子路省农会。省农会负责人阮啸仙接见了乐民。

  阮啸仙身材瘦长,面目清癯,戴着眼镜,穿着一套白绸衫裤,态度安详,谈吐斯文,一个典型的读书人。可在农民眼里,他是最受尊敬的“农民头”。阮啸仙是广东河源人,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由于他在全省各地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的革命行动,豪绅地主对其恨之入骨:“最厉害的是阮啸仙!要想办法除掉他!否则,我们就不得安宁。”相反,农民中却流传着一首赞扬他的童谣:“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

  会谈地点是在省农会内左侧一间长方形会客室,室内摆张长方形日字台。阮啸仙告诉乐民:“目前农运工作主要口号是减租、减息、及夺取乡村政权,但切勿操之过急。你做农运工作不过是暂时的,将来还要你做军事工作呢。”接着,便给乐民写了一封给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介绍信,并要乐民常和他保持联系。

  乐民很快办理完军队离职手续,于6月21日上午乘搭火车,下午5时到达韶关后,即前往省农会北江办事处接洽。

  在北江办事处,负责人侯凤塀、卢克平等与乐民见面后,决定让乐民先回家乡乐昌,协助陈德钊开展乐昌农会的组织工作。

  侯凤墀是广东花县人,还在学生时代就立志投身农运,在学生中宣传与地主劣绅进行斗争的道理。许多学生受到侯的启发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在斗争中,侯凤墀觉得单凭口头宣传是不够的,必须手中有枪,才能和地主民团面对面干,由此产生了建立武装的念头。他少年气盛,说干就干,发动同学从各自的家里找来猎枪、铳等武器,成立起学生营,对外宣称中央直辖讨逆军,自任营长。为扩大影响,学生营还制作了一面写有“侯”字的大旗。学生营的组建,引起了同村中共党员侯桂平的注意。侯桂平开始不断向他宣传革命思想,逐步把他引上革命道路。1924年,侯凤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选送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期学习,结业后,任命为北江特派员,后调任省农协北江办事处主任。

  而卢克平也是广东花县人,1925年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期学习。结业后留在该所当见习员。在陈炯明叛乱的东征中,任武工队排长,后调任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任秘书。

  三人中侯年纪最大,卢次之,乐最小,但三人都主张通过建立农军武装来巩固与发展农运,有共同的话题,彼此有相见恨晚之感,一聊就聊到深夜。

  7月12日,在陈德钊等推动下,乐昌县国民党党部宣告成立,党部委员除县长曾昭声、民团局长李傅楷外,其余均是共产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他们便以县党部这个招牌为号召,开展工农运动,农会很快发展起来。在短短八个月中,乐昌成立了8个乡农会,57个村农会。工运方面,也成立了船员工会、店员工会和理发工会等。不久,乐昌县农民协会成立,陈德钊被选为会长。

  2

  1926年7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在广州召开全省扩大会议,乐民偕同乐昌县农民协会代表杨高林、邓水石和薛仰圣等出席参加。

  会议结束后,省农会负责人罗绮园、阮啸仙约乐民到省农会谈话。乐民依时到达省农会,两人站起来和他握手。

  阮啸仙称赞说:“你们这一年来的工作表现很好。我统计了下,乐昌全县人口约十五万人,加入工会和农会组织的男女竟达二万余众,毫无疑问,党的势力遍及全县每一个角落。现在除了彭湃同志直接领导海陆丰农运工作成绩顶好外,要算北江的工作最好了!”

  他指着罗绮园说:“罗绮园同志是负责军事部的,关于如何武装农民,如何扩大农军组织,如何争取时间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等等,你是军人,对于这些问题比较熟悉,所以特地约你来研讨。我因有特别的事要办,请与罗同志详细具体地做出决定性的研究。”说罢,便起身离开。

  罗绮园身材短小,深度近视,脸色白晰,态度严肃,看起来是个文弱书生。他是广东番禺人,1922年同济大学毕业后回广州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11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1925年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罗绮园、彭湃、阮啸仙等被选为省农协常务委员,担负领导全省农民运动的重任。由于彭湃、阮啸仙经常奔跑于广东各地指导农民开展斗争,省农会的会务多为罗绮园处理。报告、宣言、文电多由他执笔起草。

  罗绮园郑重对乐民说:“今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后,国民党于5月15日召开第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务整理方案,由此造成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的局面,致使本党同志谭平山、林伯渠等均已辞去国民党部长职务。目前我党对策是: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打击右派。至于将来的演变如何,甚难预料。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积极武装工农,尤其是扩大农军组织,以最快的步骤训练成为劲旅,随时准备应变……”

  乐民率直地答:“发动农民参加农军并不困难,最困难的有三点:一、枪械缺乏;二、军事干部太少;三、没有政治干部。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罗绮园说:“你是军人出身,重视农军建设。现在农军的武器都有哪些?”

  “是的,手里有了枪杆子,腰板也硬些。农军的装备,初期接收的是各乡村民团的武器——步枪,这些步枪种类复杂,包括有德造七九、粤造七九、六八,日造三八式及川田式等旧式步枪,每枪子弹不足一百发。因枪支数量极少,每分队仅有二三支或四至五支不等,平时集中于村农会,训练时轮流使用。”

  “农军的任务是什么?现在乐昌有多少农军武装?”

  “农军的任务:初期接替地主豪绅民团,维持地方治安,但与民团相反的是它专门反抗豪绅地主对工农运动的镇压活动。现在,乐昌农民自卫军共编成8个中队约有1000人,另外还有乐昌民团局一个中队,配备有德造七九步枪60支,驳壳手枪4支。我最愁的就是枪械补给。”乐民问,“能否请苏联顾问鲍罗廷转请其国内供给?”

  罗绮园摇摇头答:“此事己请求过了。但苏联方面因不愿开罪蒋介石,要保持与国民党合作的局面。所以农军枪械惟有由各县自行想办法购买来补充。陈嘉祐是国民党左派,与我党有紧密合作,他一定能够协助解决。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你回到韶关时可和他接洽,该师政治部主任陈铁常是陈嘉祐的弟弟,也是本党同志,你不妨多与他商讨。”

  是日,乐民带着罗绮园的介绍信,返抵韶关,面晤陈嘉祐师长。

  乐民在湘军呆过,对陈嘉祐甚是了解。陈嘉祐是湖南湘阴人,1908年留学日本东京振武学党(陆军学校),经黄兴介绍加入了华中会和同盟会。为表示他誓死卫护黄兴的革命主张,他将自己名字改为“陈护黄”。

  陈嘉祐从日本回国后加入湘军,任湘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参与护法运动。1922年5月,孙中山在韶关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陈通电表示拥护,率部加入北伐军。1923年8月,陈升任湘军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东征陈炯明。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在韶关设大本营北伐,陈率全军3000多人从广州抵曲江,参加北伐,驻防韶关。1925年1月,陈在曲江城成立湘军整理处,从事军事整训。不久,湘军在广州开办建国湘军讲武堂,陈任该堂堂长。8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军政,决定将驻粤各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建国湘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湘军讲武堂改称为第二军军官学校,陈改任校长。办校期间,陈嘉祐体会到要办好军官学校,必须依靠共产党的帮助和苏联顾问的支持。先后把在广州的毛泽东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请来演讲。另在鲍罗廷支持下,以军校学员为基础成立了一个教导团,随后扩大为教导师,陈兼任师长。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后方分为7个警备区,陈兼任韶关警备区司令。

  乐民来到教导师师部时,陈嘉祐正在打太极拳,一招一式都十分老到。乐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直到他打完全套,才上前问候。

  陈嘉祐边用大毛巾擦汗,边听乐民说明来由。

  擦完汗,陈嘉祐把毛巾递给一旁的警卫,对乐民说:“农军械弹问题,这个好商量,我设法给你们解决一些。我刚才得到两件很不愉快的消息,都是有关乐昌的,一是乐昌民团局长李传楷在坪石镇被湘南大土匪胡凤璋杀害了,听说李传楷死得很壮烈。临刑前,他怒目斥敌:‘我头可断,志不可屈,要杀就杀,看你们这帮民族败类猖狂到何时!’胡凤璋恼羞成怒,砍下他的头颅抛进滚滚的武江中。二是乐昌县长曾昭声被调职,省里派了一个叫刘应福的来接任。那家伙是个右派。”

  乐民听了有点心凉,李传楷、曾昭声都是支持农运的左派开明人士,一个惨遭不幸,一个被调职,势必对乐昌农运有影响。

  乐民说:“行,我马上赶回乐昌,设法和刘县长接治。”

  是年11月初,乐民带乐昌农会骨干杨高林、薛仰圣二人到广州购买枪械,随身备有省农会北江办事处的证件。他们到广州后,住在西湖街西湖旅馆,向第六军后勤处买得粤造七九步枪20支,子弹2000发,正准备于次日乘粤汉路车北运。

  孰料他们睡至午夜,广州市公安局一群警察破门而入,乐民出示证件,说明身份,但他们竟置之不理;当晚即将其三人拘禁在看守所内,且禁止对外通信。

  乐民三人被拘禁在一间密不通风的黑屋,犯人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房里设有四张木架床,共有八张床位,已有五个犯人住着,空气污浊不堪。

  愁容相对,乐民分析这次被捕的原因,很可能是国民党右派要向共产党下手,取缔工农武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只有做好为革命而牺牲的准备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恐惧,均泰然处之,静候事件的发展。

  他们被关了整整三天,三天来没人对其进行提审。

  第四天上午9时,有个警官突然进来,要乐民三人跟他走。乐民想,这回一顿毒打是逃不掉的,说不定不审就拉出去给毙了。

  他们被带到督察长室。乐民一进门即见到省农会一位同志和督察长同坐在一起。省农会同志见到乐民三人立即站起来,督察长也站起来和他们三人一一握手,带着歉意说:“误会,你们自由了。”

  乐民三人一声不响地走出公安局,随农会同志回到省农会。罗绮园接见了他们。

  罗绮园告诉了他们被捕的真相。“这件事是乐昌县长刘应福串同国民党右派分子所为。他们暗中通知公安局,指你们为运械的罪犯,局长不查真相,便将你们拘捕了。后来公安局发觉你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便即通知农民部及省农会。我马上到民政厅找陈树人厅长,陈厅长即通知公安局放人,这才将你们释放。”

  “他们如此嚣张,完全是现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反动的气氛。”乐民愤愤不平地说。

  “是啊,自今年五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蒋介石独揽党、政,军大权,国民党左派多已对他不满。在广东的国民党和各省市党部代表,曾召开联席会议,一致反对张静江,主张欢迎汪精卫回国主持国民政府,藉此来压制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内部正走向分裂之途,本党联合左派,打击蒋介石右派的政策,已获得初步胜利。”

  “我党又有何新政策?”

  “本党方面,在陈独秀领导下显得有些懦弱、退让。今年1月党的第四次大会及3月举行的四届三中扩大会议,均没有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对于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整理方案又采取了忍让妥协政策,党内许多同志对此大表不满。谭平山、陈延年、彭湃和我等广东同志已向中央表达了意见。”罗绮园紧锁眉头道,“目前我们不仅要提出实行土地革命,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口号,争取农民群众站在我们这一边来,并且应该抓紧北伐时机增强自己的武装实力,准备夺取广东政权。你回到北江后,一方面要提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提高农民的斗争情绪,另一方面要加紧扩大及训练农军,随时候命行动。”

  广东区委算是党内最早提出武装斗争的,但乐民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区委对农军的实力估计过高,虽然农军人数不少,但械弹缺乏,又未经严格训练,用作镇压豪绅地主则有余,若与正规军作战,实在言之过早。

  乐民直言:“现在的农军无论装备、训练、干部等等问题,均未到可用之时,请你们注意并设法补救。”

  罗绮园听了很不高兴,批评说:“这是你不相信民众力量的机会主义观点,须知只要民众的革命情绪提高了,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可以暴动夺取政权,何况你们已将民众组织起来,也编成了农军,你应该坚定依照我们的指示,领导北江同志,一致努力,完成党交给你们的任务,切勿畏首畏尾,贻误革命事业。”

  罗绮园这种盛气凌人的命令式口吻,乐民心里有些反感,但忍受下来,他是军人出身,知道服从的重要性,只好表态说,“我一定遵照你的指示去做。”

  “这样就好。”罗绮园见乐民不再反对,口气软了下来,把他送出门,握手而别。

  乐民回到寓所,便将罗绮园的指示向杨、薛两人作了简短的传达,并说:“广东区委的领导同志,已有夺取广东政权的积极企图,但在行动上则没有切实加强工农的武装,徒托空言,于事无补。我们回去必须加紧准备,否则,将来有可能遭到重大的损失。”

  11月中旬,乐民三人带着买来的20支步枪和子弹,乘火车返回韶关。翌日,乐民去拜访陈嘉祐,请求他拨给300支步枪以装备乐昌农军,并申明给予相当代价。

  “好说,好说。”陈嘉祐高兴之极,命师部军械处长将库存旧步枪中挑选250支武器和2万发子弹给乐民,只收了他们3000元银洋。

  乐民立即从乐昌调集200名农军到韶关搬运这批枪械,并分发给各乡农军使用。

  3

  4月14日晚,阴云密布,乐民和清远、英德、仁化、南雄和曲江等县特派员陆续赶到了北江办事处。卓庆坚等中共北江地委的负责人早已在此等候。

  周其鉴首先简单介绍了宁汉对立后的国内形势。

  北伐主力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于1927年1月1日宣布迁都武汉,但蒋介石觉得,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在鲍罗廷策动之下,已有迎汪压蒋之势,乃于1月3日电武汉中央要员,主张国府暂设南昌,以便于领导军事工作,并亲至武汉,企图说服各要员移驻南昌。但各人民团体已提出迎汪复职的口号。所以他此行未有获得任何效果。自此,迁都之争演变而为党权、军权之争。蒋介石鉴于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合作越趋紧密,决心先行反共,然后再对付左派。于是由3月11日开始,进行了一系列反共行动:枪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下令解散南昌左派市党部,解散九江左派市党部及总工会;福州、安庆等地亦先后发生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蒋介石于4月9日由上海移驻南京,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在南京成立另一国民政府,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分裂形势。

  汪精卫于4月1日由莫斯科返抵上海,4月5日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发表联合声明,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合作。当“四·一二”事变消息传到武汉,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党员多表愤慨!汪精卫便即提出“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的口号。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并罢免其总司令职。宁汉分裂已趋表面化……

  乐民见周其鉴说了这么多还没说到重点,心里有些着急,打断说:“周主任,你快说说,区委有什么对策?”

  周其鉴有些不高兴地看了他一眼,说:“中共广东区委早有伺机夺取广东政权的打算,现蒋介石公开反共,屠杀共产党员,广州的李济琛也在磨刀霍霍,这加速了我们的行动准备。”

  他顿了一下,掏出张纸条,压低声音道:“我现传达省农军指挥部的最新密令: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已公开反共,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广州的李济琛是蒋的心腹,必执行蒋的反共路线,我们以夺取广东省政权为目的,成立工农讨伐军,具体作战部署如下:一、以驻韶关的陈嘉祐师为主力,配合广东工农武装进攻广州。二、各路农军的指挥如下:东路指挥彭湃、南路指挥黄学增、西路指挥周其鉴、北路指挥乐民、广州市工人武装及中区各县由总指挥部直接指挥。三、各县农军,必须于20日接近广州郊区待命。四、各路军立即派员来省农会联络。署名是广东省农军总指挥罗绮园。”

  宣读完密令,周其鉴把密令递给乐民:“我得赶回西路去组织农军,北江这边就交给你。北江办事处主任可由欧日章担任。”

  “好的。”乐民认真看了遍密令,确认无误后,把它放到煤油灯上烧掉,“我建议立即由北江办事处通知各县农军紧急动员,限于19日到达粤汉路沿线集结。”

  与会人员点头称是,并仔细商量行动细节。

  卓庆坚则叮嘱李甫,要准备好送农军南下的火车皮,确保能把1000人及时送到广州。

  李甫是个身材壮实的小伙子,他拍着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为了证明自己讲的不是虚的,他还讲起三年前韶州铁路工人大力支持孙中山督师北伐的故事。

  当时,孙中山为避免北伐军驻占韶州商店、民房,决定将北伐大本营和北伐军驻地设在城外火车站附近。为此,孙中山电令粤汉铁路公司总经理陈兴汉协助在火车站筹备和解决大本营和驻军的营地。陈兴汉接电后,马上组织铁路工人首先腾出火车站养路处的房子作为北伐军大本营。接着组织车辆和工人搬运竹木等物资,在火车站附近山上盖搭营房数十座。在北伐军陆续抵达韶州时,又组织工人加班加点,为北伐军运送物资和军队。

  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觉得有工人的支持,这暴动更有把握了。

  第二天一早,乐民即赴教导师面见陈嘉祐。

  显然,陈嘉祐也接到了密令,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早就知道必有这一天,而且希望早日到来,我驻清远潖江圩的一个团,今晨已开始向银盏坳、军田推进,另两个团今晚可到源潭附近,并准备继续向广州方向推进。你们农军须于19日到达距广州三十华里的新圩附近。”

  “我们已通知各县农军依期集结,我也立即返乐昌组织农军,定在18日回到韶关城农军集中。现在担心的是队伍的运输问题。”乐民说。

  “这个好办,铁路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于19日早准备火车两列供你们使用,请即派员来师部参谋处联络。”陈嘉祐说话一向干脆。

  “任务紧急,告辞。”乐民向陈嘉祐敬了个礼,即离开师部,是晚步行赶到仁化董塘圩督促农军集中,16日返回乐昌。

  天云很低,一场暴风雨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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