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二章：营救战俘。
1
人们常用“白云珠水”来美誉广州，其中，“白云”指的是白云山，“珠水”指的是珠江。白云山在广川市北部，由多座山峰簇集而成，山区面积28平方公里，最高峰摩星岭海拔382米。每当雨过天晴时，山上白云缭绕于青山绿水间，景色十分秀丽，由此得名“白云山”。白云山气势磅礴，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山上道路四通八达。风景优美，名胜古迹星罗棋布，自古就有“羊城第一秀”之称。但战争年代，这里是最好的战略要地。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布下重兵，把它建设成防守广州的军事重地。
余汉谋，字幄奇，1896年9月22日出生，广东高要人，1918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从步兵排长干起，从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到军长，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8月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9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四路军总司令。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再度反蒋。余汉谋通电各广东将领支持蒋介石中央。陈手下之空军司令黄锐光亦带飞机飞南昌投靠蒋。陈事败出走香港，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余汉谋长得脸宽眉粗，眼神犀利，圆厚双肩，忠厚表情里，夹着一丝狡黠。作为华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他深知广州的历史及其重要性。正因为广州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载，再加上其是华南重镇，又毗邻港澳，它的地位尤其重要。余汉谋深感肩上的重担。
“丢那妈，又想让老子派兵。”在白云山脚一个掩蔽所里，余汉谋恨恨地把电报揉搓成一团，掷到地上。
刚进门的莫雄正好看到这一幕，笑吟吟地说：“幄奇兄，你这是唱哪一出啊？”
余汉谋见是莫雄，顿时换了笑脸：“莫大哥，您来得正好，快来评评理。”
余汉谋与莫雄是东征时的老交情，他告诉莫雄：“4月初，我就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四个师团，海军舰艇约八九十艘，合计兵力约8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当时广东方面曾一度紧张，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到翁源，并在翁源构筑防空地下室备用。但事隔不久，军委会又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经改变战略，将四个师团改调长江地区作战，准备先打下武汉。这样一来，广东军政方面开始松懈下去。而蒋介石为了守住武汉，竟然从粤军中抽调了6个师近半数的兵力去参加会战，我跟老蒋诉苦，说现在广东防守格外空虚，已无兵再派。老蒋则认为日军已经倾尽全力在武汉会战上，不可能还能抽出兵力在其它方向上进攻。”
对于广东的军事情况，莫雄自然了如指掌。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即以大本营的名义下达了建立第四战区的命令，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战区司令长官，负责闽、粤及广西南宁、梧州等地区的防守任务，并保护海、陆军的补给线路。但由于广州地近香港，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们认为：日军如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的利益，可能引起英国的干涉，由此判断日本不会贸然进攻广州，因而虽然作战计划中提到日本有进攻广州的可能，但始终未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直到广州作战开始前，第四战区的机构尚没有建立，仅以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负责广州方面的防务。
淞沪会战后，军委会抽调全国部队向上海集中应战，余汉谋先后抽调了多个师旅北上参战，广东部队在京沪战场上伤亡惨重。广东在全国的战略规划之中因为日军迟迟不进犯而成为一个次要战区，军委会逐渐视广东为一个兵力储存库，不断地将部队调往华中战事激烈的战区。广东本境的防务也因为部队不断地抽调而吃紧。在此同时，广东也成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对外物资转运的最重要路线。在上海与华北各埠先后沦陷之后，抗战所急需的物资几乎全由广州转运，再通过粤汉铁路直接运往武汉内地。
一旁的广东省主席吴铁城插话说：“我们得到情报，本来，日军由于兵力不足，是打算在武汉会战结束后再抽调兵力来进行进攻广州的作战的，谁知在武汉会战国军顽强抵抗，使得战局进展缓慢，日军大本营等不及了，准备抽调三个师组成二十一军先打广州。我专门向重庆作了报告，可是蒋介石居然以为这是日本人故意制造出来的‘假’情报，试图让国军从武汉战场抽出兵力支援广东。”
余汉谋紧锁眉头说：“第四路军经老蒋一再抽调部队到省外作战后，实际上控制的部队仅得6万人左右。虽然如此，我仍依照既定战略计划，以第一五一师两个旅进驻大亚湾第一线岸防阵地与惠阳淡水间的第二线阵地，第一五三师与第一五八师进驻宝安、新塘，作为第一五一师的依托。第一八六师进驻第三线阵地，守备增城。外围并以独二十旅驻佛山，独九旅驻中山，第一五四师驻花县，作为外线策应部队。在近150公里的纵深中第四路军投入了４个师８个旅。但我也清楚，如此分散用兵，要面对强大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是不容易抵挡的。”
莫雄摇摇头：“老蒋这人我知道，对军事喜欢瞎指挥。他对日军可能进攻的战略方针一直做出极其错误的判断，对英国力量又作过高的估计，以为日军虽企图向华南进犯，但对英国有所顾忌，可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依我看，你别理他！这援军能拖则拖。武汉迟早守不住，如果再把广州给丢了，这本就亏大了！”
余汉谋苦着脸说：“你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你说，老蒋是这么好应付的吗？”
莫雄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说：“老蒋不放心我掌军权，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不过我提醒你们两位广东大佬，这小日本鬼说来就来，广州可要给我好好守住啊。”
“莫大哥，守广东你也有份啊。”吴铁城将了莫雄一军，眼睛一转，来了主意，故意问，“莫大哥，你是否广东人呀?”
莫雄顺口答道：“是啊。”
“你好像是北江人吧。”吴铁城又明知故问。
莫雄觉得有点奇怪，自己与他甚为相熟，为何今天说话如此蹊跷?现在听吴铁城话里有话，他便快言快语地说：“铁公，你何必兜圈子，有话即管说吧!”
莫雄猜得没错，吴铁城今天是心有苦衷，想求莫雄。原来，广东南雄一带有个大财主叫钟寿山，因打输了官司，被刚上任的南雄县长张企留勒索1万元，钟不服，纠集了2000人马踞山为匪，自称“广东后方抗日独立团团长”，无恶不作，整个北江上游南雄一带给闹得鸡犬不宁，连南雄城的大门白天也不敢打开。
南雄是处于北江地带与江西省交界的交通要冲，是广东抗日后方的战略重地。县长张企留与前任县长曾承典都是吴铁城的亲信，曾承典因贪赃枉法，已被扣留查办，而今张企留又因贪污勒索惹起大祸，使南雄地带局面无法收拾。
吴铁城为这两个亲信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而气恼，又为南雄局面担忧，正思考着派谁去收拾这个局面。他身边的军统特务梅光培给他出了个主意，要莫雄去当南雄县长。吴铁城摇头说：“两年前，我刚到广东当主席，就对莫雄许下了愿，说广东这么多个富县，可由他随意挑选当个县长，莫雄当即就婉言谢绝了。现在，你要他这个少将参议去当穷县长，他会干？”梅光培说：“莫大哥在北江很有声望，你不妨用激将法对付他，若然他还不答应，你就给他开个玩笑，不让他出大门。”
吴铁城依计而行，向莫雄介绍完南雄的情况后，便执意要莫雄去当这个县长，还不断给莫雄戴高帽子，说南雄这样的局面只有莫大哥这样的人才能“搞得惦”。
莫雄听罢连连摇头：“蒋委员长要我去当专员我都不干，这个县长我更不愿当啦。我是行伍出身，铁公你是知道的。”
吴铁城急了，半开玩笑地说：“大哥，这次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就当给兄弟一个面子，不然你就出不了这个大门。”
“你还想绑架我上轿不成？”莫雄眼睛一鼓。
吴铁城早已与余汉谋通了气，今天两人请莫雄来就是“激”莫雄上任的。余汉谋也帮着说好话，南雄真的是广东抗日大后方，需要莫大哥这样的人物经营。莫雄架不住两人左劝右劝，不好再推托，心一软，答应下来。
吴铁城喜得大叫秘书，马上给莫大哥写委任状。
余汉谋也非常高兴，许诺说：“你这上堂堂的少将参议去当个县长，是有点哪个。这样吧，我封你个广东大后方第二十三区游击司令，主管南雄、始兴、乐昌、仁化四个县。如何？”
莫雄逼了一句：“你不能只给个委任状开张空头支票吧？”
余汉谋爽快地说：“好，我送佛送上天，再送你10支驳壳，2000发子弹，再派一辆新的军用卡车送你到南雄赴任，风风光光的。”
吴铁城拍手叫好：“还是余长官大方，哈哈哈。”
2
“文彬，有两个好消息。”云广英推门而进，见张文彬正伏案备课，便打趣说，“你也当起教书先生来了。”
“是啊，省委最近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央长江局关于加强党内教育的意见。现在发展新党员很快，省委决定先举办两期党员训练班，每期培训班为38人，时间一个月左右。我和梁广、林平、罗范群等省、市委领导人担任授课教师。”张文彬边整理教案边介绍道，“受训结束后，学员将被派到省内各县、区党组织担任领导骨干，大规模发展党员。”
“嘿，内容挺丰富的嘛。”云广英看了看桌上放着的课程表，有《中共党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等，不由得夸道。
“你给我带来了什么好消息？”张文彬起身给云广英倒了一杯白开水。
“先给你看这个。”云广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蓝色小本本。
张文彬细看，竟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本电报密码本，喜形于色，敲了云广英肩膀一拳头，道：“你这个家伙，果真有两下，李克农同志见到了，不高兴得跳起来才怪。”
“我也是通过关系偶然得到的。”云广英笑着答。
“另一个好消息又是什么呢？”
“你不是要我营救关在南雄监狱的红军战俘吗？现在机会来了。我打听过了，莫雄现到南雄当县长，可以通过他帮忙。”
“莫雄？我听剑英同志介绍过，他是粤军的元老，还帮过我们红军。”
“对，就是他。我准备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的名义给他写一封密函。”
“如果他能出面营救战俘，再好不过的了。这事你一定要盯紧。我们广东正缺党员骨干呢，如果这批同志能出来，可真是虎归南山，龙回东海，威力无穷啊。”
两人正讨论如何给莫雄写信，一个中等瘦个子走进来，张文彬向云广英介绍说：“这是省委新来的李大林同志，他可是多次坐过国民党监狱哟。”
李大林原名李镜彩，1906年2月生于广东省梅县丙村，1928年考取上海大陆大学社会系，并在学校加入共产党。他命运坎坷，多次坐过国民党监狱，但仍坚贞不屈。第一次是在1929年11月，因在学校文化支部中宣传进步思想而被捕。1930年1月，出狱后调江苏省委任省委书记李维汉的秘书。第二次是在1931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当时在香港海员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李大林与蔡和森等一起被捕。1932年初，出狱后的李大林调任上海海上区委书记。第三次是在1933年12月，时任江苏省委沪东区巡视员的李大林再次被捕入狱。在南京的狱中，李大林与陶铸一起与敌人斗争四年，经受了严峻考验。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大林作为政治犯被释放；11月，党中央委托博古、叶剑英、李克农、黄文杰找李大林谈话，要李大林回粤参与筹建广东省委。同年12月，李大林到达香港后，张文彬委任他为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
李大林到广州市委机关报到那天，市委书记罗范群把身边的市委宣传部长叶以霖介绍给他认识。李大林大吃一惊，因为这宣传部长他早认识，叶以霖原是上海青年海员工会负责人，后已脱党逃走。李大林将实情告知罗范群后，即报告张文彬。张文彬异常愤怒，指示马上把叶以霖赶走，同时转移了市委机关办公地点。1938年3月，李大林接替罗范群就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
随后，中共广东省委成员有了新的调整。省委组织部长薛尚实要求调新四军工作，中共长江局同意并通知广东省委，省委便把李大林和新到省委工作的张越霞（博古的妻子）补选为省委委员，李大林任常委兼组织部长。
云广英起身与李大林热烈握手。
三人重新坐下后，李大林向张文彬报告了广州市委的基本情况，从1938年上半年开始，市委加快了组织发展工作。从1937年7月党员总人数约100人，到现在已发展到约400人。目前，市委辖下支部为16个，计划到年底发展到50个左右。
张文彬十分满意：“按照这种形势发展，全省发展万名党员应该不成问题。除了发展党员，我们还得设法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云广英建议说：“现正好有一个良机。当前，武汉掀起‘七·七’一周年纪念献金运动。广州积极响应，拟隆重举行‘八·一三’周年纪念献金运动。7月15日，广州各界纪念‘八·一三’献金运动筹备委员会成立，推举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会长，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和广州市市长曾养甫为副会长。其具体工作由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第三组负责，省、市各抗日团体亦分头发动。”
“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张文彬说，“在第三组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各抗日团体中起骨干作用的也有很多是共产党员。大林，你马上通知全体省委委员到我这里来开会。”
8月13日，是广州各界献金第一天，全市分别在六二三路、西濠口、中央公园前、文昌路、大南路、永汉路警察分局前、河南海幢警察分局前搭起6座献金台。献金台是临时搭起来的露天小戏台，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高不过一米半。
上午9时，献金现场，锣鼓喧天，彩旗高挂。国民党省、市当局头面人物齐集中央公园前献金台，带头献金。余汉谋代表第四路军献金2万8千元，吴铁城代表省政府献金7万元，曾养甫代表市政府献金3万元。当晚8时，全市举行10万人献金火炬大游行。群众高呼“保卫广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游行历时两个多小时。
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代表中共出面，率领《新华日报》广州分社、《救亡日报》社和一些书店的成员，组成一支游行队伍，走在整个群众队伍前头。郭沫若、夏衍和云广英等走在队伍的前面，精神百倍。跟在后面的是大专学院、中等学校的师生，以及其他工农革命群众团体。当游行队伍从靖海路折往西堤时，群众汹涌而来，途为之塞。
游行队伍中，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秘书徐青负责领群众喊口号。他热血沸腾达到极点，在走到大三元酒家前面时，不禁自发地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
游行群众即跟着他同样高呼，而且喊得格外高昂雄壮。自广州起义失败以来，市民对于这一最强音，还未曾在公开场合聆听。这犹如一声惊雷，唤醒了群众的心灵。
8月15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广州分馆在西濠口献金台联合举行献金大会，逾千群众挤满献金台前。中共代表廖承志即席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辉煌战果，号召共产党员带头献金。
廖承志讲话后，云广英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全体人员，与《新华日报》社工作人员一起，带头献金。随后，台下群众纷纷踊跃献金。不少人献了一次又一次，气氛极其热烈。
这次献金运动是在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背景下的一次群众性爱国运动，从8月13日至19日历时一周，全市共获献金100万。有人称它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
3
骑楼是广州建筑的一大特色。徜徉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广州，随处可见造型各异的骑楼。其实，商业骑楼建筑最早见于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后来才流行欧洲，近代才传至广州。广州有“五月天，孩儿脸，说变就变”之说，因而“骑楼”正好适应这种气候特点，一时风靡整个广州城，而逐步地形成广州街景的主格局。
当时在广州永汉电影院斜对面，北京路与大南路转弯处，有一个餐厅叫哥伦布餐馆。这是一座面向东南的六层骑楼，外观为西式设计。1938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廖承志以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名义，在餐厅里开了一次“特别的”读者招待会。
原来，眼见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当局不禁心存芥蒂。8月20日，国民党在汉口悍然宣布解散中共领导的三个抗日民众团体，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三日，掀起了一股反共逆流。广东国民党顽固派随即马上呼应。
当时，“牺盟”（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蚁社”和“民先”（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全国著名青年团体的多名代表来广州进行抗日救亡活动。这些青年代表原住宿在广州河南，因避日机夜袭，被诬为暴露目标被当场拘押起来。新华日报广州分社记者对此事件的报导发表之后，国民党广东当局十分恼火，无理命令广州分社停刊三天，并逮捕了“民先”代表于光远。香港的一些报纸立即做出反应，大叫“国共分裂了”。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国共之间的合作不可能一帆风顺。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中共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广东当局特别是其中的右翼顽固派又感到害怕，因而不时制造反共摩擦事件。这次国民党广东当局抓人、封馆事件比以往的事件性质更为恶劣。张文彬特地到香港找到廖承志。
张文彬与廖承志几乎是同时到广东的，他了解廖承志的忠厚诚实的为人、卓越显著的才华和工作能力。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曾面晤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要求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用以办理接受海外华人援助的款项和药品，办事处不挂牌，是秘密的，以维持英国的中立地位。这个要求得到英国当局的应允。1938年1月，刚刚新婚不久的廖承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香港，与潘汉年等一起，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贯作为办事处公开负责人。
张文彬在简明扼要地介绍完最近发生的反共事件后，对廖承志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将要在延安召开，我准备赴会。在这节骨眼里遇到该事件，我们要找个妥善的方式澄清事实，反击这股逆流，把人救出来。”
廖承志来回踱了几步，说：“我即回广州处理此事，你就放心到延安开会吧。”
临开会前，张文彬紧急通知廖承志，接到情报，国民党顽固派得知廖承志要在哥伦布餐厅举行活动的消息，十分紧张，派出不少特务，混进餐厅，准备蓄意制造事端，破坏这次集会。
廖承志听完，胸有成竹地说：“会议照常，山人自有妙计。”
廖承志一进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有800多人，大多数是进步分子。餐厅不大，人多坐不下，不少人只好站着，但大家情绪都很高涨。
廖承志开门见山地说：“女士们，先生们，今天请各位来参加这个招待会，主要目的有二个：一是呼吁国民党广东当局立即释放无辜被拘押的抗日救亡的爱国青年代表；二是要求撤销对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停刊三天的无理处分。
忽然，有一位高坐在窗台上、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大叫着打断廖承志的话：“有人说你们这个会是‘汉奸’会，楼下已集中便衣多人，要来抓你们。”
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接应，以驳斥的口气疾呼：“岂有此理，我们反对！”
场下开始有人骚动起来，显然特务们开始在有意破坏。廖承志当机立断，跳上餐桌，采取一种泰山压顶的姿势，提高嗓门大声说：“请大家安静！今晚这个招待会是共产党召开的，参加招待会的都是热心爱国人士，绝对不是什么‘汉奸’！”
他扫了会场一眼，接着说：“我刚才来开会时，在楼下已有人告知我，说是有反动派要来镇压这个招待会。但是，我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现在是国共合作，全国总动员，实行抗日救国，在此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不能不坚持团结，同仇敌忾，国民党当局是决不容许这样做的。虽然如此，我们也应该感谢刚才发言的那位青年学生的好意告诫，不过我们仍然请他放心好啦。”
廖承志的一席话干脆利索，从容不迫，全场顿时掌声雷动。那些“发难”的特务见得不到便宜，灰溜溜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廖承志见火候已到，便大声建议说：“既然各位都达成共识，现在我提议，由原香港《大众日报》主笔任毕明先生，即席草拟一份快邮代电，呼吁国民党广东当局，立即释放无辜被拘押的爱国青年代表，并同时撤销对新华日报广州分社停刊三天的无理处分。大家说，好不好？”
“好。”在一片欢呼声中，任毕明疾笔飞书，迅速拟稿，当众宣读，全场鼓掌通过。
招待会在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圆满结束。
会后，不少群众说：“廖先生一席话，胜读三年统一战线书。”一些国民党员不得不承认：“小廖有能力，C．P会说话。”“C．P统一战线是正确真诚的。”“停新华报刊是国民党少数人。我们大多数不同意。”
当晚，张文彬在省委紧急会议上，代表广东省委表扬了廖承志，号召全体同志学习廖承志的革命坚定性、高度的原则性和斗争的灵活性，以及他在统一战线中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并决定由廖承志和云广英出面，继续同国民党广东当局谈判。
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国民党广东当局被迫恢复《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的发行和释放于光远。
处理完整个事件，张文彬这才安心回延安，与其随行的是省委青委负责人吴华。临行前，张文彬指定李大林代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这是张文彬到广东后第一次回延安，想到就要见到朝思暮想的领导人和战友，心情格外激动。他唯一牵挂的是，关在南雄的红军战俘的安全。莫雄会无条件释放他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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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雄是位于广东最北部的山区县，与江西省交界，著名的梅关驿道由此而过。1932年7月，红军与粤军在南雄的水口墟狠狠打了一仗，双方都损失惨重。当年参加指挥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
此仗后，彼此都知道了对方的厉害，由此，红军与粤军签订了秘密协议。长征时，红军不进入粤境，粤军则放红军一马。红军顺利通过了三道封锁线，避免了损失。中央红军走后，项英、陈毅等留下来在这一带打游击，中央军、地方军连番来“剿”，但红旗始终不倒。
莫雄十分熟悉国共在南雄对决的历史，自接任后，心中对如何平息南雄的风波仔细惦量，心中有了对策。出发前，莫雄先打电报给在当地有很高声望的广东律师公会会长莫开琼，请他通知钟寿山停止一切活动，一切听候新县长去解决。
8月30日，莫雄到了南雄，随即在第二天出布告接办事务。他打听到钟寿山自得到莫开琼的信息后，已停止了抢劫，便通过莫开琼与钟寿山约个时间，届时亲自上山与钟谈判。
在约定之日，胆大心细的莫雄只带4个卫兵及南雄保安营长古煌上山招安。见到钟寿山后，他以好言相慰，并说张企留贪赃枉法，必将严办。至于钟寿山率众闹事，只要接受招安，既往一概不咎。
为免除钟寿山的疑虑，莫雄还答应委他为其司令部属下一个团的团长，指挥其二三千人马。钟寿山大喜，遂将所部土匪全部带到南雄城接受招安。
从山上下来的土匪足有二三千，受招安后，非常不习惯部队严格的操练，他们吊儿郎当的，常常不肯出操。莫雄以此为借口，对钟寿山谈起此事，最后商定将这些土匪全部遣散，每支枪发10元，收枪发钱，并给他们“解甲归田，回家务农”的证明书，同时，推荐钟寿山为省保安司令部上校参议。
吴铁城不禁惊叹这莫大哥果真厉害，三下五除二，就把南雄纷乱的局面“搞惦了”。
“莫县长，您的密件。”这天早上，莫雄刚起床，文书把一封加盖火漆的邮件递到面前。
莫雄瞟了眼上面的邮戳是广州的，缓缓接过邮件，说了句“退下吧”，文书微微地躬了下腰，知趣地退下。
这密件是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云广英寄来的，信不长，但言辞恳切，一片真诚。莫雄看完，端起水烟默默地吸着，陷入深思中。
南雄县政府设在城中孔庙内。原来的县政府并不设在这里，由于红军三次攻进南雄城，将县政府及监狱都给烧光了，故县政府只好暂设在孔庙，并将县监狱也设在这里。这座孔庙面积颇大，县政府设在大堂之后，大堂前两旁低矮的走廊用木板和杉条钉成一长排的牢笼，里边竟密密麻麻地关押着几百人，不少犯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站着。正是三伏天，牢房如蒸笼，犯人脱光了衣服，仍汗流浃背。那些看守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毫无“人道”可言。牢笼中散出的冲天臭气，使过往的人不得不掩鼻而行。
莫雄一进孔庙，就见两旁牢笼中的人发狂般地站起来，朝着他喊：“冤枉啊!”顷刻间，整座孔庙被这悲愤的怒吼震撼。由于一上任就忙于处理钟寿山事件，莫雄无暇理会这些犯人。
此时的莫雄并不认识云广英，接到八路军代表的这封信，颇感突然。在信中，云广英请求莫雄设法解救关在县府监狱中的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莫雄表面平静，内心却波澜起伏，真想不到关在牢笼中的犯人竟有这么多共产党人。
用过早餐后，莫雄特地穿上少将军服，随即叫县政府吴监狱长火速到他这里来。经监狱长介绍，这才知道这些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及赤卫队员等，都是余汉谋的剿共部队在湘、粤、赣边区抓到的“战俘”，解到南雄来寄押的。
莫雄接过吴监狱长递上来的犯人从花名册，仔细一看，有近七百人。
莫雄随后主持召开县政府会议，摆出长官的架势，向手下的秘书及科员训示。说着说着，他指着一旁的监仓说：“你们看，天气这么热，这些犯人多得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像这样下去会死人的，而寄押他们的那些部队已开拔到浙江、上海一带抗日前线，不知何时才能回广东，要是等到他们回广东才处理这些犯人，这些人早就“瘦死狱中”了。大家说说，我们该咋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死去不成？”
莫雄威严地扫了众人一眼，见大家面面相觑，便斩钉截铁地说：“我看方法很简单，把这些所谓的犯人统统放了，一个也不留！”
此话一出，犹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科员秘书听罢，始是惊愕，继而纷纷表示反对。
他们说：“县长大人，你何苦要这样做呢？他们死在狱中，那也是不得已的事，何况又不是我们抓来的。这里边的几百共产党分子和俘虏兵都让你放了，人家不说你通共，也说你贪赃枉法，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更有的说：“这是余总司令的剿共部队寄押在南雄的共党分子，你只是南雄县长兼游击司令，你没有权这样做，且不说六七百人，就是六七个人也不能放，若然你一定要放，也要请示余总司令!”
“丢那妈，说这么多有鬼用？”莫雄不禁怒火中烧，“余司令那里我自有解释。究其实，这些人里有几多是所谓要犯，你们不比我清楚？如果这几百人死在我任上的监狱里，我也担个说不清的责任。你们怕事，你们就当不知道，我莫雄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说放，现在就放!与你们无关!谁要拦着我或者告密，我连他一起放。”
这些人大概不知道莫雄会如此震怒，吓得缄口不语。
莫雄站起来，用命令的口气喊道：“吴监狱长，你听清楚我刚才的话没有？”
吴监狱长从没领教过这样的县长，哪敢怠慢：“下官一定遵命执行。”
莫雄大声说：“好，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把人统统给我打发干净。”
第二天，莫雄端坐高台中，亲自督办，并叫县政府承审员黄仲宏坐在旁边协助他放人。
一切准备就绪，他命监狱长把全部犯人分批召集到县政府大堂中，又叫两名狱卒专给犯人打开脚铐，由他按花名册上的名字逐个喊上前来，验明正身。
黄仲宏则给每个人都发了事前由莫雄嘱咐县政府油印的“释放证明书”，上面说明；“仰沿途军警查检放行。”证明书上签有莫雄的名字，并盖上县政府和游击司令部的大印。同时，还发给他们每个人1元银毫、5斤大米。
莫雄边看花名册，心里甚是恼怒。被囚的除绝大部分是剿共部队寄押在这里的“犯人”外，还有一些是县政府抓来的，或警察局寄押于此的。从卷宗上知道，警察局和县政府抓来的“犯人”，中共党员占少数，其中警察局寄押于此的犯人，又多数是胡乱抓来的。如有一对农民夫妇，某日担谷进城，不知如何得罪了守城的警察，于是便被毒打一顿后，给寄押进县政府监狱，而县政府则照收不误。
念着念着，堂上抬上来一个已是奄奄一息的言语障碍，是被警察局无故控为“汉奸”抓进来的。莫雄见状大骂，这样的人你们也抓？俗话说“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天下还有比这个悲惨的人吗？你们这些警察老爷，只顾着有钱就放人，没钱的就被你们长期寄押，这天理何在？谁敢说我莫某放错了人，我一枪崩了他！
旁边的警察、狱警自知理亏，一个个不敢吭声。
就这样，莫雄花了3天功夫，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干，终于将全部在押人员悉数尽释。
见“犯人”一个个离去，莫雄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侧身问一旁的承审员黄仲宏：“牢里还有人吗？”
黄仲宏翻着案卷，支支唔唔说：“没，没有了。只是——”
莫雄听出其话中有话：“只是什么？快说！”
黄仲宏把案卷递上，小声说：“还有24名中共高级干部关在另一处秘密监狱。”
莫雄细看这些“犯人”的档案，上面说明他们是粤、湘、赣地区红军或地下党的干部，已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15—20年徒刑。
黄仲宏小声提醒说：“县长大人，这些可是共党要犯，可不能放啊！”
莫雄本想马上将这批“要犯”释放，但听黄仲宏这一番话，觉得有理，那几百名寄押的俘虏因未定罪判刑，放了还好说，而这24名“要犯”则是已判刑立案的，要是随意释放，上面责怪下来真的就不好交差了。
莫雄想了想，对黄仲宏说：“你说得对，你马上以南雄县政府拟一份公文给余汉谋长官，要求释放这批‘要犯’。”
黄仲宏一听目瞪口呆：“你真的要放这批人啊！？”
“放。”莫雄一声沉吟。
“如果万一……”
“叫你写你就写，罗鸡巴索！”莫雄眼一瞪，黄仲宏不再敢吭声。
读到这里，读者或许有些纳闷，这莫雄可是堂堂地国民党少将参议、一县之长，他怎么就凭素不相识的八路军代表云广英一封信，就这么热衷这么大胆地释放政治犯，一点也不害怕吗？
其实，这莫雄早已是“白皮红心”之人，为共产党办事早有“前科”。
莫雄，1891年出生,广东英德望埠人。在广东，莫雄算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出身贫苦，只读了三年私塾，就从英德老家跑到广州打工，在石室教堂当伙夫。16岁那年，还是一个懵懂少年的莫雄，接触了进步思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因此在国民党中可算是元老级人物。1909年莫雄奉命打入广东新军,随时准备策应革命党的武装起义。1911年4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黄花岗起义,新军因受到当局的集体怀疑而被调到白云山,使莫雄与这次起义失之交臂。武昌起义后，广东独立，组成北伐军北上，莫雄先后在广东北伐军中担任排长、连长，至南京恭迎孙中山先生回国出任临时大总统。
此后，莫雄追随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部队中屡建战功。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背叛孙中山，莫雄此时在驻梧粤军担任中校营长兼梧州卫戍司令。在此期间，莫雄秘密接待来梧策动“讨陈”事宜的孙中山副官张猛等人。在莫雄的帮助下，驻桂东的滇、桂共9个旅以及莫雄成功控制的两个粤军团，组成了“西路讨贼军”,并由莫雄担任前敌指挥官，联军4万余人浩浩荡荡地从西江而下，一举将陈炯明的叛军赶出广州城，为孙中山先生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拥立有功，大元帅府将莫雄从中校营长越级提拔为少将旅长，时年31岁。
在数十年戎马生涯中，莫雄转战宁、沪、赣、闽、滇、黔、粤各地，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国民党中有“莫大哥”之称，又被称为“五色将军”,三山五岳、红黄蓝白黑条条道道上都有他的好友死党，以至于他每每玩转大局于指掌间，又能次次化险为夷，连蒋介石也敬他几分。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杀。正在这时，莫雄被任命为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派去缴粤军两个旅的械。莫雄思想上想不通，但仍然坚决执行命令。谁知仅过一月余，莫雄的十一师又被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缴了械。一场纷扰之后，莫雄终于认清蒋介石排斥异己、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庐山真面目。虽然他与蒋介石曾经私交甚笃，但在思想信念上，从此分道扬镳。
此后，莫雄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军阀混战中。1934年初，在薛岳第二路军驻南昌后方办事处赋闲的莫雄，经“江西剿共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介绍，意外地得到蒋介石的两份委任状，一份是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委任状，另一份是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委任状，另加一张3000元光洋的支票。
拿着这两张委任状，莫雄想，我在北伐、东征时曾对交了不少中共领导人，非常敬佩他们为信仰而献身的精神，要求过参加中共，也答应过帮助中共办事，这次正是与中共合作的好机会，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莫雄马上动身赶到上海，找到了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等几个中共朋友，将两份委任状及组织表交给他们看。
严希纯三人看罢，互相对视一番，谁也没有说话。
莫雄开门见山地说道：“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请你们将这两份组织表拿回去与你们上级商量研究，我莫雄很佩服你们共产党，孙先生说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因此我相信你们的主义是可以救国强国的。假如你们信得过我莫雄，请你们派些共产党员来与我一齐干吧!我当司令，你们来当我的部下。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1934年3月末，莫雄的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以及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式组成。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几乎是中共党员，其中，刘哑佛为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为主任参谋，项与年为情报参谋。
中共上海地下党还利用蒋介石对莫雄的信任，委托他介绍了好些地下党同志打入国民党高级特务训练班，在大特务头子康泽手下任职，又介绍了10多人到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工作。
同年l0月初，庐山已开始下雪，莫雄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开会。开会的地方叫牯岭，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山里山外，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莫雄上山后才知道，这里召开的是策划第五次“围剿”苏区的绝密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200多名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莫雄跟他们大都是老相识了。
第五次围剿计划名曰“铁桶围剿”，是由法西斯德国顾问提出来的。计划出动国民党150万大军，对以瑞金、于都、会昌、兴国为目标的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在指定的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合拢包围。包围半径距瑞金150公里。这个包围是有严密部署的，地图上划分了很多编了号码的格子，哪个部队或单位在何时何地必须到达地图上某个格子所规定的位置，并按规定马上布上铁丝网，预留缺口，装以鹿砦、拒马，构筑火力网及碉堡，并分段建立粮秣、弹药仓库、医院、绑带所，以及有线电话网、中继站等等，这些都有极为周密的布置……
这是莫雄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会议开了一个星期，最后由蒋介石致“闭幕词”，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发誓要在这次“铁桶围剿”中剿绝“共匪”。
这次会议的文件有高高的一大叠，足有一二公斤重。每份文件上都打上了蓝色的“极秘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散会后，莫雄将这些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匆匆下山
踏进司令部时已是掌灯时分。莫雄顾不上吃饭，马上吩咐左右将刘哑佛、卢志英，项与年唤到他办公室。待他们到齐后，莫雄便将从庐山带回来的所有文件从公文包中取出，让他们细看。
刘哑佛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
花了约一个小时功夫，大致看完文件后，刘哑佛与卢志英，项与年交换了眼色，开口问莫雄：“大哥，你说怎么办?”
莫雄胸有成竹：“还有怎么办？十万火急，你们马上拿去交给贵党中央!”
“那莫将军你……”
“我自有办法应对，你们快点动作。”
刘哑佛三人听罢，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由于情报太重要了，不能有一点闪失，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三人商量后，决定由项与年亲自将情报送出去。
三人连夜用密写药水把情报上的要点逐一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接着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到达苏区的路线：由南昌乘车到吉安，进入泰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让项与年装扮成教书先生带上绝密情报出发。
项与年进入泰和县山区后，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国民党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封锁。他只好在山林中穿行露宿，以少量干粮和野果山泉充饥。当到达兴国后，他发现封锁更加严密，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路口均有哨卡，青壮年刚一接近，就立刻被当作“赤匪侦探”抓走。
项与年只得再回到山里寻找时机。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心急如焚的项与年想出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猛地敲下了自己的4颗门牙。
第二天一大早，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与年，头发蓬乱，衣服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国民党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就这样，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于10月7日到达瑞金，将4本字典亲自交到了周恩来和李克农的手上。
当“铁桶计划”被临时中央“三人团”（李德为军事指挥、博古为政治决策、周恩来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传阅后，他们惊诧之余立刻意识到中央红军面临的极度危险。临时中央仓促做出决定，以中央军革委名义发布战略转移的命令。红军由此走上举世闻名的长征之路。由于绝密情报仅限于临时中央极少数人知道，当年就连毛泽东等领导人也不清楚。毛泽东后来知道此事时，曾称赞莫雄、项与年两人功可比天。
再说自从项与年走后，莫雄一直放心不下。1935年3月的一天，他急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他马上乘飞机往贵阳。
莫雄看着这份没有具体内容的电令，有些犹豫不决。心想，为什么项与年一去不返?莫非他被捕了?
怀着这一矛盾的心情，他问刘哑佛：“此行不知是凶是吉?”
刘哑佛考虑有顷，便笑着安慰说：“若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蒋介石用不着叫你乘飞机去贵阳，他只是吩咐你到省城开会，便可以在那里把你抓起来。大哥，你放心去吧!”
果然，蒋介石完全不知道莫雄给他干的“好事”。他是调莫雄来“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要莫雄到川、滇、黔三省交界的贵州毕节当“剿共”保安司令及行政督察专员的。
蒋介石为说明他的意图，叫莫雄把随身的笔记本拿给他，他翻开本子在上面划出了三省交界地图，标出四川古蔺、贵州毕节、云南镇雄这几个县名，蒋介石说：“这里聚散着七八千红军伤病员。你的任务就是剿灭这些残余红军。”为此，蒋介石配给了莫雄中央军六十三师。
接受命令后，莫雄将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部及督察专署的原班人马开到贵州毕节，却设法不让六十三师“剿匪”。
1936年2月，忽闻红军有三四万之众由贺龙、肖克等率领向毕节开来，莫雄遂命令所部撤到了毕节城外十多里的山沟，让红军顺利通过。
蒋介石知道莫雄部竟然一枪未发，放弃城池，让红军过境后，勃然大怒，以“通共”罪嫌疑，将莫雄押往南京军法处关押起来。
1936年6月，在杨永泰的周旋下，关押了150天的莫雄终于被张发奎、陈诚保了出来。
5
就在莫雄积极解救战俘时，华南上空的战云骤变。
1938年9月7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向蒋介石报告：得到情报，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拟同时进犯华南。其登陆地点似将在大鹏湾，现敌已派前驻瑞士公使矢田到香港筹备南侵计划……”10月8日，吴铁城又以急电报告蒋介石：“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四师团一混成旅团大举南犯，或在真日(11日)前后发动。”
但蒋介石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是“谣言”，是日本的“反宣传”，认为广州地区不会发生大的战事。因而不仅未作任何加强广州方面的防务准备，而且向余汉谋要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的手令说：“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只要武汉能守，则粤必无虑。切盼吾兄不顾一切，勉抽精兵一师，以保全大局。”
余汉谋接令后尚未派军北上，日军已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
日军说来真的来了。1938年10月4日，日军第二十一军下达了进攻广州的第一阶段作战的命令。10月9日下午，日军在第5舰队护航下从马公岛出发，于11日晚到达大亚湾口。当时守备大亚湾滩头阵地的中国军队仅有1个营，且对日军的行动毫未觉察。
10月12日拂晓，天上地下，飞机军舰黑压压的一片。在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指挥下，麇集在大亚湾海面的日军，以海空军掩护陆军，向澳头附近实行强行登陆。雪白的火光撕破了漆黑的夜幕，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黎明的宁静。中国军罗懋勋团的一个营寡不敌众，自营长严植以下大部分官兵均阵亡。至下午4时，敌军分乘橡皮艇300只，在澳头附近安然登陆。
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文于日军登陆的当天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余汉谋得知日军登陆后，急命第一五一师以一部固守平山、淡水、龙岗，在正面抵抗，其余各部在附近山地据险固守，即使日军突破正面防线，亦应截击日军侧背；另令独立第二十旅附独立第二团用火车运往樟木头；第一五七师将潮汕、海丰及陆丰防务交保安第三旅及一五七师补充团接替后，赶赴横沥策应惠阳方面的作战。
本来，国军第一五一师的责任是将两个旅在第二线展开凭险迎战，但此时战况却发生出人预料的转变。在日军登陆澳头之后，第一五一师第四五一旅旅长何联芳竟然在日军逼近时轻弃淡水，率部向惠州县城撤退，在淡水长期经营的永久性既设阵地完全没有发挥功效。接着在横岗的第一五一师第四五三旅也只作象征性的抵抗就后撤。日军第二十三旅团在大雨中向惠阳疾进。
14日夜，日军第二十三旅团冒雨攻击惠阳城。守军第一五一师（欠第四三四旅）依托城防工事顽强抵抗，激战竟夜。但日军依赖火力优势，终于在15日拂晓时突入城内。守军撤至柏塘附近继续抵抗。日军于7时许又攻占了惠州，并随之渡过了东江。
惠阳县城失守后，第一五一师甚至不做集结部队的尝试，整师向博罗溃退，整个大亚湾的既设阵地线在两天内完全崩溃。
余汉谋对第一五一师的溃退大为震惊。该师原是余汉谋的起家部队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莫希德是余汉谋的亲信将领，以莫氏的能力与余汉谋的厚遇，这种形态的溃退在战前根本不能想象。第一五一师溃退使整个大亚湾阵线被日军突破，原本应该投入阵地的援军此时云集在增城一带不知该如何使用。
在一阵激烈争吵之后，余汉谋决心将大军部署在广州到增城之间全力固守，并要求已调任总参议的缪培南出任前敌总指挥。缪培南是第四军系统出身的猛将，但他知道余汉谋并没有固守的实力和决心，因而坚决不肯承担这个责任。余汉谋无奈之下，只好指派他的亲信将领、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在增城朱村设立指挥所，构筑临时防御工事，以应付紧迫情况。
眼看广州形势严峻，军事委员会急从武汉抽调在九江以南的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六军从南浔路运回支援广州。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10月15日下午，日军约一个联队在空军掩护下，沿增（城）博（罗）公路向福田进犯。李振球率领生力军，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日军随之改变计划，以有力之一部从响水、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迂回行动，并加紧增城正面攻击，以抑留中国军队兵力。
余汉谋原以为凭借增江之险，可以暂时阻止日军，没想到10日20日早，增城正面之敌沿着增博公路直扑增城。在飞机数十架向增江右岸扫射轰炸和陆军炮兵大炮数十门轰击下，李振师、陈崇范的炮兵团和蒋介石新由湖南方面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兵团，都被炸得一塌糊涂，连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而在左翼掩护作战的梁世骥师还来不及增援，李振师已纷纷向钟落潭方面溃退。敌军安然渡过增江，侵占增城。
日军自突破增城、正果阵地后，即实行追击，以主力进击从化、花县，企图截断广州至韶关之道路。一部则沿广（州）增（城）公路直迫广州，整个战局急转直下。余汉谋只好下令紧急疏散，将第司令总部向粤北清远、翁源撤退。
21日清晨4时，余汉谋、王俊、李煦寰等分乘3辆小汽车撤退，责令司机要在天未亮之前驶过江村高塘。不料途中突遇空袭，敌机上的机枪乱射，他们三人急速下车，走向田边空地躲避，王俊的车被射中了3个枪孔，侥幸躲过一劫。
此时广州已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大批市民四散逃荒，交通拥挤，秩序极其紊乱。沿途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触目伤心！
10月20日，日本侦察机发现广州守军不再进行防空射击，大量汽车与船只拥出广州，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判断国军已经放弃广州。日军一个作战参谋率领两个装甲车中队冲进广州，沿途没有任何部队截击。
10月21日下午，日军第十八师团进占广州。
在福田，第一五三师第四五九旅旅长钟芳峻在广州失守后也率部随第一五三师向北溃逃。
钟芳峻，别字秀峰，广东河源黄村人，出身行伍，由列兵一路擢升到少将旅长。这位旅长一心要与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拼一高下，没想到广东堂堂六万犀甲雄士，抗日卫乡的第一仗竟然不明不白地垮台。望着路边无精打采的败兵，他心中只有无尽羞愧，身为国军将领，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职守？
绝望之至的钟芳峻突然拔出佩枪，对准太阳穴，扣下了板机，以身殉国。
广州沦陷，前后只10天时间，开创了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面积快速失地的先例。广州失守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及军事委员会在战略上的判断失误，致防守力量薄弱而又分散。但第十二集团军各部互不协同及抗击不力，也是广州迅速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沦陷，全省哗然，全国哗然，特别是国民党在重庆的粤籍中央委员、高层官员们，以及社会舆论，对余汉谋一致愤怒谴责，猛烈攻击。驻美大使胡适也致电蒋介石：“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
广州的失陷，不仅使日军尔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而且使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一定的困难。
“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没甫（‘甫’字是‘谱’的谐音，广东话‘没谱’即荒唐、无章法之意）”的民谣不胫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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