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十六章：出山。
1
陈毅乐呵呵地回到了梅山。他对项英说：“我这个先锋官已扫平了道路，该你这个大将军出山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专门来电，邀请你前往南昌谈判。”
项英打趣说：“听说你这个先锋官进城时，人家军乐队高奏欢迎曲，好威风啊。这做法好，不仅表示对你陈毅本人的欢迎，还表明了对赣粤边游击队的态度，这也是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三年英勇奋斗的结果。”
陈毅说：“还是项英同志水平高总结得好啊。”他指了指项英头上的长头发和身上的破衣服说：“你得打扮打扮换身好的行头，你这个‘大头子’可值五万大洋哟。”
“行，明天我就到大池圩好好剃个头洗个澡，再制一套蓝色中山装，漂漂亮亮去见他们。”项英平时不注重打扮，这回出山，可代表中共形象，自然得重视几分。
9月20日，项英从梅山出发，先到大庾县与彭育英县长见面。这次谈判，彭育英出力不少，陈毅夸他是“国统区少见的开明七品官”。因此一见面，项英就对彭育英的工作表示了肯定。
彭育英自然知道项英的身份，一点也不敢怠慢。
21日一早，由彭育英陪着，项英坐上熊式辉特派来的专车，直奔赣州城。当穿过高大城门的那一刻，他不禁想起了当年红军三打赣州而不进的惨烈情景。如今国难当头，国共双方要摒弃前嫌，同仇敌忾，需要多大的智慧和勇气啊。
在赣州，项英会见了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由于陈毅已就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的问题与他们谈判并达成协议。项英的出现只是一个礼节性会晤。双方很快达成九项协议。
9月24日，项英乘车抵达南昌，开始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
这次谈判，主要是解决赣粤边游击区以外的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对方的谈判代表是刘体乾、廖士翘、赖伟英和熊滨等。
陈毅在赣州谈判时曾要求发电报给延安的中共中央，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因此项英这次到南昌有一个目的，就是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在项英下榻的月宫饭店，服务员给项英送来了国民党中央社9月22日的报纸。项英从报纸上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正在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并看到了报纸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这个宣言是中共中央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政局的变化，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蒋介石迫于形势，到9月22日才批淮交给中央社发表，并于23日亲自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项英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尽力领会宣言精神，觉得现在的谈判与党中央的总方向是一致的，应当把谈判继续进行下去。
项英怀着激动而复杂的心情给博古、叶剑英发去电报，并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电报内容是：
久别以来，音信断绝。我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抵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如有电复及来人，可到省保安处找。
项英是多么渴望见到“娘家人”啊。可是他足足等了五天，却没有一个回电。
9月27日，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说，9月29日，又以中共中央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信中称：
中国在近年来，由于日阀积极侵略，使民族危机到最后关头。我们因民族危机的紧迫，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于是取消过去苏维埃运动和暴力夺取土地等政策，以求得全国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辈和第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
项英这封信通过报纸，很快向各地红军和游击队传播开来。
为了方便联络，项英宣布在在南昌民德路月宫饭店二楼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由陈毅负责。
2
项英想，这次到南昌，一定要带点“干货”走。他由此多次催促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立即释放方志敏之妻、共产党员缪敏。这是释放政治犯的一个条件。
缪敏关在南昌军人监狱，被判无期徒刑。江西省政府电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核准后，将她释放。项英见到备受折磨、身体虚弱的缪敏后十分心痛，不禁想起方志敏。
1934年11月初，时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正是奉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的命令，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由于孤军深入，一路受国民党军的围剿。
缪敏告诉项英，在1935年1月27日突围中，方志敏不幸被俘入狱，她也同时被俘。在狱中，方志敏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作品，请人带给鲁迅先生。同年8月6日，南昌城郊戒备森严。五花大绑的方志敏挺胸昂首，被带到刑场。敌人让他转过身去。方志敏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方志敏望了望烟雨蒙蒙的天空，最后一眼看了看他那可爱的中国大地，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项英听后涌出热泪。他对缪敏说：“烈士的血不会白流的。我决定先带你离开南昌，将你安排到大庾县平民医院治病休养一段时间，再安排工作。”
缪敏说：“一切听从组织安排。”
9月29日，项英一行离开南昌。他将缪敏安排到大庾县平民医院治疗后赶回大池圩。
此时的大池圩十分热闹。赣粤边游击区和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其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像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怀抱一样，多么高兴啊！!游击区的群众，老老少少，更是像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东西，来到池江探望亲人，表达他们的心意。
项英回来后，立即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各游击队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国共产党为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精神，讨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集中整训、改编的具体事宜。
会上，陈毅专门汇报了福建的“何鸣事件”。
闽粤边游击队是南方八省中最早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7月初，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何鸣，在与粤军一五七师谈判时，丧失警惕，擅自下令将红三团近千人开进漳浦城。7月16日，下山部队一千余人受骗集中点名时被粤军一五七师全部缴械，震惊全国。
“千余人近千条枪啊，让人家一枪不发就全缴了。这可是三年游击战留下来的血本啊。”陈毅重重加了一句。
“我们绝不能做何鸣这样的败家子。”项英听了愤怒异常，强调说，“我们对谈判、改编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当局，以谈判为名掩护其军事进攻，妄图吞并我们红军游击队，通过改编来达到其在战场上所没能达到的目的，‘何鸣事件’决不能重演！”
陈毅说：“对头，这个事件给我们敲了个警钟。我看，我们现在将分散在信丰、南雄、大庾等地的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整训，不能进大庾县城，而应选择在池江。因为池江当地群众基础比较好，接近油山游击区，在安全和给养供应等方面不会有多大问题。同时，这里靠近赣粤边特委办事处，便于指挥和组织训练。”
项英说：“这个主意好。为确保安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我们下山部队应分驻池江三个不同地方，各距十里，以便在发生意外情况时互相策应。同时，在池江设立江西义勇军办事处，由贺敏学任主任，任务有两个：一是同国民党当局联系，接待来访的国民党当局官员和士绅．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二是接受各地党组织来人的请示汇报，联络各地失散人员，扩大革命队伍，指导各地开展革命活动。”
特委书记杨尚奎说：“现在有个新情况，项英同志，你到南昌前，先后派多名同志到赣南、湘南等地，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和联络当地游击队改编事宜。可是有些红军游击队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他们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我们去动员他们下山的同志不少人被他们当作‘叛徒’杀害了，其中，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也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尤其是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他带着你的亲笔信上武功山区去找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湘赣军政委员会主席谭余保，然而谭余保的部下不相信这是你写的亲笔信，更不相信有什么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结果他们把曹树良误作叛徒给杀了。”
“这个蛮牛怎么能这么干呢？曹树良可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三年来没死在敌人枪下，竟然死在自己人手里。”项英气得够呛，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谭余保是湖南茶陵人，曾任湘赣苏维埃主席和军分区司令，脾气暴躁，文化水平不高，但革命意志坚定，敢打敢杀，是个出了名的农民领袖。
陈毅说：“我了解到一些情况。这几年，谭余保被叛徒害惨了。他身边的几个重要领导人，包括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副书记兼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周杰和供给部长徐德莆在内在一批重要干部都当了叛徒，给部队造成重大损失，他领导的红五团只剩下几十人。他由此对叛徒大开杀戒，人称‘红色煞星’。”
项英有些痛心地说：“即便如此，他也不该不问个青红皂白，见人就杀啊。形势毕竟变了嘛。”
陈毅说：“他不认识曹树良，应该认识我陈毅嘛。我想亲自上山走一趟，会会这个‘茶陵牛’。只要他是共产党员，就得听党中央的，就得支持抗日。”
项英冷静了一下，说：“看来只有让你亲自出马了。我再给你写个介绍信，但愿他看在我项英的份上，别把你当叛徒就好。”说罢，他找出一张便条，给陈毅写了个介绍信：“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项英。”
陈毅把信收好，笑嘻嘻地说：“有了你这个‘圣旨’，这牛再犟，也该有讲道理的时候。”
项英又对陈丕显说：“阿丕，你也带我的亲笔信到‘三南’走一趟，找‘三南’游击支队政委张日清，通知他们下山。那里可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啊。”
陈丕显说：“那里是白区，还在搞‘清剿’，但张日清他们在青龙山一带干得不错，尽管向湘林叛变、李乐天司令员牺牲后对他们冲击很大，但总算坚持下来了，而且部队还在发展。”
项英又问杨尚奎，现在陆续下山的部队有多少人？
杨尚奎算了算，说：“大概有300人，我们已将赣粤边三支游击队整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
陈毅问：“现在战士们对整编有何看法？”
“部队集中整训时，战士们对改编部队，改变番号，换发军装，在思想感情上还一时转不过弯来。他们好些人见到发下国民党的军衣军帽就一肚子火，说：‘“五角星”同“十二角星”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陈显丕答。
“这方面你们一定要做好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告诉同志们，我们虽然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也正是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任。”陈毅说。
杨尚奎答：“这个工作都在做。现在战士们都换上国民党军装，虽然有些勉强，但道理还懂。他们都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贵地打在包袱里，说时刻听从指挥。”
“当地青壮年也纷纷要求加入我们的队伍，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义勇军。”陈丕显答。
“这个好。”项英肯定说，“你们要加紧整编，一切按正规军的要求来做。只要党中央一声号令，我们就要随时离开这里，开赴抗日前线。”
3
说谭余保杀了曹树良，那的确是冤枉了谭余保，后来查明那是湘赣边九陇山游击区湘赣独立团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干的。不过他们也是执行中共湘赣省委最新指示，不要相信国共合作，更不准下山接受改编，对于叛徒，可以先斩后奏。他们是杀了曹树良后才从他身上搜到项英介绍信的，看到介绍信后开始有点自责，是不是过于鲁莽杀错人了？
所以，11月中旬，他们抓到一个自称“陈毅”的大个子，口口声声要见谭余保后，就多了个心眼，没再杀，而是往谭余保这里送，由谭余保发落。
说实话，这陈毅更像叛徒打扮，他身穿白色西装，头戴博士帽，脚蹬黑皮鞋，一付南洋回来的绅士打扮，哪有红色战士的影子？而且他从吉安一路是坐轿子来的，旁边还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兵护送，陪同副官也是国军上尉，派头十足。上山前，陈毅把国民党兵和轿夫打发走了，唯有那个上尉陪着他。
段焕竞、刘培善都不认识陈毅，开始还以为他是假冒的，好在部队里有人听过陈毅作报告，证实他是真的。尽管这样，段、陈二人还是把陈毅当叛徒审了大半天，最后还是听从了陈毅的建议，派了一个侦察班，把陈毅护送到谭余保那里。
谭余保在井冈山时期见过陈毅，知道他是个大文化人，曾在法国留过学，口若悬河，说三四个小时不用打草稿，鼓动性很强。段焕竞、刘培善抓到陈毅时，陈毅便向他们大讲特讲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条解释什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什么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打日本鬼子，南方八省的游击队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接受国民党军的改编。
谭余保一听就来气，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哪有什么国共合作可言？就算是蒋介石愿意，娘卖拐的，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愿意啊。他们杀了我们这么多人，烧了百姓这么多房子，这血海深仇难道就不报吗？别的不说，眼前山下就驻着国民党军队，怎能轻易下山？
谭余保小心翼翼地防备是有原因的。因为几个月前他最信任的游击支队司令员曾开福也成了叛徒。
曾开福是谭余保的茶陵同乡，曾任留守湘赣边的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1935年6月，陈洪时叛变投敌，谭余保在莲花县棋盘山召开会议，组建临时湘赣省委和游击司令部。曾开福当选为省委常委,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成为仅次于谭余保的第二号人物。客观地说，曾开福对敌斗争是坚决的，军事上也很有一套，善于带兵打仗，战斗最危急时常亲自上阵。但他的大毛病是好色。谭余保为此事多次严厉批评过他。曾开福诞着脸说：“不如你把我的鸡巴割了。”
1937年春初，曾开福带着教导队进入江西省安福县的七都山打游击。离开了谭余保的节制，他旧态复萌，竟然把山下一个叫凌燕的年轻美貌的小学女老师带上山，两人很快睡在一起。谭余保担心曾开福中了敌人的美人计，立即派出4名战士赶往七都山，要把凌燕带来审查。曾开福预感大事不好，把情况告诉凌燕。谁知凌燕亮出自己是女特工的真实身份，说是陈洪时派她打入游击队内部，来接曾开福下山的。曾开福已离不开凌燕，再不考虑什么，拉着凌燕从营地后面偷偷下山。当晚，安福县县长曹厢征与保安团团长连夜听取曾开福对湘赣边游击队及省委机关的“供报”。
没过几天，国民党军队和保安团兵分数路，同时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游击队发动“抄剿”。临时省委及时作出应急措施，布置省委机关转移，使敌人的行动扑空。可是，曾开福熟知游击队的活动套路，供出了秘密联络点、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红心”的保长，给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谭余保有令，谁抓到曾开福，当场剁碎他的脑壳！
此时，谭余保一看陈毅的打扮就觉得他不是好人，别看他们有文化，吃过洋面包，满嘴马列，可吃不了苦，就像原来的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那样，平时革命长革命短的，可革命到了低潮怎么样？带着人跑到国民党那边去当了可耻的叛徒。所以，段焕竞派人把陈毅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驻地铁镜山时，谭余保二话不说，先将他被捆了起来，绑在竹棚子一边。
省委领导研究讨论对陈毅的处理时，出现两派看法，一派主张马上杀，一派主张不要鲁莽行事，先弄清他来的意图再说。
两派人争议得很激烈，声音很大，陈毅在外面听见了，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的。”
谭余保一拍桌子，打断道：“先公审，再枪毙。”
第二天在树林里召开公审会，陈毅被带到中间，周围坐满了人。一个精瘦的中年人步出竹棚时，众人对他肃然起敬。
陈毅抬头望去，只见他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小褂，脸色蜡黄，两眼深凹，胡子有几寸长，像个乡村小老头，但又身佩驳壳枪，头戴红军帽，手里拿着根竹根做的长烟管，有种不怒而威之感，便开口笑着问道：“你就是谭余保吗?”
“我就是谭余保，你认识我？”
“我晓得你这个名字。”
“我也晓得你呀，陈毅，我在井冈山，你在台上讲话，神气十足，我们坐在下面听，你过去讲的话还记得吗？”
“我讲什么呀？”
“你讲要革命呀，要坚决呀，不要搞投机呀，摇头摆尾讲几个钟头，你现在呢？当了叛徒，还有脸来见我，你赶快坦白，我还要审你。”谭余保用长长的竹杆烟袋敲着陈毅的脑门，“你这个大叛徒要好好交代，到底是谁派你来的？”
陈毅摸着脑袋说：“谭余保同志，你敲得我的脑壳好痛啊。告诉你，我是党中央派来的。”
“呸，谁是你的同志？你是蒋介石派来的吧！你要不供出怎么投降蒋介石的，就用马刀剁你的脑壳！娘卖拐的，我最恨叛徒。”谭余保骂道。
“你抗不抗日？”陈毅反问道。
“我抗日，马上可以抗日。”谭余保答。
“好，你愿意抗日就好办！”陈毅感到他和谭余保之间开始有了共同的语言：“抗日”。
谭余保说：“不过，要老子抗日，得有个条件。恢复井冈山八县根据地。”
陈毅说：“你们何见之浅也。同志哥啊，你就只看到那八个县。今天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要争取领导权，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全中国都是我们的，不只井冈山八县根据地。”
“这个还讲得有理。但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个口号很奇怪。只有阶级斗争，哪有阶级合作？只有‘苏维埃救中国’，怎么可以取消苏维埃？”谭余保进一步提出问题。
“过去提的‘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是对的。现在民族矛盾上升了，国内的矛盾下降了，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高于一切。因此，我们已用‘抗日救国’这个口号来代替‘苏维埃救中国’的口号。我们要实行国共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陈毅作了明确的解释。
“我们历来讲阶级斗争，你却讲阶级合作。你就是第二国际，就是叛徒。我们历来讲‘苏维埃救中国’，你却要取消苏维埃，这就是要灭亡中国。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你却要把军队拉出去给蒋介石改编。”谭余保忍不住抽出烟管，又要打陈毅的脑壳，“你就是个叛徒。”
陈毅大声说：“谭余保同志，你光想自己，不顾大局，光是叛徒、叛徒，根本无的放矢。你怎么能讲这话：‘你们合作，我不合作’，你是共产党员，你得相信组织嘛。毛主席、朱总司令在北方号召合作抗日，我们就不能打，打了步调就不一致了。”
“你这是狡辩，你是叛徒！跟你来的人供认了，他把你叛变经过全部供认出来了。”
“简直是笑话，叛徒哪有这么蠢，还带这么个人跑这里来。你给我松绑呀。”
“松绑呀，我们今晚要砍你脑袋，还松绑？你们知识分子就是道理多。可敌人一来，你们就带起队伍跑了，逃跑就是机会主义。平常你东一指示，西一指示。可这三年，你一条指示也没有！”谭余保不禁想起了那革命喊得震天响的陈洪时，有些生气了。
陈毅说：“我在此声明，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以后，我陈毅先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转移到赣粤边打游击，并没有逃跑。而且我讲的这些政策，是党中央的决定，还是个人的意见，你可以派人下山看一看。你有意见，可以向中央讲。现在，叶剑英同志在武汉，项英同志在南昌……”
“项英、叶剑英我不管，你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把你抓起来。”谭余保的情绪相当激动，一时竟说漏了嘴。
陈毅抓住这个机会，以高屋建瓴之势，侃侃而谈：“你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争，我非常佩服。骂我叛徒，我也不见怪。你们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很难突然接受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也是不难理解的。但是，我讲是项英、叶剑英派来的，你不管；是毛泽东、斯大林派来的，你也要抓起来。谭余保，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
接着，陈毅面向大家，郑重地说：“你们大家坚持游击战争是应该的，当土匪就不能干！谭余保，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枪毙吧！”
“好家伙，这个叛徒还满硬呐！”谭余保说罢哈哈大笑，接着，他命令马上把陈毅押走：“不许叛徒在这里宣传机会主义理论。”
陈毅被押走了，但参加公审的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他们向谭余保建议，先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
谭余保的心也开始松动，如果真的是叛徒，不会这样脸不红心不跳，处处提抗日救亡的。在以后几天中，他又和陈毅单独谈过几次，并发现山下国民党军不但没有来剿，反而撤退了，他这才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
为了慎重考虑，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两天后，交通员回来了，说吉安真的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并带来通讯处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说着，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满不在乎地说：“你是个坚定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多谢你不杀之恩。哈哈。”
谭余保一把拉住陈毅的手，热泪纵横地说：“今天终于见到亲人了。自从任弼时、王震、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主力离开湘赣边区出发长征以后，彭辉明同志牺牲了，陈洪时又叛变了，我们留在这里，很难支持这个局面，请你不要见怪。”
陈毅坦然地说：“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
谭余保有点不解地问：“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有的人说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共产党从此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这是真的吗？”
陈毅摇摇头，沉声说：“这种观点不对。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我们更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三年五年是‘长期’，三个月五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谭余保一听豁然开朗，拍着大腿说：“这才像共产党人说的话。我马上安排人马下山。”
此事后来传到延安，毛泽东称赞说“北有许世友，南有谭余保”，这老谭“政治很强，粗中有细”嘛。
4
陈毅上山找谭余保时，项英已经踏上了赴南京的路途。
那是1937年10月11日早晨，一位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肩佩上尉衔的人来到池江抗日义勇军办事处点名要见项英。
项英刚从野外跑步回来，正一身热汗，那人一见面就高兴地说：“项英同志，你还认得我吗？”
项英愣了一下，认出了来人：“哎呀，你不是顾建业吗？咱们在上海一别，可是七年未见。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他心里留了个心眼，这顾建业不是被捕了吗？
顾建业一脸笑容说：“对对对，是我，项英同志好眼力，党中央派我来接你啦！”
原来，9月27日，博古、叶剑英接到项英在南昌谈判时发出的电报后喜出望外，因为他们也在寻找项英。10月1日，博古将项英的电报转报给延安。10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认为项英在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便与南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的作法带着危险性，担心何鸣事件再次发生，立即回电道：“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工作。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
博古、叶剑英看到这电报有点紧张，决定从速派人找到项英。可是派谁呢？他们想起了刚从南京狱中释放的顾建业。
顾建业1928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中央机关交通员，后不幸被捕，在国民党南京监狱中整整坐了七年牢。国共合作后，他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并通过政审，恢复党籍。由于顾建业曾在项英身边工作过，博古觉得派他作为交通员到赣南来与项英联系最为合适。为此，博古和叶剑英一起专门找顾建业谈话，交给他一个用火漆封口的大信封，里面装着中央文件和给项英的信，要他必须注意保存，切勿遗失。博古还交代说：“你见到项英同志后，直接口头传达如下几点内容：一、负责人下山谈判可以进行，但部队绝不能下山；二、要提高警惕，部队靠山驻扎，占据有利阵地。如有来犯者，坚决击退不可犹豫；三、在谈判过程中，要努力扩大部队，筹集给养，不要放松；四、谈判成功，部队给养得到政府供给以后，就停止继续以红军名义公开筹饷，但扩大部队的工作应当继续。这几点，你必须用脑记住，不可忘记。你复述一遍。”顾建业认真复述了一遍。
顾建业告诉项英，他现在沿用的是在狱中的化名颜玉良，为了一路工作方便，叶剑英参谋长安排他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上尉的身份，穿着国军军装，拿着通行护照，先到南昌找到国民党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找到熊滨。熊滨派人把他送到吉安，他由此见到了在那里谈判的陈毅同志。陈毅听说他是中央派来的，说自己正与国民党谈判、急需知道中央的指示，要求看中央给项英的文件。顾建业觉得有理，便答应了。陈毅看完信后，派聋牯送顾建业来到了大余池江。
“博古、叶剑英同志接到你的电报很高兴，要你随我到南京汇报工作。我还带来了博古同志的亲笔信、《解放》杂志及一些文件。”颜玉良从黑色文件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项英。信封上陈毅专门写了两行字，说明他拆开看过。
项英一看，果真是陈毅那熟悉的字体，确信无疑，禁不住热泪盈眶，紧握住颜玉良的手：“同志，我终于见到党中央来人啦。”
顾玉良口头传达了博古的四点指示。随即，项英叫警卫员安排顾玉良先吃早饭再找个地方休息，自己则如饥似渴地打开博古的信细读起来。
博古在写给项英的信中，首先表达了对他的思念之情，介绍红军主力长征及改编为八路军的情况，以及对抗战的看法，提醒各游击区在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防止类似何鸣事件的发生。
项英反复看了博古的信，又看了颜玉良带来的文件和《解放》周刊等，对红军主力的胜利会师、抗战局势的胜利发展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等无不欢欣鼓舞，对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时要防止的问题暗自思量，引以为戒，觉得总体上还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
这一天，项英特别兴奋也特别忙碌。吃过早饭后，他赶到离池江好几里以外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驻地，向杨尚奎、陈丕显和刘新潮等传达中央指示，确定第二天就起程赴南京，让他们继续做好谈判、集中和收编等工作。
10月12日上午，项英带着两名警卫员，和顾玉良一起，同乘一辆国民党当局派的军用吉普车，从池江出发，于16日先到吉安与陈毅会面商量工作，再于19日到南昌办好通行证，随后从九江乘轮船顺流而下，于10月22日顺利到达南京。
在傅厚岗六十六号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项英见到了博古、叶剑英。劫后余生。三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得半天没有说话。
博古看着又黑又瘦、俨然是老农民模样的项英，不禁生出几分憾意，想当年把他留下，并没有明确的任务，自己对主力红军能不能打回来、项英他们如何生存没多大设想，这一别就三年多，随着自己职务变动，对于生死未卜的项英、陈毅他们几乎淡忘，更遑说派人联系了。要不是国共合作，这辈子能否见上都难说。而叶剑英则从项英联想到就义的刘伯坚，要是伯坚活着该多好。
项英倒是达观，过去的事就让它娘的过去吧。反正我是“九头鸟”有九条命！
在南京近两周的日子，除了博古、叶剑英外出谈判，他们就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博古、叶剑英向项英详细介绍了红军主力的长征经过，“七七”事变后的抗战形势，关于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决策，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及开赴前线、以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将改编为新四军的谈判等情况。
项英如饥似渴地听着。他也将他们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同国民党当局就停止冲突、共同抗日的谈判，以及红军游击队的情况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博古说：“你们好不容易挺过来了，保住了南方的支点。中央主要领导最担心的是你们上当受骗，被国民党缴了枪。”
叶剑英开玩笑地插了一句：“我们客家人有一句话，不要临天光还尿床。这就不划算了。”他又中肯地评价道：“不过，你们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虽有一些做法欠妥，但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项英说：“国共如今对立了十年。我们在山上也游击了三年，如果不打联合抗日旗号，这个僵局是无法破的。就像下棋一样，总要找个破局的办法，把棋下活。”
博古说：“你马上赶赴延安，向政治局汇报吧。现在是洛甫、润之、恩来当家，他们都很想你啊。”
10月26日，项英离开南京，经过西安，于11月7日到达延安，回到党中央身边。那种感觉，有点失散多年的孩子重回母亲怀抱之感。
听说项英回来了，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专门花时间听取他的汇报，并告诉他：“现在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为新编第四军，由北伐名将叶挺任军长，你任政委兼副军长。武汉已成立新四军筹备处。蒋介石也于9月28日正式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只能将南方游击队的五分之三编成新四军，剩下的五分之二留在地方，以免被国民党‘一锅端’。”
项英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听说叶挺正好在延安，主动去与叶挺见面。两人北伐时早在武汉见过面，相谈甚欢。
中央领导对项英的归来甚感欣慰，在延安大礼堂召开了欢迎项英归来的大会。项英见到了诸多老同志。
12月9日，项英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这篇报告长达三万六千余字，他完全凭惊人的记忆力写就。
当天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项英、彭德怀、凯丰、刘少奇、张国焘、陈云、康生等，李富春和曾山列席了会议。
项英在报告结束时，动情地说道：“从此以后，我们与中央取得联系．以至得到中央的领导，使失掉中央领导、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的我们，结束了旧的斗争生活，好似重见天日，直接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而为当前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奋斗。”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及项英等领导人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以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项英本是不拘言笑、不轻意动情之人，但读到这里仍是热泪盈眶。当初，中央让他留下来坚守时他毫无思想准备，只以为一年半载主力红军很快会打回来，没想到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一走就杳无音信，更没想到中央苏区最终还是丢了，他们过了三年“野人”般的生活。这三年不仅居无定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得面对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清剿”，眼看得阮啸仙、刘伯坚、贺昌、蔡会文、李乐天、曾纪财和曾彪等一个个忠诚的战友和革命群众倒下，生命是何等的灿烂和脆弱。
当然，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也不乏动摇变节者，这是无法避免之事。动摇本不可怕，可怕的是“反戈一击”者，昨天还是你的战友同事，与你在同一饭锅里吃饭同一被窝里睡觉，满口给你讲马列共产主义，今天他却倒向敌人一边，带着敌人搜山抄家抓人，用同志的血延喘自己的狗命。项英他们就是在这外与内双重打击下生存下来的，支撑他们的是那伟大的信仰和坚强的意志，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他们也坚信前方有光明的存在，长夜漫漫总会有天亮的时候。
也只有如此，项英才深切理解郑板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一诗的真正含义。他们真的像深扎在油山上的一根根毛竹，风刮不倒，雪压不垮，火烧不尽，雷劈不烂，只要占稳一个“支点”，就可以把地球撬动。
1938年1月8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坚持在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和河南等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要求，正式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第一、二、三、四游击支队司令。全军共有10300余人，6200余支枪。而杨尚奎、贺敏学、刘新潮等则奉命留在赣南，坚持斗争。
同年4月，身穿崭新新四军军装的官兵，在叶挺、项英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奔赴皖南抗日前线。一年多过后，江南大地传唱着高昂的《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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