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起，作家王心钢和韶关本地党史专家梁观福开始筹备创作长篇纪实《赤焰》。他们对北江工农军的历史进行集中学习与研究。作为一支地方武装的北江工农军，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湘南起义，这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其征战史亦可歌可泣。许多工农军英雄抛头颅、洒热血，将火热的青春献给了革命和人民，值得敬仰。《赤焰》把讲述时间放在1927年4月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前后，直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并重点介绍了周其鉴等革命烈士的背后故事。故事分为三大块：
一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要北上武汉，其中发生了什么；
二是北江工农军是如何参加南昌起义的，又是如何随军南下的，经历了哪些战斗；
三是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些农军战士如何回乡重树义旗，组织暴动，最后随朱德部队参加湘南暴动，会师井冈山。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赤焰》第四章：束甲北上。
1
5月2日，乐民见到罗琦园的第一句话竟然是：“罗总指挥，我差点就去见马克思了。”
原来，4月19日上午那天，乐民在韶关与罗绮园辞别后，就偕同副官包平，带着南韶连讲习所100多名学员先步行回乐昌。当走至距乐昌县城三十公里左右的乳源桂头圩时，乐民让讲习所学生在此宿营。
他看看表，才过正午，时间尚早，便雇了一只小渔船，和包平化装成渔民，冒险上乐昌。
因是上水船，全靠拉纤，经过回头岭时，乐民想到这里常有土匪出没，不禁有些紧张。或许是船小人少，一路未见异常。乐民正庆幸之际，不料船行至距离乐昌十公里水程的麻风洲，突然从后面追来五条大汉，人人手持驳壳枪，大声吆喝停船，并抓住岸上背缆的船夫，将小船拉至右岸。
乐民和包平二人都没带武器，无法抵抗。这五条大汉跳上船，将他俩捆绑，威迫船夫把船划至江中，准备在那里将他们劫杀。
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一队农民武装巡逻队沿河岸迎面而来，他们认识乐民，见乐民被劫，马上向匪徒们开火，匪徒见对方人多，丢下乐民两人仓皇而逃。
事后，乐民打听到，“四·一五”后，乐昌农民动员起来，分别组成武装巡逻队，巡守各交通要道，防范反动地主的进攻，是以他和包平才侥幸得救。
罗绮园听了也为他们捏把汗。“好在你们乐昌农运搞得好，农民都武装起来了。”
乐民问：“工农军都撤出来了吗？”
罗绮园说：“是的。昨天正好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我们在市区召开了一个北上誓师大会。我和周其鉴、卓庆坚等北江工农军总指挥部负责人都有出席。我作完动员讲话后，全场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回广东来’等口号，气氛热烈。大会结束后，部队高举犁头红旗，浩浩荡荡踏上了北上征途。”
“我们出发时已是下午，当晚在桂头宿的营，今天上午才到达乐昌集结。”周其鉴补充说，“朱云卿所带的军校学生，从南雄赶来，要稍后才能赶到，统一到郴州集中。”
“不急，仁化农军下午也到。各部汇合后，明天一早就出发。”乐民把话题一转，“现在担心的是，我们武装力量走后，反动分子趁机会杀回来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又得遭殃。”
罗琦园说：“我们是得防反动派这一手，一些骨干分子能走的尽量跟我们走。当然，我们也要留下一些骨干力量，让他们把农民组织起来，继续与土豪劣绅作斗争。我们的队伍迟早会打回来的。”
当天下午，由宋华带领仁化农军140多人赶到了乐昌。
这宋华是中央农民部特派员（中共党员），一直在北江地区从事农运和武装斗争。仁化农运负责人蔡其民这次没有北上，便请宋华带队。
周其鉴把全体农军集中在一个操场，向大家阐述了当前广东的形势。“我们这次退出广东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胜利归来。但各位如有因家庭关系或有其他各种困难不能跟随北上的，可以自由返回原籍，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向你们的队长报告，各县队长请于今天下午4时前将名册送到指挥部。”
周其鉴说完后，队员们叽叽喳喳议论开来。各县队长立即分头进行登记，除了少数因有家室之累而不能参加北上者外，志愿参加北上的计有1000多人。周其鉴将他们重新编成三个大队，配齐枪支弹药。
在这些骨干中，周其鉴看到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庞，既有中共北江地委负责人卓庆坚、侯凤墀、卢克平，也有清远的赖松柏、李业，曲江的欧日章、梁展如，乐昌的陈德钊、李光中、杨高林，仁化的谭甫仁，还有工军的甄博亚、李甫等。枪杆子在手，这些昔日的工人农民，俨然成了革命军人，一个个干劲十足，士气旺盛。
第二天拂晓，部队踏上征途。细雨霏霏，天色沉沉，平添官兵们离情别绪。毕竟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家中有老有小，最担心的还是地主反动武装对家人的报复。山谷里传来“布谷”“布谷”的欢叫声，这本是耕种季节，他们却要为了革命而北上，难免有些惆怅。
他们走的是当年北伐军北上所走的线路，路并不好走，先要爬蜿蜒陡峭的九峰山，再越过有天险之称的蔚岭关，足足走了一天多，中途夜宿了一晚，后经塘村，进入湖南境内的良田。由于有雨，他们一路戴笠披蓑穿草鞋，衣服都打湿了，不少人脚也走肿了。
时任北江农民军校政治教官卢克文回忆道：“开始北上时，是雨天，我们行李带得很少，连帽子都没有要。一路下大雨，路很滑，特别是从八里排到乐昌九峰岭那段路最难行，记得侯凤墀同志两条大腿都烂了，另外有个同志穿草鞋，平时又没有走惯路，结果脚皮烂，他就将衣服扯下一块，垫在脚底再走。这种情况在路上不断发生。”
欧日章平日喜欢唱山歌，他见部队走得太闷，便唱起一首客家山歌鼓舞士气：
身上挂驳壳枪子，手上拿起驳过多枪，
崖（我）郎去打仗，依都呀都喂都喂，崖（我）郎去打仗，
四十八军都唔（不）调，单调广东革命军，
依都呀都喂都喂，广东革命军。
周其鉴拍手叫好，大伙跟着唱了起来。
5月8日午后2时，部队抵达郴州。是日天朗气清，郴州数万工农群众举行盛大欢迎会，标语写着“欢迎广东农军来播革命的种子”,欢迎这支来自广东的工农军，并送上粮食等慰问物资。
会上，陈嘉祐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北江工农军的全体将士们，你们为了祖国大业而抛家舍业地北撤，这种义举很让我陈嘉祐感动。你们的义举，将会载入青史。我陈嘉祐保证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地支持你们，保护你们，愿你们在今后的行动中，发挥最大作用。”
全体官兵无不欢欣鼓舞。
随后，陈嘉祐与罗绮园、周其鉴和乐民等开了个碰头会，商讨工农军的建制等问题。
陈嘉祐说：“我师入湘后，已由原第二军教导师改编为十三军教导师，你们北江工农军亦相应编为十三军补充团，我看就由乐民任团长，李资为副团长，每人发给一套军服。你们对外仍可沿用广东工农自卫军的名称。目前，我教导师师部及师主力驻守衡阳，一部分部队驻守郴州，你们工农军可到耒阳去整训。”很显然，他已把工农军纳入自己队伍序列。
罗绮园想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
周其鉴说：“既然工农团已是部队建制，那队伍内原来大、中、小队的建制也应改为营、连、排，并把原北江农军学校第二期学员和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队员编入其中，不要再分工军和农军，南韶连政治讲习所学员除大部分调教导师任政治宣传员外，所余30多名学员也分配到各营连。这样，对部队的管理与训练都较为统一与便利。”
“好，就这样定了。我还有事先走，你们抓紧到耒阳集训，时机成熟了继续北上。”陈嘉祐说毕，起身告辞。
陈嘉祐前脚刚走，后脚便来了中共郴州县委负责人夏明震。其兄夏明翰就是后来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著名烈士。
夏明震在大哥夏明翰的引导下参加革命，是广州农讲所五届学员，毕业后一度派往南雄搞农运，以后返回湘南。罗绮园曾当过广州农讲所所长和教员，周其鉴当过教员，夏明震对他俩以先生称之，再加上有南雄工作的经历，与许多人都熟悉，见到北江工农军像见到亲人般，特别热情接待，想方设法在衣食住行上给予周到的照顾。这让刚踏入异省的队员们倍感亲切温暖。
第二天，由朱云卿率领的北江农军学校第二期学员100多人也赶到郴州，他们是从仁化长江圩那边斜穿过来的，随即被编入队伍中。此时，工农军总数有1200多人。
5月10日，北江工农军离开郴州，继续前行，经永兴、资兴，于5月14日到达耒阳，迅速投入紧张的训练。他们都穿统一的服装，头戴蓝帽，身穿白上衣、青色裤，颈部系一条红领带，脚打绑腿。每人配一支步枪。
耒阳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是个山区贫困县。身处异乡，工农军遇到诸多困难，训练之余还得搞点劳动生产，解决一些生活困难。
这天，周其鉴拿着一份拟发给武汉政府中央农民部的电报，请罗绮园签字。
罗绮园见电报上谈到部队的处境，不禁皱眉。电报中说：“药品、医生、医具甚缺，队员删日死一人，垂死者数人，病者四十余人，抚览病死，欷悽歔楚。回顾广州，尤深愤怨。愿钧部其重教之。”
“这样下去如何得了？你要与耒阳的中共及群众组织建立密切的关系，求得他们的支持，让伤病员得以救治。”罗绮园指示周其鉴，并问，“当地工农武装搞得怎么样？”
“耒阳正在加紧建立工农武装，准备对付湖南反动军阀及当地土豪劣绅的进攻。但他们的武器装备相当差，只有很少的枪械。大部分是大刀队、梭镖队。他们见到我们武器装备整齐，很是羡慕，摸着我们手中的枪不愿放手。他们同时也很高兴，说天下工农是一家，见到广东工农军兄弟有如此好的武器，愿我们能多打反动军阀和土豪劣绅，为天下工农长脸。”周其鉴顿了一下，继续说，“这里民风纯朴，当地农会对我们给予很大帮助，经常送柴送米送油盐。有的百姓尽管困难，但还是将家中农产品低价卖给我们。我们官兵甚为感动。然而耒阳实在是太穷，难以供应我部这千多人的粮食。我们可谓是有钱也买不到米。为节省粮食，原来一天三餐改为一天两餐，其中还有一餐是喝稀饭。虽然挨饿是一件难受之事，但战士们仍然乐观面对。大家想，为了将来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自己苦一点又算什么？”
“这怎么能行？总不能让大家喝西北风啊？”罗绮园书生出身，平时只管写写文章，没管过油盐柴米这些具体的事。
“我们也在积极想办法，欧日章已多次带人到较为富裕的衡阳购粮，有时还到洞庭湖一带采购。因路途遥远，来回跑一趟也不易。衡阳还相对近些，最苦的是去洞庭湖购粮的战士。洞庭湖地区虽说是个鱼米之乡，但那里湖匪出没无常，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购，买到粮食后更担心被抢，一路上枪不离身，夜不合眼，确保粮食安全运回来。”
罗绮园说：“有粮食就好了，告诉官兵们要抓紧训练，并做好随时开拔武汉的准备。”
“这方面部队抓得很紧，请放心。”周其鉴说。他心里也清楚，耒阳只是暂时驻扎地，他们的目的地是武汉，离党中央更近些。只是部队离广东越来越远，有些战士思乡情绪加重，更应做好思想工作。他们毕竟还是农民啊。
罗绮园说：“你们先在耒阳抓紧训练，我想先到长沙去探个虚实，再上武汉与中央取得联系，争取部队能早日北上武汉。”
“行，叫欧日章陪你去吧，好有个照应。”周其鉴知道现在长沙较乱，心里有点不放心。
周其鉴对湖南农民运动还是向往的，因为在广州开了农讲所，前五期都是广东人任所长，唯有第六期是个身材魁梧的湖南人，他说一口湘潭话，一般人不认真听还听不懂，但他讲课富有激情，喜欢深入浅出地讲述大道理，深受学员的欢迎。更难得的是，这个师范学校出身的乡村老师，热衷于农民运动，经常下乡搞农村问题调查，写出了高质量的中国农村问题报告。周其鉴曾在农讲所当兼职教员，也写过不少农村调查报告，跟他有许多交流和切磋。要问这个农讲所长是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毛泽东。
只是周其鉴没想到，因湖南农运搞得过于火热，国民党右派反弹也甚是激烈。就在他们到耒阳还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就发生了“马日事变”。这差点打乱了他们北上的步伐。
2
说到“马日事变”，不妨先介绍一下事变制造者许克祥。
许克祥是湖南湘乡县人，湖南讲武堂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25年任黔军第四师独立旅旅长，北伐时被唐生智收编。1927年春，许克祥任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驻防长沙，并兼任长沙市市长及市公安局局长，长沙的党政军警权基本集中在他一个人手上。
那么，为什么叫“马日”呢？因为按照电报的代日韵目，平水韵上声第二十一韵目为马，而许克祥发动事变那天是5月21日，故曰“马日”。
马日事变前夕，中共在湖南实行轰轰烈烈有土地革命，斗地主，分田地，其中被斗的地主豪绅中有不少是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官的家庭。这些军官闻知家中父亲等亲人被土地革命的农会斗争，有的还遭到了杀害，心中很不服气，甚至极大地不满。“老子在北伐军中出生入死打北洋军阀，你们却在后方整我们的亲人，分我家的田产，我们是那么好欺负的吗？”这些军官们吵闹起来，吵到了湖南省主席、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那里。何键本来就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两湖工农运动相当之不满，而且怀有深刻的仇恨，在蒋介石的唆使之下，他在汉口召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反共清党，图谋军事叛变，推翻武汉国民政府。
5月17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革命，何键立即响应，率领部队在湖南各地屠杀工农，他们先是残害了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和常德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后又占领了益阳县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机关，缴了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的枪。
随后，何键委托其心腹军部中校参谋余湘三到长沙，取得了湖南代省主席兼军事厅长张翼鹏的支持，选定许克祥独立三十三团充当叛军主力。许克祥本是个在军阀厮杀中东奔西投的亡命之徒，加之他老家的父亲遭到湘乡农民的斗争，所以他对共产党和农会也是刻骨仇恨。一经余湘三的游说，许克祥的劲头就上来了，毫不犹豫地充当了反共先锋。
5月19日晚，三十五军驻长沙留守部队开始进行公开挑衅。收缴了工人纠察队十多人的枪支。许克祥部唆使伤兵对维持秩序的工人纠察队无理取闹，并进行毒打，还放出了“工会你莫凶，三十三团用炮轰，农会你莫恶，我们要你脑壳”的狠话。刹那间，长沙城上空笼罩着恐怖的气氛。
5月21日早晨，何键令其部将常德所有革命团体包围起来。工人纠察队进行抵抗，军队就用枪关机扫射，当场就有共产党员、工农群众八80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当晚11时许，1000多名荷枪实弹的叛军，在许克祥的指挥下，分几路向长沙城内各革命机关进行突然袭击。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湖南省特别法庭、国民党市党部及工运训练班、党训练班等均遭到叛军袭击。到22日上午，长沙市内被捣毁和被袭击的革命机构多达70余个。叛军在长沙整整地捕杀了一夜，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达100多人，被捕的40余人，被临时拘押的不计其数。叛军还将原先被革命政府关押的土豪绅全部释放。
血腥大屠杀不仅发生在长沙，在衡阳、常德、溆浦、湘潭、湘乡和浏阳等湖南各地同样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据统计，在马日事变后的半个月之中，湖南全省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工会、农会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
5月21日那晚，罗绮园和欧日章正在长沙，一个晚上枪声、破门声、叫喊声不断，两人都不敢入睡。第二天一早，他们决定分开走，罗绮园在陈嘉祐秘书徐君虎的掩护下，先到徐君虎家乡新宁县躲避一阵。而欧日章则冒险回耒阳向工农军报告情况。
周其鉴听说欧日章脱险归来，心情急切，下楼时不小心一脚踩空，扭伤了脚……
听完欧日章讲述“马日事变”消息，工农军全团上下，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许克祥这个欠下共产党血债的刽子手，恨不得马上杀到长沙，去扒他的皮。
欧日章传达罗绮园的指示，说大家在这关键时刻头脑一要保持清醒，现在湖南境内反共气焰嚣张，何键部队随时会南下，对年轻的工农军构成威胁。为避免与装备精良的反对军队发生正面冲突，我军必须迅速撤离耒阳，以保存实力。
周其鉴觉得有理，特别是目前从长沙到武汉的交通已被切断，部队暂时无法北上，只能另择他路。他忍着伤痛，让总队长叶文龙召集指挥部负责人开会，商讨部队去向。
正在开会中，负责到衡阳购买粮食的赖福林急匆匆回来报告说，他和谭亚平等7个同志到衡阳购买粮食，在将买到的2000多斤粮食运回途中，得知衡阳的敌军正在调动要来围攻农军的消息，便连夜先赶回来报信。
叶文龙当即说：“现在形势危急，部队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改编为陈嘉祐的部队；二是上山打游击。目前，还有四个月的粮食，大家看怎么办？”
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被收编，主张上山打游击。
叶文龙干脆地说：“既然如此，总部就把粮食、经费分发，交由连队保管，每人十二块大洋。各连自己解决后勤供给问题。”
周其鉴则认为，部队不能随便解散，还是等待罗绮园总指挥回来再说。
大家经激烈讨论，达成共识，决定先将部队撤到靠近湘粤边的永兴县十八都（现为鲤鱼塘镇）驻扎，以避敌锋芒。
十八都是永兴─资兴边境枢纽重镇，被誉为“永兴粮仓”。部队到达十八都那天是6月4日，正逢端阳节。这里的鸡鹅鸭很便宜，12个大仙一只大鹅，18个仙一斗米（12斤），队员们好不开心，美美地打了一顿“牙祭”。
7日，罗绮园回到十八都。他对周其鉴说：“事变发生后，我致电陈嘉祐，要求协同湖南民众，成立湖南人民指挥委员会，援应长沙工农暴动。但身在衡阳的陈嘉祐为避免激怒何键，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过，陈嘉祐对工农军与反动军阀誓不两立的举动还是给予赞扬，要我们切勿轻举妄动，静观局势变化。”
周其鉴说：“中央农民部也派了两位特派员来到十八都，说武汉的党中央领导很关心我们，要求我们就地开展革命斗争。万一工农军不能北上武汉，便在当地建立粤湘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当地农军联合一块上山打游击。工农军总指挥部与永兴党组织对上级的意见均表示同意，双方已着手做打游击的准备工作，以应付复杂局面。我们还与当地反动武装打了几仗，让他们不敢轻意妄为。”
“这样才对。我们好不容易抓了一支武装，不能轻意放弃。”罗绮园说。
两人正谈着，乐民进来报告：“韶关家乡来人了。”
罗绮园一直担心工农军离开后韶关的情况，马上站起来说：“我们看看去。”
3
从韶关来的3名农会会员，分别来自乐昌、仁化和曲江三县。他们一路风尘仆仆，四处打听，好不容易找到队伍驻地。见到亲人后，他们顾不得喝水，就迫不及待地讲起家乡发生的一件件悲惨之事，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来自乐昌的会员先开口。“乐昌县自农军北上后，反动县长刘应福彻底撕下伪装，在很短时间内就滥捕了乐昌农会干部以及革命群众300多人，公然枪决了县商会主席、理发工会主席、附城乡会农会主席和坪石镇农会主席等多名负责人。地主豪绅的反动武装趁机报复，疯狂地搜捕农会积极分子，不少农会会员及革命群众的家被抄，家中所有一点点值钱的东西全部被没收，被抄家的人只有逃跑在外，不敢回家。”
乐民插问道：“我家怎么样？”
“你家也被抄了，所幸还没有抓人。”
仁化第五区农会会员谭燕球打断道：“我们仁化县情形更加悲惨，地主豪绅向农会反攻，被抓的农会干部、农会会员、革命群众有100余人，全部关在仁化县监狱里面，每天被严刑拷打，已经奄奄一息，如再不回去营救恐怕就来不及了。”说到这里，早已泣不成声。
周其鉴给他端上一杯白开水。“慢慢说，别着急。”
周其鉴知道，仁化是农民运动负责人阮啸仙亲自发动领导的。1925年7月，阮啸仙来到仁化董塘开展农运，不久便将目光盯在当地两个积极分子身上，一个是廖汉忠，另一个是蔡卓文。
廖汉忠是个普通农民，祖籍在粤东。他为人正直，对地主剥削农民那一套很看不惯，但又无可奈何。1924年他回老家探亲时，亲眼目睹了海陆丰一带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回到董塘之后，便偷偷地将海陆丰情况告诉村里的年轻人。年轻人听后一个个怦然心动，期盼有人来仁化领导农民与地主做斗争。正好在此时，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谭昆来到仁化，开展农民协会筹建工作。之后，中共广东区委又在派阮啸仙前，陆续派了宋华、黄克、刘战愚、叶凤章、林子光和侯凤墀等共产党员到董塘，点燃了廖汉忠等年轻人的心头之火。
而蔡卓文出生于董塘安岗村一户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蔡攸春精明能干，既种田又经商。他苦于自己没什么文化，便送蔡卓文去上学，希望儿子学成后好能接管家业。蔡卓文不负众望，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但他不愿接替父业，而是想从军报国。他在广东护法军讲习所结业后，加入了陈炯明的援闽粤军，做了个文职军官。1925年春，蔡卓文因母亲去世回到离开几年的家乡。廖汉忠找到蔡卓文，希望他能留下来一起筹建农会。蔡卓文对廖汉忠十分欣赏，答应料理完母亲后事后就与廖汉忠一道组织农民协会，不再回部队了。廖汉忠大喜，联系了一大群年轻人来与蔡卓文见面，这些人中有刘振平、黄梅林、刘建中、邓祝三、李载基、李立基、李翠基、伍牛仔、刘三凤、邹耀胜、刘素丰、刘子祥……后来大多数成了仁化农会的骨干。
阮啸仙的来到，给蔡卓文、廖汉忠他们增加了信心。在阮啸仙指导下，仁化宣传农会的工作火热进行中。他们除了逢圩日上街演讲之外，还编一些揭露地主恶霸罪恶、宣传革命真理的小话剧四处演出，并高举写有“锄掉封建剥削”、“铲尽地主豪绅”的横幅到各乡村游行示威。这些行动使地主们诚惶诚恐。1925年8月24日，仁化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安岗乡农民协会成立，由蔡卓文担任农会主席。随后，蔡卓文、廖汉忠趁热打铁，推动各地成立农会。到1926年夏收前后，全县成立了30个乡农会，共有会员9000多人。1926年冬，蔡卓文、黄梅林、刘振平等农会骨干到韶关进行短期培训，并在培训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农军主力北上之后，仁化农军队伍力量大为削弱。时任国民党仁化县清党委员会主任谢梅生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机已到，纠集1000多名喽罗对革命群众痛下杀手，共杀害十多名农会会员，逮捕农会干部、会员以及革命群众100多人，全被关进了监狱。仁化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谢梅生一伙则天天喝酒享乐，酒后趁机发酒疯，朝天乱开枪，说是庆祝清党成功。
同样的屠杀场面也在曲江等地上演……
听完家乡来人的诉说，北江工农军指战员怒火冲天，纷纷要求立即返回韶关，给反动武装予以痛击，救出关在监狱里的农会兄弟。
周其鉴、叶文龙等负责人则另有考虑，毕竟上级交给工农军的任务是北上武汉，如果中途全军折返，势必影响大局。再说广东反动军队势力强大，工农军势单力薄，纵然全队杀回，也犹如羊入虎口，于事无补。因此，负责人们尽可能做劝说工作。
但眼看亲人被抓被杀岂能见死不救？最后，权衡再三，指挥部决定兵分两路，让乐昌、仁化、曲江三地的部分农军杀回韶关，其他人员留在原地，待机北上。
6月8日，北上农军一部分由梁展如、蔡卓文、叶风章和邓祝三率领，马不停蹄地南下韶关。在此之前，乐昌籍农军约40人已由特派员陈德钊、副大队长薛仰圣率领，先行回乡。这样，留下来的队伍只有600余人。
临行前，梁展如和欧日章道别，叮嘱欧日章一定要把曲江来的部队带好，无论多大困难，都要坚持到底。
而欧日章更是要梁展如回去一定注意安全，毕竟大部队已离开韶关，斗争异常复杂。
永兴当地反动武装听说北江工农军有部分队伍南返，以为有机可伺，事先在距离永兴县城三十多公里的鲤鱼塘设下埋伏，想打农军一个措手不及。
然而，这帮反动武装想错了，北江农军南返官兵心里早窝着一把火，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回去报仇。敌人的出现正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筒。战士们将仇恨凝聚在枪口上，射出一颗颗复仇子弹，打得敌人狼狈而逃。
6月24日，南返农军赶回仁化董塘，与当地农军和湖南汝城一个中队的农军汇合，计有好几百人，共商攻打仁化县城计划。
时近拂晓，天底愈发变得黑沉。黑暗中，几百条黑影子蠕动着接近县城。
“砰、砰、砰……”，这是梁展如首先开的枪，火光划破了黎明前黑暗。紧接着，“枪声”接连不断地响起，这是邓祝三将点燃的鞭炮放进铁皮桶里，听起来犹如机关枪声。
县城里，敌人在睡梦中听到如此激烈的枪声，还间杂有军号声，以为是大部队来攻城，吓得掉了魂，躲在房里不敢出来还击。
仁化县县长刘笃培连忙爬起来，偷偷从县衙下水道里爬了出去，走时，还不忘带上半年来在县长任上搞到的大洋。这是一个既要钱又要命的家伙。
天大亮时，县城被攻破。冲进县衙的农军找不到反动县长，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县衙。而冲进监狱的农军，则用斧头劈开大门，砸开大锁，将关在里面的农会干部和革命群众80多人解救出来。
被关的人死里逃生，见是自己人来救，激动心情无以言表。
国民党广东当局闻之震怒，迅速派来重兵镇压。面对强敌，参加攻打仁化县城的农军各自分散，有的上山打游击，有的就地隐藏起来。还有的农军则重回永兴，追赶北上的农军。其中，梁展如等负责人上澌溪山打游击，叶凤章等因战斗中受伤，回家养伤。暂时隐藏。
最悲壮的是北江工农军中队长邓祝三，他因战斗中受伤，不便上山打游击，暂时藏到岳父家养伤，谁知竟被出卖。
邓祝三的岳父见邓祝三带伤进门，深怕这共产党女婿会给家中带来灾难，还听说举报一个共产党可以得到许多大洋。于是这个狡猾凶残又财迷心窍的老家伙不动声色地安排邓祝三住下，暗地里向敌人告密。
很快，邓祝三在家中被抓走。敌人如获至宝，因为邓祝三在当地农会和农军中也算是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封官许愿，金钱美女，邓祝三不为所动；严刑拷打，烙铁烙胸，邓祝三决不屈服。敌人无计可施，决定杀一儆百，选择热闹的圩日，将遍体鳞伤的邓祝三和仁化一区农民筹备委员会姚子昭一起游街出众，并押赴刑场。
邓祝三一路上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到了刑场，敌人按邓祝三跪下，他硬是不跪，使尽全身力气高喊着“共产党万岁”“农会万岁”。牺牲时，年仅25岁。
扫一扫，关注广东残联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