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十五章：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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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件爆发。然而，项英他们在深山老林中转来转去，一直在躲避“清剿”，对山外的事毫无知觉，直到7月11日，山下的四十六师突然自动退却，项英预感到可能出大事了，马上派人下山收集到一张旧报纸，才知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其实早在是年2月中旬，项英在信丰一财主家找到一些香港办的《工商日报》，上面刊登有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和中共中央给国民三中全会的电报，显现出国共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信息，心里便有了这方面的准备。虽然国民党采取两面手段，北方在谈，南方在“剿”，但这毕竟是黎明前的黑暗。
得知卢沟桥事件爆发，项英立即写信给外出工作的陈毅，要他迅速赶回驻地商量对策。他们两人讨论后，决定召开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会议。与会者分析形势后认为，现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对游击区的清剿压力开始削弱，我们必须相应地转变南方游击队的战略任务和斗争口号。
大家建议，在没有接到党中央的文件前，不妨以项英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文章，表达愿意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为保卫祖国而奋斗的主张，并印发给赣粤边各地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先看看各方的反应。
说实话，文章的提法是否准确，项英心中没底，想要陈毅设法打破封锁获得党中央的指示，但又怕像“梅岭事件”那样中了圈套。毕竟国共打了十年，留下一大笔血债。
7月下旬的一天，陈毅喜滋滋地闯进棚子内，说：“同志哥，好消息，我们终于听到中央的声音了。”
项英正在用刀片刮着胡子，刮完后用清水把嘴上的肥皂泡洗干净，不紧不慢地问：“什么好消息，是不是中央来人了？”
陈毅舞着手上的杂志说：“山下一位追求进步的小学教师代我们买来一本香港新出版的杂志《新学识》，其中有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同志今年5月3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
项英一听喜出望外，忙把毛巾挂好，说：“哦？老毛说话了，他都说了啥？”项英与毛泽东打交道多年，知道其战略目光和思想都是超前的。
陈毅欣喜地说：“我仔细研读了这篇文章，其中讲到：‘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曾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条件，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共产党的独立性必须保持。’我认为这个观点很重要，既要团结合作，又要保持独特性。”
“看来我们的想法和中央不谋而合。”项英接过杂志一字一句地读起来。文章并没有全文引用毛泽东的话，只引述了其中三小段，但他和陈毅还是反复揣摩，尽可能从中领会党中央的新精神。
“大老刘，这下好了，我们有了这个材料和根据，可以正式宣布实行国共合作政策，采取积极的步骤和适合的措施，来配合党中央促进南方国共合作局面的到来。”项英来回踱了几步说，“昔日的敌人今日要变成合作者，只是这个弯转得太快，同志们会接受吗？”
“去年西安事变后，国民党高层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的态度可以用诗来概括。”陈毅顿了下，随口吟出一首新写的诗：“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项英笑着说：“你这首诗言浅意深，上半阕是对已经过去的十年内战的回顾，着力谴责国民党内战和屠杀政策造成的空前悲痛。下半阕则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既要反对那种不愿放弃土地革命的口号，甚至把国共合作抗日说成是‘阶级投降’的错误，又要防止那种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造成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我理解得没错吧。”
“我的诗只是小儿科。我建议还是以你个人名义再写一篇文章，好好解释党的路线转变。”
“我接受你的建议，而且要马上召集领导成员开会，看来我们应把‘出山’放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听说要和国民党合作搞共同抗日，部队内部顿时炸开了锅，反对的怀疑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长工出身的干部基本持反对的态度：“列宁从来都没有讲过阶级斗争可以调和，国共怎么可能进行第二次合作？”“他们杀了我们全家人，这仇难道不报了？”
传到当地群众中也是三种态度：“日本仔都打进来了，兄弟间还打什么打？合作好啊。”“合作？不可能。国民党杀了共产党这么多人，这血债不报了？”“合作好是好，你们不要在山上受苦了，我们也不用提心吊胆了，不过，你们千万要小心，不要上当啊！”
各种意见很快汇集到项英、陈毅那里。
陈毅说：“我早料到会有这些想法，毕竟我们与国民党军打了这么多年，血的历史是抹杀不了的，但现在国难当头，我们要一一去做思想工作，教育大家要以大局为重，以民族为重。”
“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大势所趋。我想在统一党内军内的思想后，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他看了看日历，“明天就是8月8日，就叫‘八八宣言’吧，宣言中要明确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一致抗日；国民党立即停止进攻抗日义勇军，准许抗日自由，采取最低限度安定民生的办法等主张。”
“好，这个我来起草。”陈毅说，“宣言定稿后，要用书信形式寄给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四十六师师部，以及大庾、信丰、南康、南雄等地国民党县政府，寄给当地社会上层人士等。还可以把口号写在竹片木板上，插在交通要道上，或投入大江小河中，使它漂流到赣州等地，广为告知。”
“你不愧是宣传高手，具体宣传工作叫阿丕去办吧。”项英说，“我俩还得好好想想具体合作的细节。”
一周后，阿丕兴冲冲来报告宣传的效果：“广泛的政治宣传，使我党所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不热烈拥护；就是那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开明士绅，读了我们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也赞叹说：共产党真是大仁大义!”
“山下的国民党当局是什么态度？”项英最关切的是这一点。
“大敌当前，他们的脑筋还没转变过来，仍坚持反共立场，借此大造谣言，颠倒黑白，说什么抗日义勇军要‘归顺’他们，并发出信件要义勇军的负责人出来‘自新’，要部队下山改编为国民党军队，不愿去的可以回家种田，等等。一些反动豪绅地主也乘机大造谣言，污蔑义勇军，挑拨义勇军与群众的关系。”阿丕皱眉道。
项英一听就生气。“给我坚决地回击这些造谣污蔑。严正地告诉他们，只有承认共产党和义勇军的合法地位，才能进行谈判。”
“我们已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在形势有所变化，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日军登陆上海，直接威胁南京，全国抗战怒潮汹涌澎湃，国民党被迫实行抗战，承认共产党组织和抗日义勇军的合法地位，国民党军队也开始陆续从游击区周围撤走。”陈毅拿出一张刚收到的报纸说，“我们不妨发一个‘快邮代电’给山下的当局，重申我们的抗日主张，敦促他们早日协商合作抗日事宜。”
阿丕说：“我也了解到，余汉谋等粤军将领已驰电南京当局，请求派粤军上前线参战，据说已准备派两个军到淞沪战场。”
项英补充了一点：“既然如此。我看还得发布一条内部命令，要求周边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以表示我们合作抗日的诚意。”
8月20日，项英和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的名义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员马葆珩、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和大庾、信丰、南康、南雄等地县政府，要求立即抗日合作，以配合全国抗战之大计。
信写好后，项英把警卫班长胡大炳叫来，要他尽快把信送到信丰大阿区署，请区长转给县长。
胡大炳大吃一惊：“老周，这信能送吗？去了会被人捆起来砍掉脑壳的。”
项英笑着说：“你放心大胆去送，不会捆你的。万一捆了你，我会来救你的。”
当天晚上，胡大炳安全地回来了。项英问他情况怎么样，还顺利吧。胡大炳兴高采烈地报告：“十分顺利。我把信交给大阿区长后，他非常客气，还请我吃了一顿饭，表示信一定转呈县长，请你们长官放心。这回，我们和国民党真的可以合作了，我们可以下山了。”
项英想，这或许是好的开头吧。
在国民党大庾县政府，县长彭育英接到项英的信后也徒生诸多感慨。
彭育英，别号少武，江西省万安县人，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五年后学成归国。1926年11月，北伐军克复江西。时值国共合作，在北伐军第六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林伯渠抵达南昌后，被推举为江西省政务委员会委员。他对彭育英的人品才干颇有好感，遂向省政务委员会推荐，委之以虔南县县长，彭育英由此加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彭育英既是江西老乡，又在日本同校攻读，过从甚密。他对彭育英十分赏识，特委任他为大庾县县长，还冠以“招抚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专门对付油山的共产党游击队。然而，游击队东奔西袭，出没无常，“清剿”、“招抚”谈何容易？彭育英深感困难重重，无计可施。
彭育英反复研读项英的来信后，斟酌再三，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在信中，他一改“奸党”“共匪”等诬称共产党、游击队的蔑语，而以“友党”“爱国志士”相称，介绍说，他已公开发表停止清剿游击队的“和平声明”，并以“招抚委员会”的名义通电湘粤边界各县军政当局，解除对游击区的封锁，以示诚信，表示愿意在抗日救国的新形势下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欢迎游击队下山共商抗日事宜。他认为，这样“能多保存一份元气，即为国家多保存一份抗战实力。”
随即，彭育明派秘书鲁炯雯带着其亲笔信，去与山上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可是游击队“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鲁炯雯只好打着白旗，上梅山四下寻找，好不容易才把信交给共产党交通员，辗转到达项英手中。
读毕彭育英的信，项英分析说：“看来与国民党谈判的时机已成熟。”
果然在8月27日，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和大庾、信丰、南康、南雄四县县长联名发出《告中共同志书》的快邮代电，文中称：“你们是爱国志士，多年奋斗，我们无任钦佩。请中共志士下山谈判，共商北上抗日事宜。”一时腔调大变。
项英说：“既然他们有诚意，我不妨下山走一趟。此事本来要向党中央报告的，但至今联系不上，有些事情我们就自行决定了，毕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大局。”
陈毅劝阻说：“同志哥，这可使不得，你是坐镇帅府的大将军，这先锋官的美差由我陈毅来当，待我探明道路后，你这主将再下山也不迟。”
杨尚奎、陈丕显等其他负责人也认为派陈毅为谈判的全权代表更为合适。
项英知道这是陈毅把风险往自己身上揽，心生感激，便肯定说：“行，大老刘，你政治军事素质过硬，知识渊博，能言善辩，不愧是当外交大臣的料。这全权代表就是你了。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三年什么险没经历过，我们有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一切会挺过去的。”陈毅乐观地说。
9月3日晚，陈毅在昏黄的油灯下给彭育英写了一封洋洋洒洒、长达千字的信，信中首先针对少数坚持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借机造谣的所谓“共匪要求投诚”、游击队要下山“自新”“归顺”等言论给予一一驳斥，义正辞严地指出：“夫不以友党友军视我，则立场既乖，前嫌未释，剿匪之旧观念不除，又焉能表示抗日联合真诚？敝党不敏，出生入死为革命奋斗近二十年，不为帝国主义之凶焰稍屈，又焉能毁政治节操以图名就利乎？”
随后，笔锋一转，他高度肯定了彭育英等人在8月27日发出的“感秘代电”：“尊电明澈识深，洞悉大体，饶有政治家风度，敝党当有以副雅望。抗日救国之原则既同，余事商讨不难迎刃而解。”
关于谈判时间，陈毅在信中明确表示：“毅一面将尊电飞送敝特委负责讨论答复，其代表约一、二日即可达庾城。”
第二天一早，陈毅把信让项英过目后，便派聋牯下山，直接送给彭育英。
可是聋牯听说要他送信一下涨红了脸，一只手停在半空，不肯接信。
“怎么，不敢去……”陈毅也知道到敌营送信有一定的危险，关心地问道。
“不，不，我不是怕死！”聋牯急忙分辩。
“不怕，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陈毅叫宋生发拿来一套干净的粗布衣服，亲自给聋牯穿上，并从口袋在摸出一块钢洋递给聋牯，“你到池江搭汽车去吧，快去快回。”
临行前，聋牯把宋生发叫到一边，小声叮嘱说：“老宋，我此去凶多吉少，要是……你可要好好照顾首长啊！”
“别乱说。”宋生发鼻子一酸，泪水险些流了出来，忙安慰他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放心去好了。”
聋牯一下抱住宋生发，憨憨地笑道：“不会，也要先作思想准备啊！”
9点多，聋牯离开特委，下山来到公路上。他是山里长大的孩子，从未坐过汽车，不知如何坐才好？见对一辆交通车迎面开来，他忙举手示意，可汽车“嘀嘀”响了几下喇叭后，“呼”的一声从他身边开过。司机还探出头来，狠狠骂了一句：“哪里来的野小子，不要命啦！”
聋牯初见这个庞然大物，不由得有些心跳。当汽车扬长而去后，他又火了，对着汽车后影使劲的吐了一口唾沫。“呸。不让坐，老子还不坐呢。老子走路照样走到大庾。”说着，迈开大步，向大庾城方向走去。
可是走了一二十里路后，他又觉得不对劲，老刘交代要快去快回，从池江到大庾有七十多里路走到天黑也难以到达，这不是误事吗？妈的，汽车跑得快，老子还是坐汽车。
聋牯四下望了一下，见路旁田里有一个老表在锄地，忙过去问：“老表，请问汽车怎么坐啊？”
那人抬起头，眯起眼睛看了看他：“你没坐过汽车？”
聋牯搔了搔头，老实说：“我，没坐过！”
那人见眼前的人满脸孩子气，就耐心地告诉他：“坐汽车要到圩上的汽车站去买票，半路上汽车是不停的。”
太阳落山时，聋牯第一次坐汽车来到大庾县城。这么大他也没有进过城，下了车就没了方向，跑了大半天也不知县政府的门口在哪里，想起陈毅交代“路在嘴下”，才在一位老先生的指点下找到国民党县政府。
两个哨兵笔直在分站在大门两侧，手上握着明晃晃带刺刀的步枪。聋牯一见这阵势，不觉有些心慌，但一触到口袋里的信，想起自己可是红军游击队信使，胆子又大起来。他挺起胸脯，大摇大摆走到岗哨面前。
“站住，干什么的？”哨兵把枪一横，凶巴巴地说。
“我是山上下来的，给你们县长送信的！”聋牯把信往他们眼前一晃。
“啊！这么说，你是油山游击队？是共匪！”两个岗哨手脚慌乱地打开枪上的保险，把枪指住他。
聋牯反而镇静下来，坦然地说：“弟兄，别慌，我是你们县大爷请来的，麻烦进去通知一声。”
“你等等。”年长的哨兵想起鲁秘书有交代，说山上来的不能怠慢，马上转过身向里面跑去，屁股上像点了火似的。
一会儿，一个身穿中山装自称是鲁秘书的人出来，见到聋牯连连拱手哈腰，连说“欢迎”。聋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种礼节大大出乎他意料。
晚上，大庾县长彭育英亲自陪聋牯吃饭，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菜。他边给聋牯夹菜边问长问短：“多吃点。三年来，弟兄们生活在深山里，吃尽了苦啦，抱歉，抱歉！”
“不！我们生活得很好，人民都在支持我们！”聋牯小大人似的，一脸正气。
彭育英心里一惊，脸上仍堆着笑：“嘿嘿，嘿嘿，兄弟说得有理。不过，也应该下山啦，山里固然很好，但比起城市，还是相差千里啊！”
“不！山里城市都是一样，我们上山不是为了过好日子，是为的抗日救国。”聋牯想起老刘平时的教导。
“嘿嘿，嘿嘿，弟兄们在山上有多少人呐？老夫也好为你们准备些粮食。”
“很多很多，每个山头有我们的人，整个赣粤边的老百姓都拥护我们！”
“看来，兄弟不愧是陈毅长官身边的人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彭育英看着聋牯孩子般的脸庞，打心里佩服。
第二天上午，聋牯带着彭育英的回信，回到了油山特委。他欣喜若狂，见人就达说这次送信的经过。
陈毅看完彭育英县长的信后，对围上来的工作人员激动地说：“现在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了，抗日高潮已经形成，大家鼓起干劲，迎接新的历史任务吧！”
2
双方商定9月6日上午先在钟鼓岩会晤。
钟鼓岩位于南雄县城北二十七公里处，因其中有二石，一在钟岩叩之如钟声，一在鼓岩击有鼓音，合称为钟鼓岩。钟鼓岩与梅岭相望，是梅岭古道的必经之地。岩内有座“洞真观”道观，其主持曾广和系江西省万安县人，曾担任过乡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潜入此寺当了主持。他与彭育英是同乡，因此成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
1937年9月6日，是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天色很蓝，白云很闲，山岭上十几棵千年老银杏挂满了一串串淡黄的白果。娃娃们爬上爬下，叽叽喳喳地像小鸟，把一筐筐的白果采回家。村里一名开明绅士听说陈毅要和国民党县大爷谈判，借他一项白色礼帽、青藏色长袍，外加一双黑皮鞋。陈毅里里外外洗刷一遍后穿上，俨然换了一个人。
项英笑称陈毅这回不像“土匪头”，而像新郎官了。
陈毅笑呵呵地说：“我可不怕人家说我是‘匪’，当年孙中山闹国民革命，清朝廷骂他是‘匪’，现在共产党人闹革命，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如果是为闹革命而当‘匪’，何乐而不为啊？”
告别项英后，陈毅与随行四人大踏步下山，向钟鼓岩走去，一路有游击队员暗中护卫。
上午10点，他们准时赶到钟鼓岩，彭育英与秘书、管印文书、经征处主任等五人早在此恭候。他们是一早从大庾乘美式吉普车来的，还带着香烟、茶点等招待食品。
陈毅一见面就大方地自报“家门”：“我就是游击队的那个老陈——陈毅。”
彭育英跨步上前握手：“卑下叫彭育英。久仰陈先生文武兼备，豪爽大方，彭某今日得见，心生钦敬。”毕竟是头一回相见，他不免说话有些拘谨，“共产党、游击队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我们要联合抗日。过去剿你们不对，错了！”
陈毅用力握住彭育英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彭先生，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交朋友了！”
双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磋商，谈妥了举行正式谈判的有关事宜。临别，彭育英一再向陈毅表示：“你们下山、进城，其安全和给养问题，我负完全责任。”
陈毅赶回梅山后，向项英作了详细汇报。
项英立即召集特委成员开会，慎重地研究了谈判条件。由于无法直接向党中央请示，他们只能根据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三原则的精神，结合赣粤边的实际，拟定了相关谈判条件。
池江圩位于大庾县东北部，南邻信丰县油山，东面为大庾县新城、西面为大庾县青龙，北面为大庾县樟斗。章江河蜿蜒流经中部，地势平坦开阔，交通较为便利。9月8日，陈毅二次下山，在池江区署会议室，和彭育英的秘书、大庾县政府代表鲁炯雯举行了首次正式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停止敌对行动；保障下山后的游击队的供给和安全；释放政治犯；停止对共产党和游击队的诬蔑，消除歧见，一致抗日。
鲁炯雯最后致意说：“陈长官，我们彭县长在大庾县城将列队欢迎您呢。”
果然，陈毅一到大庾县城东山门外，便受到彭育英组织的机关、团体、商民代表和学生等多达千人的队伍夹道欢迎。他们高呼“欢迎共产党代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等口号，情绪十分热烈。军乐队高奏欢迎曲。
在吹吹打打的鼓乐声中，陈毅一行昂首挺胸，微笑地进入县城。
为表示诚意，彭育英腾出城里最好的房舍——平民医院宿舍提供给他们居住，不时送来酒、烟、肉和炼乳，还找人特意从广州买来特效药“606”，治愈陈毅身上的疥疮。
对于大庾县城，陈毅有着深刻的印象，他在这里险遭一劫。据《陈毅传》介绍：
1929年1月14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务营共约3600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陈毅作为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随军部行动。
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乃日夜兼程，向大庾前进。大庾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下费一弹占领大庾城。
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带来了自己的“不意”。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里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陈毅以主要精力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上街向群众讲解刚刚张贴的四言92句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并联系他和朱德在1927年秋天经过大庾和此次红军入城的种种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
陈毅主持召开了大庾城的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章江畔大路边的广阔沙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会场听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大会后，当场把打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情沸腾。
但是，大庾县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庾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急报。李文彬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部队的急速后撤在城内引起惊乱，很快，城北街区出现敌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
陈毅从分发财物的地方赶回，在城边追上军部，只见毛泽东带着少数机关人员，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团部队，挡住敌人。
林却说部队已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陈毅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
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间。
这一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越大庾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定到达乌迳。
在乌迳宿营不久，接到当地中共组织的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
厄运远未结束。部队日夜东行，想摆脱追兵。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又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
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后卫二十八团先于军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
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实际上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
朱德离开住屋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依依不舍地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
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己快跑脱身。
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来支援，火力压住了敌人。
军部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军艰难。伍若兰却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
三十年后，陈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党支研究室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响（向）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9月9日，谈判开始。陈毅开门见山提出：“我是来看形势的，不能发表更多的意见。南方游击队归我们指挥，但现在如何处理要听中共中央的。不过，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联合起来，这是肯定的。希望你们给予交通方便。”
“好说好说。”彭育英满口应承，“你们来就好了！老实说，全江西只有八个保安团，江西是你们的了。”
但在这“好意”后面，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9月10日，国民党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显眼的消息：“油山共匪投诚”。陈毅把报纸往桌上一拍，对这种两面派手法当场提出严正抗议：“是谈判就来，投诚不干！”
彭育英有些尴尬地解释说：“陈先生，对不起，这是官样文章，是做样子给英美看的。说是‘投诚’，实际上是合作。这是县党部那些人干的，他们就爱搞这一套。”
“既然是国民党县党部搞的，我愿意与他们谈。”陈毅态度鲜明地反问说，“三民主义难道可以口是心非，装样子取媚英美帝国主义吗？！”
彭育英大吃一惊：“你怎么跟他们谈三民主义？三民主义跟这有什么关系？我们还是谈抗日合作吧。”
陈毅说：“那好啊，既然如此，你们的军队要马上停止冲突，给我们游击队以交通方便，我好派人去联合南方各游击队啊。”
彭育英身边，一个姓肖的保安团长话中带刺地说：“陈先生，江西除了八个保安团，还有不少正规军啊。不是说撤就能撤的。”
陈毅针锋相对地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了，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
那个肖团长听了，无言以对，狼狈不堪。
彭育英表态说：“我看这样吧，先把双方能接受的基本条件定下来，譬如说双方先结束军事对峙的局面，释放政治犯等。至于超过我这个七品县长权力的，陈先生可到赣州与省政府的代表谈。”
陈毅点头道：“可以。”
第二天，国民党报纸便改变了口气，说陈毅是代表共产党“下山接洽抗日合作事宜”的。
3
9月12日，彭育英亲自陪同陈毅乘专车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
他们到达赣州时，全城到处出现油印的宣传品：“欢迎共产党代表前来商谈抗战事宜”；“共产党一向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目前该党代表陈毅莅临，赣南民众热烈欢迎”。
在赣州公署，陈毅一下汽车，前来欢迎的人群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军乐队奏起欢迎曲。
陈毅不禁向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回想1935年3月，突围到油山不久，革命处于低潮时，陈毅曾作过这样的预言：“抗日战争必然要爆发。……将来国民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合作抗日，倒是可能的。”三年前的预言，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公署门口，江西省政府谈判代表、保安处参谋处长熊滨、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等主动上来迎接陈毅一行。
马葆珩握着陈毅的手说：“欢迎陈先生，我们已经安排你们在米汁巷专员公署内住宿，那里条件好些。”
陈毅说：“谢谢马专员，我们还是不住道台衙府吧。”
彭育英知道陈毅是有个性有己见的人，马上打圆场说：“那就改住中华旅社吧。”
第二天，谈判正式开始。
陈毅拿出中共赣粤边特委拟定的《合作抗日意见书草案》要求作为谈判的基础。他说中共方面有如下几个要求：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游击队改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开赴前线抗日，但必须保持部队的独立性和党的领导权，保持独立的建制；义勇军与八路军同等对待；保证游击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抗日自由，共产党的一切活动不得限制；释放政治犯；游击区的保甲长实行民选；不得追缴租税和租债等。
对方代表熊滨有些傲慢地说：“我是代表熊主席来的，政治问题暂且不谈，当务之急先谈如何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停止打土豪，等待政府改编吧。”
陈毅针锋相对地说：“熊先生，和谈不以国共合作为前提，说明你们头脑里还是‘招安’‘投诚’旧观念，不把这问题谈清楚，共同抗日就没有基础。”
国军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插话说：“陈先生多年在山上，有所不知，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
陈毅当即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
他慌乱地说：“对不起，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中央党部的文件指示我们这样讲的。”
陈毅愤怒地站了起来，义正严辞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那个家伙连忙表示歉意：“是，是，很对，很对。”
9月16日，谈判终于告一段落，陈毅和熊滨代表双方在“合作意见书”和“处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办法”上签了字。
为庆祝谈判成功，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宴会。在酒席上，那些国民党官员七嘴八舌，有些“好奇”地要陈毅谈谈下山以后的感想。
陈毅举起酒杯喝了一口，慢条斯里地幽默道：“呵呵，没有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二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红涨价了，涨到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五万元跌到三万元，后来又跌到了二百元。你们出二百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
他们听出其中的讽刺意味，一个个面面相觑，一迭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酒会结束后，一个“熟人”来到陈毅的住处。
他叫陈洪时，号松逸，江西萍乡人，早年参加学运，因身份暴露，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加入中共，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儿。红军长征后，党指派陈洪时与谭余保坚持湘赣苏区的游击战争。1934年冬，敌3个师伙同大批保安团向苏区反复扫荡。在时任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的错误指挥下，红军丧失了湘赣苏区最后一块根据地。
1935年1月，陈洪时带领部队转移时，首先把随省委机关的上千名群众当包袱甩掉，并命令部队开枪，把群众吓跑，致使不少群众惨遭敌人杀害，造成恶劣影响。当部队转移到东桥山上时，他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分兵活动。由谭余保率一部分去湖南找方维夏和蔡会文，而他率一部分则在湘东活动。6月14日，早有预谋的陈洪时带领妻子及随行人员12人，从毛园步行到老关，然后改乘火车到萍乡县城，公开宣布“向政府投降”。江西省第二行政区专员危宿钟组织了数百人夹道“欢迎”，并亲自设宴招待陈洪时一行。陈叛变后，《江西民报》、《湖南通俗报》等刊登了消息。不久，蒋介石批准任命其为湘赣边区“招抚委员”。
由于陈洪时叛变，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同志被捕和惨遭杀害。1935年7月，谭余保等成立了新省委，清算了陈洪时投敌叛变的罪行，并一致通过了开除其党籍的决议。
此刻，陈洪时身穿一套笔挺的白西装，戴一副金丝眼镜，进门后自我介绍说现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党政工作团上校总干事，并为自己的行为一再诡辩说：“我是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才走这条路的，现在好了，我们总算走到一块来了，只不过我比你早来了一步。中国搞共产主义，还远不是那个时候。”
陈毅听了，像吃了苍蝇一样难受，不禁拍案而起，痛斥这个叛变革命、出卖灵魂的无耻之徒，并严正表明：“我是代表共产党来和国民党谈判的……”
陈洪时只得灰溜溜地夹着尾巴走了。
看着陈洪时远去的背影，陈毅不禁想念起还在山上坚持的谭余保，他们现在还好吗？
陈洪时前脚刚走，一个道姑打扮的年轻女人来敲门，陈毅定睛一看，竟然是三年前自己亲自安排送走的毛泽覃的妻子贺怡。
陈毅有些惊讶地问：“贺怡，你怎么这身打扮，这几年过得还好吗？”
“还好。”贺怡淡淡地说，“那天，我与泽覃分开后，偕同父母亲乘船到赣州，不料船到于都时，被国民党军扣留了四天，船上的钨砂和大米被没收，幸亏我们的身份没有暴露，被放了出来，后一家人在赣州水西的石人前村安顿下来。当地党组织的同志考虑到：赣州是赣南反动势力的大本营，越是危险的地方往往越安全，就让我们藏在敌人的鼻子底下。谁知数月过后，我渐渐习惯石人前村的生活，正要着手在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党的活动之际，发生了变故，与我有联系的地下党员何三苟被敌人捕去，为慎重起见，地下党负责人王贤选决定将我和父母转移到距赣州城30里的赣县陈坑。他告诉我，那儿只有十几户人家，他有个堂嫂的娘家就在那里。”
“那你又怎么成了道姑的？”陈毅问。
“为掩护身份，我们到陈坑后并没住进村里，而是来到村外的三保经堂。地下党已通过关系与住堂的罗斋公联系安妥。罗斋公见我举止大方，言谈中对经卷功课甚为谙熟，连称‘善哉善哉’，便收留了我们，由此，我和母亲成了道姑，父亲成了道士。”
陈毅肯定地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危难中，利用宗教的合法外衣，也是‘留得青山在’的一个很好选择。”
“我安定后，担任了中共赣县县委负责人，坚持开展党的秘密活动。到1937年5月，我与王贤选等人在岗边排、佛岭背、刘家坊、龙庄上等地，建立了九个党的地下支部。还通过胡叔伦安排了一些党员当上保长、甲长，使之发挥‘白皮红心’的作用。昨天，我从报纸上得知你下山到赣州谈判的消息后很高兴，便由王贤选陪同前来找你，要求归队。”
“你真是不容易，要是人们知道你这个吃斋的道姑竟是当局通缉多年的共产党员、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时，该多么的惊讶。如果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珩珩、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等人听到你贺怡在他们眼皮底下隐身三年，该是如何地愤怒和尴尬。”陈毅打趣说。
接着，陈毅详细向贺怡介绍了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的经过，最后交代说：“贺怡同志，你可以结束三年隐身敌穴的艰难生活，出来公开工作了，我们打算在吉安设立一个办事处，将来你可以到那里做点统战工作。”
“这太好了，我们终于等到这天了。”贺怡激动地流出了热泪。她忽然想起了陈毅的妻子赖月明，问道：“有月明的消息没有？”
“我也是刚从兴国来的同志那里得到她的消息。”陈毅语气沉重起来，“月明回兴国后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后来不幸被捕。敌人强迫她改嫁，她拼命抗拒，最后跳崖自尽了。”
说到这里，陈毅哽咽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念起了悼念亡妻的诗：“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地。”贺怡安慰道。
贺怡清楚地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夜里，她正在召开一个会议，商议为游击队送一批急用药品上山。会开到一半，交通员王贤选满头大汗闯进会场，满脸悲痛地说：“有一个事情要向你汇报。”贺怡是个敏感的人，听了此话急问：“是不是泽覃出了事？”贺怡当即低下了头，眼泪夺眶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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