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钢和韶关本地党史专家梁观福开始筹备创作长篇纪实《赤焰》。他们对北江工农军的历史进行集中学习与研究。作为一支地方武装的北江工农军，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其征战史亦可歌可泣。许多工农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讲述时间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并重点介绍了周其鉴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要北上武汉，其中发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又是如何随军南下的，经历了哪些战斗；
三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些农军战士如何回乡重树义旗，组织暴动，最后随朱德部队参加湘南暴动，会师井冈山。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赤焰》第九章：兵陷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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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瑞金前，二十军开过一次连以上军官会议，由周恩来正式宣布前委的决定，廖乾吾为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方维夏为二十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陈恭为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为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贺龙在会上宣布，由于壬田、会昌两战役部队伤员有好几百人，如果部队直接打到广东梅县，不便运送伤员。鉴于闽西目前敌军较为空虚，特别是前往闽西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因此前委决定南下路线改道，由福建入粤。
再说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因没有及时地接到周恩来派人送去的报告，不知南昌起义军情况如何，有些盲目地下指令，一面致电广东省委和南方局，命令叶挺、贺龙部队必须迅速到达东江，以便早日进攻并夺取广州。又同一天分别致函广东省委、湖北省委和湖南省委。指令广东省委：“东江必须立即开展广大的暴动，发表政治的口号为贺、叶内应。两江（即广东西江及北江地区）及南路亦需立即有军事的动作和农民暴动。”
在中央发出上述指示信时，起义军已于8月29日从瑞金出发。经过赣闽交界处万峰亭时，周其鉴举目一望，只见烟雾淹没群山，云浪翻滚，蔚为壮观。
9月7日，部队到达福建汀州（即长汀），在这个有名的客家人中转站休整了两天。前委再一次开会，确定了进攻潮汕的计划。
9月9日，部队来到福建上杭。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百姓纷纷做月饼过节。官兵们想到这本是合家团聚、尽享天伦之乐的团圆日，而今日却远离家乡行军作战，况且前景不知如何，心里多少生起丝丝乡愁。但转念一想，他们是在为革命作战，为广大工农作战，为打倒反动派、打倒反动军阀作战时，又油然升起自豪感。为了民众，虽说背井离乡也值得。“戌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的诗，难道不是北江工农军此时的最好写照?
朱德知道官兵们离乡心情，掏钱买来月饼慰劳大家，并说，前委决定，打入广东后，即丢掉青天白日，打起红色旗帜，使用工农军的番号。
9月12日，部队离开上杭，乘船而下，准备进入广东境内，没想到水道上会遇险。
汀江，自古是客家人进入粤东的必经之水路。船开始行走时还较为顺利，但到达下游之后，出现许多险滩、暗礁，而且呈“之”字形，在如此水面上行船，危险无时不在。越到下游，水流越为湍急。
突然，一只满载战士的木船撞到暗礁，船体侧身进水，很快沉没。会水的战士跳水求生，而几个不会游水的战士掉下河后，再也没有浮上来……
9月18日，获悉起义部队占领广东大埔，李济琛连忙飞电其前敌总指挥陈济棠、第二师师长薛岳等部到粤东堵截。薛岳得令后，一边率其新编第二师赶赴粤东，一边打电报给国民党各县政府，要他们报告“匪情”，“防堵共逆”。谁想到他打给大埔县政府的电报，被刚占领大埔的中共起义军参谋长刘伯承所得。
刘伯承从电报上得知，薛岳正调重兵于河源。迅速将这一重要电报向周恩来报告。9月19日，周恩来赶到大埔，与叶挺、贺龙和刘伯承研究，决定马上派兵直取三河坝，为拿下潮汕、夺取广州做准备。
三河坝位于汀江、梅江和韩江的会合口，地形险要，三河坝这一地名由此而得。占领了这个水陆交通枢纽，能后倚闽赣，又能顺利直下潮汕。由于及时获取薛岳的电报，起义军得以先行一步，轻取三河坝。
9月19日，第二十四师先头部队进占了三河坝，当地守军闻风而逃。起义军前头部队进入圩镇后没有停留，第二十军也穿镇而过。谁想到，警卫营护送革命委员会机关队伍进镇时，发现有一股敌军乘坐汽船从梅江方向而来，镇内的一伙反动便衣武装也蠢蠢欲动。
其时，负责保卫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只有工农军一个连的兵力，其余的都是机关勤杂人员。彭湃对这一带较为熟悉，他让周其鉴带十几个武装随他上街，侦察清楚镇内情况，果断地将镇上的反动武装缴了械，控制了局势。
朱德则亲自率领工农军两个排在江边迎战乘汽船来犯的敌人。他让欧日章集中队伍中的轻重武器一起开火，形成强大的威摄力。敌汽艇不明虚实，见遇上正规军，吓得掉头就跑。欧日章觉得不解气，率领一班士兵沿江追击了一番。
得胜回镇时，欧日章有意让战士大呼“军长来了”，目的让镇上的人知道，他们是大部队过境。经过这么一番近似“空城计”的周旋，总算守住了三河坝。
考虑到三河坝的重要性和上游驻有敌军，前委确定把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留下来守卫，防止敌主力跟踪而来。该师是起义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是由原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全部和七十四团一部、七十五团少部参加南昌起义后编成，老底子就是北伐时第四军的叶挺独立团，是铁军中的精锐。
21日，在革命委员会机关离开三河坝时，参谋团作出决定，让德高望重的朱德留下指挥守镇的第二十五师。这个决定连朱德也意想不到。毕竟二十五师是叶挺的部队，师长周士第一直大权在握。
对于朱德成为这支部队的领导，时任第二十五师团指导员的陈毅多年后回忆说：“这时候，朱德同志才成为这支部队的领袖。朱德同志在南昌暴动的时候，地位并不算重要，也没有人听他的话，大家只不过是尊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
这就是有名的三河坝分兵。
留在三河坝的部队约4000人，除二十五师外，还有第九军直属和教育团等。进入潮汕的部队则只有8000余人，实力已大为削弱。三河坝分兵决定，从不利方面看，它分散了起义军的兵力，影响了兵力的集中使用；从积极意义看，它为后来失败的起义军保留了一支生力军，为朱毛井冈山会师、红军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然，大家都没有意料到后来的结果，只是以为暂时的分兵，等占领潮汕后，部队还会集合的。先头部队占领三河坝之后只停留了一两天，就以大部队顺韩江直下潮汕，长驱一百多公里，9月23日未经战斗进驻了潮州，第二日进驻汕头。
北江工农军400多名战士大部分随革命委员会机关南下，只有少数官兵随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和朱德分手时，周其鉴有点依依不舍，毕竟壬田、会昌两战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甫回忆说：“起义部队到广东，我担任工农军大队长，与朱德同志分手，他率队到三河坝。我们起义部队数千人及工农军四百多人到潮汕，在汕头整编，工农军改为第二支队，由杨石魂通知我任支队长，全支队共有四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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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陈济棠、薛岳各自率部从广州坐小火车至石龙，然后一路急行军行，好不容易赶到兴宁县附近时，接到急报，说中共起义部队占领三河坝后，已顺韩江直取潮汕，未经战斗就进驻潮州、汕头。负责守城的王俊的警备旅三个团，竟然不战而退。
薛岳急忙赶到陈济棠师部，商量下一步进军路线。会商结果，将原拟向梅县方向进军的路线，改为向丰顺汤坑前进，仍由薛岳师居前、陈济棠第十一师居中、第十三师（代师长云瀛桥）殿后，三个师前后连成一线，首尾呼应。
此次临行前，李济琛交代给薛岳一个秘密任务，潮汕、梅州一带，一直由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控制着，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部北伐后，留下一个潮梅警备司令部，现由王俊任司令。薛岳的任务就是设法迫走王俊，把蒋介石在潮梅一带的势力连根拔掉。
王俊原任第一军一师师长，是薛岳的老上司，但他并不是带兵的料，薛岳从骨子里就瞧不起他。这次起义军南下潮汕，王俊虽有3个团的兵力，却畏于起义军的威名不战而退，真丢第一军的脸面。
说曹操，曹操到。薛岳在半途中正好遇到王俊撤下来的部队。薛岳要王俊率部跟自己一起打，可王俊不干，说等整编后再说。薛岳火起，大声对部下说：“既然他们老是打败仗，就把他们的枪下了，让老子来打！”
薛岳的部属正缺武器，得令后一轰而上，三下五除二就在路上收缴了王俊部的部分枪支。
王俊哪里咽得下这口气？他找到陈济棠告状，并扬言“退出战场不打了”。陈济棠与王俊是老相识，但又不好说薛岳，只好安慰说：“不要退得太远，等整顿好部队再来参战”。结果王俊部却始终不肯来参战。
起义军占领汕头后，就想把汕头作为临时首都，准备夺取广州后再作为正式首都。
为先稳定汕头秩序，革命委员会任命大埔籍的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赖玉润为汕头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长、潮安籍的徐光英为汕头市公局代理局长，任命起义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汕头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刘伯承为军政学校校长、周逸群为潮汕警备司令、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这些重要职务的任命表明，起义军有着长期在汕头经营的准备。
此时，党中央派张太雷陪同共产国际一名代表赶来汕头，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及中央对起义的指示。
周恩来因1925年东征时在汕头当过行政专员，熟悉当地情况，所以很快主管起当地的工作。为在当地建立政权，自然要守城并控制周围地区，于是革命委员会决定了继三河坝分兵后的第二次分兵。
进入潮汕的部队总共只有8000余人，经第二次分兵，力量更为分散。分兵后的部署是——周逸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余人警卫潮、汕，师部和教导团驻潮州，部队在潮州西北侧高地构筑防御工事。
9月26日至27日，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的第一、第二师进占揭阳，此时才初步侦察到敌军主力正在汤坑一带集结，其具体兵力数目还不大清楚。
参谋团决定，先击破来犯之敌，再与海陆丰农军取得联系，使潮汕和整个东江地区成为根据地。待得到苏援装备和款项能大力扩军后，再西攻广州。
其实，当前形势对中共起义军来说已十分险恶。自会昌战斗之后，广东的粤桂蒋三派军阀经过近一个月的补充整顿，力量已大为增强。截止9月底，集中在东江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共有6个师、总兵力3万多人。这样，国民党军不仅在总兵力上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多，而且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形成了兵力优势。
而起义军却摆出了这样一个架势——头脑在汕头，后勤在潮州，主干向揭阳、丰顺前进，后尾却留在三河坝。这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态势，当时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叶挺、贺龙、刘伯承率领的主力能击败敌军主力，并与海陆丰连成一片。
于是，一场硬打硬拚的闪电式交锋，不可避免地在丰顺汤坑与揭阳榕城之间的山湖地区展开。
起义军进攻山湖地区的主力第二十四师只剩下2000余人，第二十军第一、第二两个师也只有4000人，合计6000人，其中还包括非战斗的勤杂人员。部队长途行军，不仅身心疲惫，而且子弹缺乏。第二十军这两个师内由于还没有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士气也不高。
他们对面的敌人，是陈济棠指挥的3个师，共15000人。其中陈济棠任师长的第十一师是主力。另外，还有薛岳的新编第二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薛师是新建不久的部队，战斗力差些，而第十三师却是第四军老部队，同样不可轻视。加上陈济棠的军队是在主场作战，占据了山湖地区的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弹药充足，起义军向这样一支强敌发起进攻，战斗的困难可想而知。
9月28日，由于久未下雨，酷热异常。薛岳在距山湖十五公里之白水、分水一带首先与叶挺、贺龙的主力部队正式遭遇。起义军向驻守山湖制高点上的薛岳部发起了仰攻。
薛岳弄清对方是叶挺的二十四师后，就知道这一仗不好打，何况自己的部队大多是新兵，哪见过这种架势？当叶挺的部队拿出北伐的传统作风，高呼着革命口号向山头猛冲时，其气势一下子震慑住了自己的士兵。
尽管薛岳撕哑着嗓子要队伍集中火力拼命抵抗，但坚持到下午二三点时，整个阵地就再也经不起起义军潮水般的冲击而被突破，整个师陷入起义军的包围中。最后，薛岳见实在顶不住，只好丢弃前沿的山头阵地，狼狈向后溃逃，并在起义军火力尾随射击下遗尸累累。
起义军发扬北伐时猛打猛攻的传统，跟踪追击，一直冲到分水坳附近。
陈济棠把指挥所设在距山湖约十余里的北路小高地上。他眼见薛岳部抵挡不住而全师败退，急令自己的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十二团赶到分水坳的高地上组织防御，掩护薛岳残部撤退。
陈济棠的及时支援，救了薛岳一马，他得以在败退中一时稳住阵脚。他知道自己的部队已失去战斗力，象征性地留下少部分兵力参战外，自己带着大部队大踏步向后撤。
起义军冲到陈济棠第十一师阵地前，遇上了难啃的硬骨头。
第十一师在广东军阀部队中战斗力是最强的，加上又居高临下，数量还占优势，自然就比较顽强。在分水坳的山头上，双方反复争夺，甚至把手榴弹投过去未爆炸，对方又拣起来扔回来。起义军第二十四师有一个英雄营长廖快虎，指挥部队反复冲杀，手下的人打光了，他自己坐在山头上与阵地同归于尽。
天近黑时，起义军死伤不少，陈济棠的第十一师也是伤亡惨重。
在激战之中，起义军中出现了个别叛徒，其中影响最恶劣的，就是刚由第七十团团长提升为第二十四师副师长的欧震。
欧震是韶关曲江人，是张发奎、薛岳的老乡，他在战斗中反戈投降，给起义军造成不小损失。当时部队内共产党的组织不太健全，缺乏监督机制，一些人的叛逃自然难以控制。后来，欧震受到张发奎、薛岳的赏识，官运比较亨通，成为他们手下的一员大将。
激战至9月30日天明，因部队在两天中伤亡高达2000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实在无力再攻，叶挺和贺龙只好下令队伍向揭阳后撤。
陈济棠一时不明起义军虚实，也不敢追击。
从表面看。山湖一仗，国共双方打成对峙，最后都撤出了战斗。
起义军以6000人攻敌15000人，火力更远不如敌，开始还击溃了薛岳师，最后又使陈济棠师受重创，国民党军伤亡在3000人以上，远大于中共部队，用陈济棠自己的话说：“余自从戎以来，经历大小战役不少，而以此役为最惨烈。”这表现出中共革命军队在精神上压倒敌人。
可是从全局来看，这应该说是一个败仗，因为它使起义军无法达成击溃敌军并联系海陆丰的目的，主力还受到最严重的损失而无法恢复。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失败关键一仗是山湖失守，继而造成进退失据和局势急转直下，是潮州、汕头的失守。
3
北江工农军到达汕头后，前委将所有直属部队编为两个营，连同北江工农军一起编为警卫团，由第三师师长周逸群率领留守潮州、汕头等地，其中，周逸群身兼潮州的警备司令，率师部和教导团共700余人驻潮州，第六团的400余人则在汕头负责前委的警卫任务。
9月28日，黄绍竑所率的桂军主力很快逼近潮州、汕头。9月30日，周逸群所率的700余人的守卫潮州部队，不敌桂军两个师的进攻，只好弃守潮州，向外突围。
就在潮州失守当天，汕头城内也告急。9月30日下午3时左右，国民党海军的“飞鹰”舰又一次进入港内，运送百余人的陆战队上岸。前委的领导们正在汕头市嘉应州会馆内开会，北江工农军负责警卫工作。突然，市内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枪声越来越密集。
乐民意识到情况不妙，马上命令加强警卫，做好固守会馆的一切措施。随即，他带上几名战士，循着枪声跑去，发现约有100多个敌军在向汕头公安局进攻，另有一股敌人正朝嘉应州会馆开来。
乐民见状，马上退回嘉应州会馆，一边组织一个连的官兵迎击敌军，另派一个连火速赶去公安局支援。
双方激战约一个多钟头，敌军见起义军早有防备，便只有匆匆撤兵，朝海边退却。北江工农军岂能放过敌军？立即展开追击。敌军边打边退，一直退到了海边，随即登上“飞鹰”舰，离开了渔港。北江工农军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乘舰艇离去……
此时，贺龙带来山湖、潮州失利的消息。前委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方局书记张太雷来汕头传达的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和中央对起义军今后行动的指示，决定起义军立即向海陆丰撤退。
为敌锋芒，警卫团护送革委会机关沿着海边小路往普宁方向撤退，又乘火轮出海至峡山附近，于10月3日拂晓登陆，行至普宁县的流沙时已是中午2时。所幸这一路并没有碰到敌人主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流沙说是圩镇，其实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只有一条街。从山湖撤退下来的部队也陆续经过流沙朝西南陆丰方向撤退。其秩序多少显得有点混乱。周恩来见此种情况，在流沙天主教堂里召开前委领导人紧急会议。教堂外各处要口由工农军官兵严密守护。
参加会议的有彭湃、李立三、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贺昌、廖乾吾，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和陈公培。时任中共汕头市委书记的杨石魂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身患疟疾，发着高烧，但他还是坚持将会议主持下去。
会议决定，抛开“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树起苏维埃旗帜，搞土地革命。其次是总结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将武装队伍编成两个师。山湖、潮汕撤下来的武装合编为一个师，师长由刘伯承担任；贺龙、叶挺两人离开部队，到香港、上海去，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三河坝方面的队伍编成一个师，师长由朱德担任。至于非武装人员，愿留者留，不愿留者就地分散。领导人分散转赴香港或上海，武装人员突围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贺龙二十军一、二师共约3000人担任前卫，先向陆丰出发，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担任后卫，保护革委会机关。同时，组织了一批信得过的当地农会干部作向导，确保领导人能够安全地突出敌人的重围……
这是一次善后会议，足足开了两个小时。下午4时，因不远处发现敌人，会议匆匆散会，全体人员随部队继续朝陆丰出发。
乐民率的警卫团一营跟在前委机关后面作掩护。当离开流沙约一公里半左右，即闻枪声四起。子弹从前方莲花山高地射来。乐民率队跑步前进，来到一个小山村。周恩来、谭平山、叶挺和彭湃等几个领导人正聚在一块讨论。
叶挺对乐民说：“你们来得正好。前面山地肯定是粤军的追击部队，他们企图切断我们向海陆丰的前进道路，而我方前锋部队兵力不足，你们马上去支援，务必占领前面大路两侧高地，掩护领导机关全部通过。”
“遵命。”乐民立即令一个连掩护革委会机关，两个连到前面山地增援作战。
由刘副营长率领的两个连以最快的速度沿着甘蔗田接近了山脚，向大路两侧攻击，与正在战斗的二十四师所部合并一块，占领附近高地，压住敌军火力，掩护领导人火速通过。
为轻装前进，革委会机关将所有行李辎重全部抛掉。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由担架抬着往前跑，战斗激烈时，担架队员受伤。两个工农军战士上前，扶着周恩来在山沟中艰难地行进。
天黑了下来，海风阵阵，寒气逼人。部队在茫茫旷野里，顶着带腥味的海风，冒着不时飞来的子弹，摸索着前进。有些战士被冷弹击中，无声地倒下。其他人仍然一路向前。摆在眼前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快通过危险地带，摆脱敌人，保存革命力量。
第二天凌晨，队伍到达甲子港。天亮之后，在当地群众帮助下，大部分领导人分批从甲子港陆续雇船到香港。只有生病的周恩来，仍然在工农军保护下，跟随部队继续前进。
来到另一小镇宿营时，周恩来的病情更为严重，仍发着高烧，脸色铁青，表情痛苦。病情发作厉害的时候，连稀粥都无法吃下去，有时神志不清，躺在担架上，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口里不时喊着“冲啊冲啊”。这显然已不能继续随部队行动，必须转移到香港去治疗。
周恩来临走时，吩咐周其鉴和乐民，要他们保护余下的100多名党政机关干部继续前行，到达陆丰的金厢镇后，将武器交给当地农会，然后想办法找船到香港再联络。不去香港的，发给路费，可回乡掩蔽，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敌人又从后面追赶上来，周恩来身边只剩下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了。他们架起周恩来，躲避到附近的小村子。为了减小目标，避免被俘，聂荣臻和叶挺商量后，遣散了那几个警卫。
周围都是敌人，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而且他们只有一支小手枪，稍有不慎，就得束手就擒。周恩来是党的重要人物，他如果被俘，损失就大了。聂荣臻和叶挺只有一个信念：宁肯自己粉身碎骨，也要保护好周恩来。
就在走投无路之时，他们遇到了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石魂是这一带的人，熟悉环境。几个人经过商量后，决定渡海到香港去。杨石魂找来一副担架，他们抬上周恩来，晓宿夜行，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陆丰甲子镇，打算从这里出海。却又赶上台风，波浪滔天，根本无法出海，只得住下。
甲子镇周围敌情严重，他们只好又转移至金厢镇，住在中共区委书记黄秀文的家里。黄秀文家里只有一张床，只能让周恩来睡，聂荣臻、叶挺、杨石魂就睡在地上。但是周恩来情况更加糟糕了，以至于大家担心他扛不过去了，于是冒险把他护送到海边的碧流村，请一位老中医治疗。治疗期间，他们住在海边一座废弃的房子里，当地人传说那房子闹鬼，多年没人住了。
好在几天后，周恩来病情稍有好转，他们便返回金厢镇，在洲渚村上了一条小船，于黎明前启帆出海。事过多少年后，聂荣臻回忆渡海时情景说：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夜一天，好不容易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把周恩来送到九龙一个木楼秘密接受治疗。叶挺、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找到了中共广东省委。此后，二人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
送走领导人后，周其鉴和乐民护送着前委机关其他干部随二十四师继续前行，第二天傍晚，安全到达金厢镇。
金厢镇是海边一个小镇，人烟稠密，此地农会及党组织较为健全。部队在金厢镇住了三天，便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所有武器交给当地农会，然后雇了两艘帆船，开赴香港。开船时，大家心里极为沉重，虽然舍不得离开部队，但到了这种地步，只有撤离，别无他法。
这些撤离人员在筲箕湾海边登陆，因衣衫不整，精神疲惫，一望而知是刚从潮汕战败逃亡来港的官兵。周其鉴告诉大家稍作休息，进城后设法与香港的中共党组织联系，寻求安顿。
曾任二营连指导员的卢克平后来回忆：
汤坑（应为山湖——作者注）战斗之后，在汕头主力部队转到揭阳，这时形势一天天恶化，从南昌拉来的部队很多都是国民党兵，各级干部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共产党的骨干很少，里面缺少党的核心领导。
从国民党拉来的兵又多数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在这个时候，就将北江工农军编为革命委员会警备团，作为骨干来使用。警备团在流沙一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流沙是普宁县的一个圩（现在是县城）。圩周围是水田，没有山。行军的时候，一师的主力过去，听到一些零零落落的枪声，我们认为问题不大，便在流沙稍作休息。没料到薛岳部队又埋伏在圩四周的禾田里，圩里的商店也被他们的军队全部控制了，一交火，只听见枪声，看不见人，商店里也打出枪来，在这种情况下，我方部队有些混乱，分队长找小队长，小队长找中队长，战士找分队长。人喊马嘶。当地老百姓边挑着东西，东奔西跑。当时周恩来同志立即下紧急集合命令，说不管怎样，集合起来，不要动，就是敌人全部打过来了也不要动，在集中时被敌人子弹打中的也有，集中以后，临时编成四个作战连，向四周散开，周恩来在中间指挥。
那是农历八月底的一个傍晚，七点钟的时候，我们正在讨论形势，回忆“八·一”起义，谈今后工作，突然遭到从稻田里埋伏的敌军重机枪的猛烈扫射。于是，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下，向大南山方面进行，躲在大南山里。第二天一早发现一面红旗在山顶上，不知是敌方还是我方的，派了两人前往侦察，结果是自己部队。于是整个革命委员会作了今后工作的布置。讲明革命是曲折的，不是直线的，斗争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大规模的斗争不是办法，应该发（分）散到各地去举行小规模的斗争。大家回去之后，要继续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地区性的，十县、十区、一乡的暴动，政治人员集中香港，听候分配。现有部队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将部队带回本地闹革命。另外，在汕头、汕尾、香港、广州都用不同的方式收容散失的同志，安排他们回家。当时农军还有100多人，布置军事干部将自己的部队拉回本地去，周其鉴同志和我就想将这批人继续带回去，但到陆丰甲子港遭到敌人大规模的袭击。后来在甲子港附近一个叫张家村的地方，那里的农会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接待我们。我们三天没有吃饭，农会的同志告诉我们，你们饿了三天，第一餐吃饭容易出问题，于是我们每人吃了两条番薯之后，向他们借了八条船，他们又煮了一些番薯送到船上，并说：你们吃了二个，以后多吃一些就没有问题了。与他们分别时，我们将几条短枪送给了他们，在船上，我们告诉大家，如何坐船回家，并发给每人两元光洋，叫他们到香港以后，尽量坐便宜的船，如果没钱回家时，可坐装牛装猪的卡车。大家表示，回去以后，一定找到当地组织，继续开展工作，要反抗斗争到底。事实也是这样，大家回到各县以后，都能开展工作，坚持斗争。例如英德、仁化、董塘、曲江都发动了大大小小的暴动，这些都是当年在北江农军学校受训，认识了革命真理的结果。
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周士第在《第四军独立团在两湖、南昌、粤东》（周士第口述、何锦洲整理）一文中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南昌起义，是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委领导起义军队和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宣告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完全破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创举，是中国革命的光辉一页，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代，经验不足，南昌起义是失败了，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南昌起义胜利后，由于没有明确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没有与江西工人、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而向广东进军，想找海口，依靠外援，这是最主要的一条；对起义部队没有进行改造工作，没有加强党的领导，没有加强政治工作；会昌战斗胜利后（打败了钱大钧和黄绍竑，消灭钱部大部，消灭黄部一部），没有乘胜追击钱大钧部败兵，直下寻邬、梅县而又转回瑞金、汀州才入广东，绕了一个大圈，使敌人能有时间收容整理补充，我则更加疲劳；入广东后又将主力部队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分开，形成分散兵力。因此，在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广东军阀、广西军阀联合进攻时，不是我们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而是自己制造自己的弱点，致使敌人能将我们各个击破。因为我们有这些错误，所以，终于在潮汕地区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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