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钢和韶关本地党史专家梁观福开始筹备创作长篇纪实《赤焰》。他们对北江工农军的历史进行集中学习与研究。作为一支地方武装的北江工农军，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其征战史亦可歌可泣。许多工农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讲述时间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并重点介绍了周其鉴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要北上武汉，其中发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又是如何随军南下的，经历了哪些战斗；
三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些农军战士如何回乡重树义旗，组织暴动，最后随朱德部队参加湘南暴动，会师井冈山。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赤焰》第六章：南昌惊雷。
1
周其鉴不知道，他们到达南昌的第一夜，已近南昌暴动的前夜。
中共中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7月上旬进行改组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停职。其时，李立三首先提议应利用这一形势，把现在还能掌握的武装力量都调到九江、南昌一带，在那里暴动。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等也都认为武汉当局的“东征讨蒋”，不过是汪精卫、唐生智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夺地盘的新军阀混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能再参加。如果张发奎同意合作，就与他一同拉走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南下广东。如果张发奎不同意合作，就在南昌暴动，自己单独南下广东开辟一个局面。同时，决定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并委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地区策动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武装起义。
正在中共紧锣密鼓准备起义时，汪精卫在庐山召集同唐生智、张发奎和东征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召开反共会议。
汪精卫首先发言，矛头指向张发奎：“张总指挥，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后，武汉的共产党徒都跑到你的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你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党，所以优容他们，小心养虎为患啊。”
朱培德接过话头说：“现在，贺龙之二十军、叶挺二十四师、蔡廷锴第十师等人马均驻防九江至德安一线。九江最大的力量乃贺龙之第二十军，叶、贺部队共产党人多、太红了，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啊。张总指挥，这些是你的军队，你要痛下决心才是。”
唐生智皱着眉说：“现在形势危急，据可靠消息，中共一批要员云集九江，有进行暴动的倾向，叶、贺不稳，我看这样吧，就以张总指挥的名义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将此二人软禁，同时令叶、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三个军的兵力包围叶、贺部队，解决他们！”
张发奎对“分共”并无异议，关键是在什么时候。原先他准备到广东后再说。在这种压力下，他点头答应，对朱培德说：“此计可行，就请朱老兄代为通知叶、贺吧。”
朱培德道：“好吧，我定把口信带到，届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7月24日，朱培德与第四军长黄琪翔请贺龙赴宴，与之拉交情，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这一派，参加反共大计，贺龙哪里肯依，严词拒绝。
朱培德只好搬出张发奎，说张长官有口信，他与汪主席已抵庐山，要贺龙和叶挺翌日上庐山，参加重要军事会议。
贺龙表面应承着，心里却另有盘算。
当时，贺龙还不是中共党员，但他很早就接近中共，共产党员周逸群又在他的军队任政治部主任，当中共负责人谭平山大胆将中共要在南昌暴动的想法试探着告诉他后，贺龙马上表示同意：“我只有一句话，赞成！我拥护党的决定，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而叶挺是公开的中共党员，早从中共中央军委派出的聂荣臻、贺昌、颜昌颐三人口中获悉了临时中央有关发动武装起义的决策。
当夜，张发奎在准备着次日如何软禁叶、贺两人时，他万万没想到，身边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竟然是中共秘密党员。
黄琪翔的第四军部设在九江市总商会院内。离总商会不足百米之处，有一个美丽的甘棠湖。湖中有个小亭叫烟水亭。叶剑英得知张发奎等要解决叶、贺部队的绝密消息后，便秘密约贺龙、叶挺、廖乾五和高语罕在九江甘棠湖上见面，商量对策。
五人在湖上划舟漫游，叶剑英低声透露了汪精卫他们的密谋，并说：“老张靠不住了,他亲口对我说：‘真是逼得没法,我只好投降右派。’我看，张发奎、黄琪翔是没希望的了。”
贺龙、叶挺听完，不禁大吃一惊。
经过短时间中磋商，时不宜迟，贺龙、叶挺决定不接受张发奎的命令，连夜将参加暴动之人马开到南昌。
7月26日，贺龙、叶挺人马抵南昌后，中共要员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刘伯承和朱德都相继抵达南昌。周恩来到南昌后，成立了由他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暴动工作，并任命贺龙为暴动总指挥。
获悉中共各方面要人均纷纷抵南昌，汪精卫、张发奎、孙科、朱培德、唐生智等深感大事不妙，张发奎心有不甘，数次电催叶、贺到庐山开会。
7月29日，汪精卫见叶、贺不从，急了，再次召集张发奎、孙科等在庐山密议，商讨对付共产党发动武装的办法。会议作出了三条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党”，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
南昌暴动势在必行。
在中共方面，本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暴动，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于7月29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南昌后再走。
7月30日，张国焘抵南昌，说共产国际有电，云起义“应极力拉拔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周恩来闻听此言大怒，拍了平生一次桌子，反对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想法不吻合，暴动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根本不会同意我党的暴动计划。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了。”
冷静了一会，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贺龙已订了暴动密约，贺龙已征得其属下各师长的同意，不能改变。贺龙还表示，若暴动联合张发奎，他不参加。”
谭平山也主张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动，于是便和张国焘在会上大吵起来，指着张国焘的鼻子，大骂他一顿。
前委经过两天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8月1日晨举行起义。
前委会议结束后，叶挺马上赶回风二十四师设在城内心远大学（即后来的第二中学）的师部，看看表，已是7月31日下午2时许。30多名营以上军官和政治工作人员早已在此等候。
此时，正是南昌地区最热的季节，聚集在会议室内的军官们的军服被汗水打湿，有的地方已经结出了白碱花儿，但没有一个人解开扣子。这就是铁军的风范。
叶挺满意地点点头，开门见山地向到会者说：“宁汉合流已成定局，决定实行暴动来挽救目前的危局！据可靠消息，驻扎在南昌城内的敌人只有6000余人，而我军的兵力共有两万人，除了我们十一军两个师外，还有友军贺龙的二十军，在一天内解决城内的敌人应该不成问题。”
大家窃窃私语，彼此交换着意见。
叶挺沉吟了一会，便向各部队下达了作战任务。“本师的主要任务是歼灭天主教堂、贡院、新营房等处的敌人，分别占领敌南昌卫戍司令部、占领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具体地说，第七十二团第二营由李鸣珂营长率领，攻打驻贡院之敌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七十二团第三营由袁也烈营长率领，配属广东北江农军乐民部，对驻扎在新营房的第三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团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主要是解决驻在天主教堂和匡庐中学的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第五十七团。”
散会时，叶挺特意叮嘱袁也烈，要特别注意与广东北江工农军的配合。
袁也烈点头道：“我晓得。敌第二十四团号称一个团，实际上只有一个团部、一个营部、七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总兵力约两个营。而本营加上北江农民军，兵力并不占优势，必须出其不意方可奏效。”
“具体作战方案你和乐民去商量，工农军首次参战，经验不足，要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叶挺叮嘱道。
“这个自然，我们打前锋，他们配合即可。”
第三营驻地与敌人第二十四团的驻地新营房之间，还有一大段距离，要想发动奇袭，确实尚须一稳妥的办法，袁也烈回去立即找各连连长商议，想了个出奇制胜的办法。
2
当晚10时，乐民接到一份以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叶挺共同署名发出的紧急作战密令，大意为：“我军以解决南昌敌军为目的，决于明（一日）二时开始向城内外所有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该部农军于攻击开始前，应即完成新营房驻区之防御部署，并相机增援七十二团第三营对新营房南端敌军之攻击任务。”
乐民立即与三营长袁也烈取得联系。
袁也烈告诉乐民：“黄昏前，我营以‘打野外’的方式，来到新营房，向驻在这里的滇军二十四团借宿一晚。他们没有防备，答应将操场一块空地给我们露宿一晚，并将今晚的口令也告诉了我们。为不让敌人怀疑，我叫战士们早早安歇，凌晨二时行动。”
“这样大好了，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我们就住在敌人的隔壁，和你们打起配合来十分方便。”
“今晚起义军口号是：山河山统一。起义军标志是，官兵颈扎红领带，左臂扎白毛巾。颈部围上白毛巾，在马灯或手电筒前贴上红十字。枪声为好。我连开两枪，你们就行动。”
“明白。”
北江工农军官兵们接到任务后，个个激动得无法入睡，等着8月1日2时那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盼望着夜空里响的第一枪，想象着战斗中的激烈悲壮场面，准备迎接一场残酷的战斗。
北江工农军驻地附近，驻扎的是滇军王均师一个营，这个营即是战斗打响之后由北江工农军负责协助袁也烈部围攻缴械的一个营。该营与工农军都驻扎在新营房兵舍，只是各自从各自大门进出，大门的方向，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操场中间隔了一道短墙。因为新营房面积很大，每座营房都有足够集合的广场。工农军与敌军距离只有百米左右，中间这道短墙遮住了彼此视线。
由于隔壁就是敌军，战士们行动极为小心谨慎，传达命令都是用耳语或打手势，集合时蹑手蹑脚，不能有大声响动；装子弹上刺刀也在黑暗中暗自进行，恐怕被对方敌人发觉而有所准备。
8月1日凌晨2点，南昌起义开始。第一枪打响后，整个城内枪声不停，打破安静的夜空。市民们都被枪声惊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在新营房操场上，第三营早已整装待命。袁也烈掏出驳壳枪，“啪啪”两枪打倒守在营房前的哨兵。
枪声就是命令，各连按照原来的分工，像下山的猛虎，分头扑向睡在营房中的敌人。砸门声、严厉的吼叫声、钢铁的撞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彻在新营房上空。
不多时，就听到有人哀叫：“不要打啦!不要打啦!我们投降。”
大部分敌人被堵在被窝里，少数反应比较快的敌人，都做了他乡之鬼。
“行动。”乐民见第三营已经得手，命令工农军行动。
战士们早已按耐不住，像离弦的箭射向指定目标，贴着红色十字的手电筒光柱，在新营房内晃来晃去，显见友军已在搜索残敌。
袁也烈对乐民说：“敌营已被我部控制，你们来得正好，先把敌人枪支收好，再把俘虏一个个押往你们的驻地操场，看管好他们。”
“行。”
乐民马上叫各连协助三营控制住敌人，缴了他们的武器，并将一批批俘虏押送到我方营房操场上。被俘敌兵个个垂头丧气，脸上露出惊慌神情。不少人衣衫不整，丑态百出，在夜风中颤抖着。
而起义军战士则将缴获到的武器一大捆一大捆地抬入营房。特别是工农军战士在离开武昌时已把武器上交，都是徒手到南昌的，现缴获这么多武器，一个个兴高采烈。
乐民看看表，解决敌军这个营之后，时间还不到凌晨4点，城里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说明战斗还没有结束。为防备敌军反攻，他令工农军在营房周围布下一条警戒线，看管好俘虏和缴获的武器。
霞光初现，南昌城格外清晰。此时，市区停止了枪声，估计战斗基本结束。乐民总算放了心。他随即派出一个参谋向设在江西大旅店的总指挥部参谋团报告任务完成情况。
不久，参谋带回参谋团口头嘉奖，说在整个起义战斗中，解决敌人最快、而且自己无伤亡的，只有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三营和北江工农军。
这对于初次参加大战的工农军官兵们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鼓舞。
天大亮后，江西大旅社的楼顶上升起了一面红旗。大旅社门前开始热闹起来。
“我们在一夜之间消灭了五千多名敌人，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前委书记周恩来站在旅社门前，在掌声中宣告了这一消息。
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定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何香凝、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林伯渠和李立三等25人为委员，又在25人中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成员。当时，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和郭沫若均没到场，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代主席，主持工作。
11时，南昌城已全部解禁，只是在某些交通要道之上仍布有岗哨。周其鉴特地到街上巡视一番。大战过后，虽说起义军宣布开禁，但老百姓还是多少有点顾虑，整个南昌市不怎么见有人行往，店铺也不敢开门，街上冷静静的。街上除了有军人在巡逻之外，基本上见不到一个百姓。这一切均在情理之中。刚刚结束了一场大的战争，老百姓又怎么能不担心害怕呢？谁又敢在这个时候走到街上来呢？
中午12时，街上一些小饭馆才敢开门营业，那些饿了一上午的市民们才敢陆续来饭馆吃饭。当然，他们的神情还是很不自然，一边吃饭，心里总是有点害怕，胆怯的神情溢于形表。起义军见到有饭馆开门了，也走上前去招呼。这些吃早餐的老百姓不敢向来饭馆的军人打探消息，更不知道南昌城深夜的这一场战斗究竟为什么会打起来？是谁在同谁打？接下来又会发生一些什么？
到了下午2时左右，一些郊区农民挑着蔬菜三三两两的入市了，开始还战战兢兢的，后来看到没有什么事与往日差不多，又见到军队的宣传队在挨家挨户敲拍着街上两旁店铺叫店主开门做生意，告诉他们不要怕，而且街上醒目之处贴满了安民告示，这才放心下来。
南昌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周其鉴发现，在这次起义中，有一个极好的现象，就是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始终没有发生一件乘机抢劫的事件。市面秩序安定，市民们除了遭受到在战斗时枪炮声的惊吓之外，并没有受到什么其它的任何影响。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而南昌市一夜之间就变换了一个政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就好似是一场惊险的戏剧演出。
这也难怪，因为南昌起义事先行动极端秘密，不会有一个工农群众会得知有南昌起义，事后也没有召开过民众大会，告诉过民众南昌起义的意义，以扩大政治宣传。就是军队中的初级军官和士兵也不知道南昌起义的目的，至于市民们，那就更不可能了解南昌起义其中的真相了。所以，起义军总指挥部在南昌城攻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对广大民众的宣传，让市民清楚南昌起义的宗旨和意义。
8月2日下午1时，在南昌贡院召开五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并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
庆祝会由李立三担任司仪，贺龙担任大会主席团总主席。贺龙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两派反革命勾结起来，实行宁汉合流、反共灭共的反革命政策。充当帝国主义走狗，出卖民族利益屠杀工农群众，屠杀革命分子等消灭罪行，阐述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最后，贺龙感谢江西和南昌人民举行盛大集会来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恳切地希望大家用革命的行，用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新旧军阀的行动，用夺取武装来开展武装斗争的行动，用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的行动来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来拥护和支持人民的起义军。
贺龙的话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会后，许多青年踊跃报名参军。正因为有许多优秀青年的加入，使队伍一下子扩大了许多，起义队伍进行了改编。部队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的名义，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由贺龙兼任，党代表是廖乾吾；第十一军军长由叶挺，党代表是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是朱德。
北江工农军也接到改编的命令，先从队伍中挑选五十名比较优秀的青年官兵，另行分配工作，其余缩编为教导团第二营，派黄埔军校生张俊为营长，乐民改任营政治指导员。
当然，在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的名义发的政权名称及人事公布之后，起义军队中部分官兵却有不同的看法。乐民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既然国共已经分家，而且决裂，为什么还要去挂国民党这块招牌，不大张旗鼓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旗帜不鲜明，怎么去发动群众?
但想法归想法。不管怎么样，南昌起义总算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大好事，是值得载入史册的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
然而，单凭夺取南昌城，并不能说明起义就取得完全胜利，毕竟在城外，还布满敌人。当时形势，北面有总指挥张发奎率部沿南浔向南昌进逼；西南方面有朱培德军在吉安、樟树镇集中，亦准备向南昌进攻；南京及武汉的国民党军队亦可能很快加入作战。依此情形，南昌实不能久据。这对起义部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不妨来看敌方首脑在忙些什么？
8月1日当天，汪精卫武汉政府主要人物谭延闿、孙科等人都在庐山一幢别墅里尽情地享受着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的热情款待。南昌起义的消息一传来，汪精卫又气又怒，脸色铁青，许久讲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因为财政困难而同军阀们争斗不休。因为武汉政府属下有近二十万军队发不出军饷，政府在经济上已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汪精卫油然生出一想法，决定以“东征讨蒋”为名，打入蒋介石其时控制的长江下游一带富庶区，以解经济困难的燃眉之急。他正准备令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顺长江而下，夺取南京。没想到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暴动，一下子将张发奎所属部队挖走一大块，这等于对他讨蒋的东征计划来了个釜底抽薪。他汪精卫岂能不着急？
汪精卫大发雷霆之后，便下令宣布撤去贺龙、叶挺的职务，并照谋叛律治二人之罪，同时令张发奎部以最快速度去征剿南昌暴动的叛军，逮捕所有参加暴乱的共产党和叛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叛军军官，决不轻饶。
8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扩大会议上，就南昌事变做了专题报告，当然忘不了要大骂一通共产党。“上星期我受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两主席团的委托到了九江，一到九江，就与朱培德总指挥等人接洽。当时就得到了二十军未奉命令就开到了南昌的消息。贺龙凭什么擅自开到南昌？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在30号召集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贺龙、叶挺就没有参加，这就更奇怪了。31号晚上张发奎总指挥接到十一军一个团长的报告，说贺龙、叶挺下面满是共产党，还有什么谭平山，张同焘、苏兆征他们都在南昌。他们的主张是不打蒋介石，一直由南昌回广东去。到了广东，我们就有大量的钱和枪械接济他们。共产党和我们合作之时，我们可以容忍他们。而现在，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再也不能容忍他们了！对于共产党，我们就要捉一个杀一个。同时，我也要请求处分。为什么我原先不把共产一个个抓起来枪毙。现在，共产党明目壮胆地做了我们的敌人，和我们开战，谁再说要容忍共产党，谁就是叛徒！”
汪精卫虽然在各种场合歇斯底里地大骂共产党，但他却是一个手中无一兵一卒的文人，是一个长期依附于军人的政客。要想去追剿南昌的起义军，他汪精卫只能下空头命令，真正调兵谴将的只能是那些请如朱培德、张发奎、唐生智等手中握有兵权的司令们。
最开始准备攻打南昌起义军的是江西省主席兼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因为，当时武汉国民党政府把江西许给他，南昌等城朱培德就已经视之为私人财产。他一个云南军阀，从边远云南来到江南地区坐拥江西，他高兴了好多日子。而现在共产党在南昌搞暴动，等于夺了他在江西的老窝，他怎么不对共产党大动肝火？怎么不想一下子就将共产党消灭掉？！
不过，朱培德又想到，起义的叶挺部队在北伐时是有名的“铁军”中的精锐部队，可不是好对付的，而自己的云南军在表面上看起来有两个军，其实每个军不过是六个团，而且军官们又存在吃空额的情况，士兵根本就不满额。不仅如此，其部队士兵中有许多是大烟鬼，打仗时除了步枪还带烟枪。加上部队装备简陋，弹药不充足，如果真要去与贺龙叶挺的部队对抗，那就是比拿鸡蛋碰石头差不了多少。还听说他守南昌的部队又被起义军消灭了将近五个团。如果再去与起义军硬碰硬，那损失就更大了。他不能干这亏本生意。既然贺龙、叶挺部队无意在南昌逗留，那就让他们早点离开就算了吧，如果再在南昌城内打起来，就真会玉石俱焚。正因为有如此想法，朱培德明知他的部队距离南昌最近，一两天路程就可以赶到南昌，但他并没有主动地提出来要求打起义军，更没有要求打头阵做先锋，而是亲自送汪精卫回汉口。
这就是朱培德精明滑头之处。这样做，表面上看起来是对汪精卫的关心，实际上是造成一种我已离开江西，我军中无主的既成事实，那么，我不在军中，岂有出兵进剿之理？
朱培德这一招玩得高明。汪精卫在庐山没有要他出兵，而是等朱培德送自己回到武汉之后，才催促其火速督师进剿。而接了命令的朱培德在回江西路上又故意从湖南经萍乡绕了一圈，才到吉安去督师。这时，起义军军已远离南昌久矣。
朱培德还做了一个表面文章，他下了一道命令，让驻扎在赣南的下属王均和驻扎在赣东的下属杨如轩等部进剿南昌。王均、杨如轩是何等聪明之人，他们岂有不知自己上司朱培德的真正用意？他们只是做一下官样文章。应付了事。当贺龙、叶挺部队撤离南昌时，防守抚州的杨如轩不战而退，让出大路给起义军撤退，实际上是为保存实力。朱培德见到起义军南下广东之后，他更是放心了，只是电令江西南部各县坚壁清野，不让贺龙、叶挺部队找到物资供应，并不发兵尾追。
至于武汉国民政府头号军事首领唐生智，在这个时候更是不买汪精卫的帐。共产党南昌暴动，受了损失的是朱培德和张发奎，他唐生智未受到丝毫损失，关他什么事？别人损失，他根本不会在意。他想到的只是怎么样地控制武汉全局，然后再待机去夺取江南的富庶之乡以壮大自己，他又怎么会去打与自己毫不相干又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贺龙、叶挺起义部队呢？他的本意是，只要共产党不在我唐生智的部队中发生兵变，或者共产党不要进入湖南威胁我唐生智的地盘，你们搞什么我当什么也没看见，就是看见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了此想法，唐生智便命令已进入九江北岸的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六军按兵不动，没有命令，一个兵也不准过江。
唐生智安排妥当之后，便高枕无忧地干他自己认为要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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