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五章：粤北会战。
1
1939年3月，正是李花盛开的季节。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三华李树犹如一片白雪笼罩。翁源三华李始种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粤北唯一以原产地命名的水果。余汉谋爱吃三华李，每年三华李成熟时，他都要叫人送几筐到广州来尝个鲜，可今年到了三华李的家乡，望着这一树树的李花，他心里却是苦的。
自广州失守后，余汉谋埋头苦干，少说多做，厉兵秣马。日军随时有北犯韶关的可能，他做着一切迎敌的准备，特别是老战友薛岳将军在湘北打了一个漂亮的长沙大捷后，他也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余汉谋就未雨绸缪，把翁源三华镇确定为抗日后方根据地，在这里秘密建了四座地下室，作为总部指挥所和储藏重要物资的国防工事，其中位于三华中学“步谦亭”东北侧后山窝的一座是总部指挥所，占地面积五六十平方，挖地十米，全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周壁厚80厘米，室顶加盖80厘米厚的钢板，即使敌人投下重镑炸弹也难损毫发。此室有一厅一房，依靠排气扇通风，还加设防毒气装置，大门是防燃隔热的铁门，里面电灯通明，架有五六台电话和一部电台，余汉谋可在此自如地指挥部队。
地下室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地表树林茂密，草木丛生，远望连田仟佰，果树成林，一派田园风光。有一条公路蜿蜒于山林间，小汽车可直达地下室门口。在地下室外的不远处，还盖有几间简易木房，可供余汉谋日常办公和食宿之用。遇有空袭，人员可迅速撤入地下室。1938年冬，日军空袭三华，把地下室外的木房炸得稀巴烂，躲在曲尺防空壕的士兵也被炸死，地下室指挥部却安危无事。
余汉谋打听到，在翁源周陂镇，曾出了一个著名的抗倭大将陈璘。
那是在明万历年间，日本史上人称“战国第一奇男子”的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积极从事对外扩张。1597年7月25日，丰臣秀吉大肆入侵朝鲜，兵力达14万多人，如狼似虎，狂风卷席，并一举歼灭了朝鲜水军。明朝廷倾全国之力援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翁源籍将军陈璘率5000名广东兵、500艘战艇，从广东出发，不远万里，驰援朝鲜。
1598年2月，陈璘升任御倭总兵官兼水军提督，掌管整个水军。同年8月，丰臣秀吉病死，日军计划分三路从海上撤退。当时，中朝联军水师主力2.6万人，战船约800艘，部署在古公岛一带海面，陈璘任主帅，邓子龙、李舜臣为副帅。最先获悉日军撤退情报的陈璘，决定在露梁以西海域阻击日军。
11月19日丑时，日军上万人、战船500余艘，遭到中朝联军三面合围，一场惊天动地的海战轰然展开。炮火连天，短兵肉搏，浮尸如萍。中国老将邓子龙、朝鲜水军名将李舜臣壮烈牺牲。陈璘乘胜挥师西进，毁倭船七八百艘，斩溺倭兵两万余人，将倭寇首领石曼子击杀于半海，生擒倭帅平正成、平正秀而归，并与陆路刘延军夹攻顺天日军，取得了露梁海战的彻底胜利……
也许，陈璘将军没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330余年后，当年的倭寇打进了中国，打进了他的家乡，敌机把当时的翁源县城翁城夷为平地。
顶着火热的阳光，余汉谋来到陈璘的家乡——周陂镇龙田村陈太保祠里，祭祀这位“岭南抗倭第一人”。面对着陈璘的画像，他感到异常愧疚，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奉上祭联：
专征伐以讨倭夷辽海建奇功民族英雄名不朽，
闻鼓鼙而思将相国人崇祀典大明太保庙长兴。
当地一位族长为鼓励国军抗日，特将陈璘将军唯一留传于世的七律诗录下，赠予余汉谋。余汉谋甚喜，将它挂在自己的地下指挥所以自勉：
幼习干戈未习诗，三公何必苦留题？
绝发结绳牵战马，拆袍抽线补军旗。
江南美景君曾志，塞北风寒我自知。
胡夷百万临城下，为何不去吟首诗？
此时的余汉谋充满雪耻之心。他暂时放下党派之争，只要对抗日有利对复兴第十二集团军有利，他什么方法都敢试，什么人都敢用。他知道共产党最擅长做政治思想工作，得请他们来为他的第十二集团军官兵鼓劲，为此，他亲到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找云广英。
云广英向余汉谋建议，要想复兴第十二集团军，必须通过整军来建立政治工作，以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要重视培养青年军官，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同时要在军事布置上以主力控制北江战略要地，以适当力量控制西江与中区，以防止日军北进或西进。
余汉谋连声表示赞同，说做政治工作是贵党的强项。北伐时，就是因为贵党的支持，才确保了北伐的胜利。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贵党派干部到第十二集团军开展政治工作。
云广英说，支持友军抗日，建立广泛抗日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我一定把将军的意见转达我的上级。
借着热乎劲，云广英向余汉谋提出要求，韶关山长水远，与上级联系不便。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能否设一台电台，以保持和延安联系？
余汉谋满口答应，这个好说。
云广英见余汉谋答应得这么爽快，自然十分高兴，因为从此，不仅是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而且中共广东省委也可利用电台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进行联络。
送走余汉谋后，云广英迅速向张文彬反映了与余汉谋见面的情况。
云广英告诉张文彬：“余汉谋为了挽回声誉和巩固其广东地位，与其亲信李煦寰等达成共识，认为目前应采取忍让态度，内部要积极进行补充训练，提倡卧薪尝胆、明耻教战的方针，如能打几次胜仗，情况就会好转。根据这个方针，余汉谋抓住日寇占领广州后只顾巩固广州外围，暂停北上之机，对所属部队进行大规模整训，即在翁源南浦成立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分期分批调训各级军官，同时准备广泛招收从广州撤退到西江、北江一带以‘抗先’为骨干的战时工作队以及省内爱国知识青年，在翁源江尾香泉水举办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政工总队，并将这个机构纳入南浦军官补训团的编制。”
听完云广英的汇报，张文彬指示说：“根据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的方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派一批党员进步青年进入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这样既有利于加强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又可在军队内部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问题是，我们的人该如何进入政工总队呢？”
“这个好办。目前，政工总队正在公开招考队员，考场主要设在韶关、梅县和及第十二集团总司令部驻地三华，队员们可以以集队名义或者个人的名义去报考。”
“我看这样吧，抗先队、香港回国服务团、澳门四界救灾会归国服务团以及广州蓝白剧团都是由我党秘密领导的团体，可以集体名义报名参加，其他人可以个人名义报考。”
翁源属纯客家地区，家族聚居围楼（围屋）的传统已有很长的历史。客家围楼在翁源遍布各乡镇，其中，在翁源江尾镇，保存有明、清时期建造的古代客家围楼就有59座，最有特色的是葸茅村的八卦围和南塘村湖心坝的客家楼群。而香泉水村（今名长江村）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古老山村，进入村中，可看到各式围楼，有三角形、四角形、五角形和曲线形的，外墙质料均用砖石砌结，虽经漫长岁月的冲刷，仍然巍峨坚固。
3月中旬，政工总队正式开学，年轻的学员从各地纷纷到达香泉水驻地，像一群欢快的小鸟，给这个偏僻的山村带来了蓬勃生机。
政工总队部设在香泉水陈氏祠堂内。总队长龚楚是乐昌人，他原是红七军参谋长，红军长征后，原本留下来坚持游击斗争的他，离开队伍，主动投靠国民党，成为中共知名的叛徒。如今国共合作，余汉谋让他担任总队长这个角色，面对昔日的战友，他多少有些尴尬。
总队下分两个大队，分别驻在香泉水河的南北两岸。以第一大队的一、二、三、四中队（全部男学员）驻在北边村庄，大队长是黄植虞。第二大队的五．六、八(全部是女学员)中队及独立区队（全部是广州撤出的艺协和蓝白剧团成员)驻在南边村庄。大队长是何清元。香泉水村没有大房子，学员们便自力更生，在村口的山坡上临时搭建了一座可容千人的大棚厂，作为总队的课堂，并在离此不远较为平坦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大操场。
政工总队训练的内容分为军事和政治两部份，军事方面由各级队长负责，政治方面由总队训育室主持，政治教官很多都是全国知名的进步人士和名流学者，如张育康、林楚君、豢致、王鼎新等都是很有名气的人物。政治课程有《日本侵华史》、《国际形势》、《三民主义》、《抗战文学》、《日语口号》和《军队政治工作》等，各中队均有政治指导员三人。他们是原第四战区政治大队成员，并且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尽管抗战时期物力艰难，条件艰苦，但这批青年学员纯洁热情，朝气蓬勃，精神焕发。虽然身上穿的是领来的并不怎么合身的士兵服装，但他们书报不离手，嘴里常哼着激昂的抗战的歌曲。
李煦寰，字彦和，1896年生，广东惠州人，早年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辛亥革命后，入北京陆军医学院。旋留学法国，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从法国归国后，他历任第一军政训处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部、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特派员，擢中将衔，深受余汉谋器重，负责组织政治工作大队和政工总队，致力于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
李煦寰颇有书生情怀，很崇拜其同乡、民主进步人士邓演达先生，希望自己训练出来的政工人员像北伐时期的政工人员同样有威信、有能力与权力。由于李煦寰比较开明，训育室工作人员采纳合理建议，在各中队中由学员选出“工作委员会”(相当学生会)实行民主管理。因而，当时学员开展各项活动以及学习的方法，可以说基本上是仿效“陕北公学”和“抗日大学”的做法。连“抗大”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都张贴或写在课室和营房门口，张文彬第一次到这里时，有点进延安“抗大”校园的感觉。
不仅如此，学员还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和进步的书刊，韶关的生活书店经常派人到香泉水来推销进步书籍，各中队的墙报，内容丰富多彩、不论形式或内容都宥相当的水平。学员还经常举行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大家共同进步。每逢周末晚上则举行游艺晚会，场面热烈，或由各中队表演节目，或由独立区队演出抗战戏剧，使学员们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其中独立区队演出的《流寇队长》一剧感人至深，远近驰名。
政工总队成立伊始，中共广东省委青委书记吴华直接领导这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并成立以政工队员廖锦涛为书记的中共地下工委，在各中队成立党支部。据统计，当时整个总队有学员800多名，其中，中共党员210多名。这足见中共广东省委对总队的影响。
同年10月，政工总队队员们结业派出工作。每十五人为一队，分别派到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团去，一个团派一个队，有些师部也有一队政工队。每一个政工队以中队为基础，配备一些共产党员和骨干力量，并适当搭配一些女同志。此外，还编了一个80人左右的政治大队，直属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领导，简称为“新政大”。
政工队员正式派出工作后，原来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政工总队这个训练机构撤销，改为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总队长由李煦寰兼任。并指令各师(旅)政治部主任兼任副总队长，各团的政训室主任为政工队长。但是实际工作完全是由政工队去做。
在结业仪式上，李煦寰对余汉谋汇报说：“这班‘细佬’朝气蓬勃，到了前方，士气当为之振奋！”
余汉谋如获至宝，令李熙寰放手让他们工作，并交代说，大战即临，正是他们用武之际，这些政工人员愿带兵，就给他们当连、排长，作下级军事干部，以加强我军的基干力量。
于是，队员们高唱着抗战歌曲下到部队，犹一团团热火在燃烧。
同志，你听：抗日的歌声四起；你看：大旗在火光中高举；我们热烈地相聚，也热烈地别离。学习、斗争，斗争、学习，工作中锻炼自己，握紧锋利的武器——马列主义，抱定坚定的立场，抗日救国。努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拥护革命领袖，反对汉奸、托匪、日本帝国主义……
这批政工队员可谓是及时雨，刚下到部队不久，战争的风云随之降临。
2
1939年，自第四战区成立后的1至10月间，过渡了一个平静的时期，除了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于2月间被日军占据和鞭长莫及的潮汕于6月下旬失守外，主要的正面，仍保持着对峙状态。张发奎正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做好战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张发奎治军是重实效的，余汉谋的部队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实战，没有大战的经验，尤其是有“惧日”心理。因此，张发奎在加强对基层军官的集训同时，每隔一个多月就发动一次实战练兵，找日本人当陪练，前后共主动向日军发动了４次袭扰战。这一年的粤北操演，第十二集团军不仅取得了作战经验，其作战素质取得惊人的成长，而且熟悉了粤北地形。
广东在三水、花县、增城、石龙一带是三江冲积出来的平原，但以北以东则进入丘陵地带。尤其佛冈以东的良口、牛背脊、梅坑、青塘一带，地形破碎，人烟稀疏，层峦峻岭，最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张发奎抓准了这点将第十二集团军长期部署在纵深狭窄的山区作为决战的战场。这也是后来粤北会战致胜的主因之一。
张发奎的袭扰和威胁，让日第二十一军烦不胜烦。为改善态势，该军于1939年８、９月间向大本营建议对第四战区和第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韶关发动一次攻势，歼灭第十二集团军主力，将占领区扩大到翁源、英德附近。日军还想以此战鼓励和支持汪精卫建立华南傀儡政权。11月15日，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第二十一军的作战计划。但这时第二十一军正在进行南宁作战，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又将第三十八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从日本本土拨归第二十一军序列，遂行向韶关的进攻作战。
第二十一军待各部队集结完毕后，以第十八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第一〇四师团（师团长滨本喜三郎）和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组成向韶关进攻的兵力，预定12月26日开始行动。但12月18日南宁昆仑关方面战况趋紧，第五师团告急，第二十一军决定改变韶关方面作战计划，将作战区域由韶关缩小到翁源、英德，开始攻击的时间提前到12月24日，以便尽快抽出兵力向南宁方面增援。
却说11月15日桂南会战打响后，正在桂林开会的张发奎顾虑着西江方面第三十五集团军和第十六集团军接合部的空隙，担虑着广州湾的被袭及西江侧背的安全。他匆忙离开桂林，巡察西江防务，并急电余汉谋做好迎战准备。
果如张发奎所料，为策应桂南的作战，不让粤军入桂支援，驻广州的日军在粤北发动牵制攻势，企图从广州往北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占领韶关，在翁源以南地区歼灭余汉谋部主力，将占据区扩大至英德、翁源。日军这一招很阴毒，如果韶关沦入敌手，以长沙为战略部署中心的第九战区其后退决战战场的整个后方将对日军开放，后果不堪设想！
张发奎不在曲江指挥，余汉谋有点惊慌失措，赶忙任命有大战经验的缪培南为前敌总指挥，并召开战前分析会。
第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张达汇报说：“这次进攻，日军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据可靠情报，广州日军的主力有南支派遣军一〇四师团、十八师团，加上从日本新调来的精锐部队近卫混成旅团，共4万余人投入此战，统一由日第二十一军司令长官安藤利吉中将指挥，部署分三路进攻：左路以一〇四师团1万人沿粤汉铁路进攻银盏坳、源潭，经英德直犯曲江；中路以近卫混成旅团1万余人，由从化良口、佛冈进犯翁源；右路以十八师团1万余人沿增城、龙门一线包抄。日军这个部署，显然企图中间突破而席卷两翼，达到侵占曲江的目的。”
余汉谋眉头一皱：“我军方面目前如何部署？”
“我军作战方针是固守既设防线，部队作守势防御配备。部署黄涛第六十二军于右翼，守备清远、氵琶江、佛冈至水头之线；张瑞贵第六十三军为左翼，守备从化良口、牛背脊，增城派潭、东洞、龙门地派至新丰梅坑之线；缪培南第六十五军为总预备队，置于曲江乌石、马坝和翁源新江一带，策应各地区的作战。”
余汉谋自知没有与日军打大仗的经验，必须让张发奎回来坐镇。他说：“立即与在南路巡视的张向华长官取得联系，请他速回曲江。”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张发奎远在西江，交通不便，一时赶不回来。而从11月下旬开始，战斗已经打响。余汉谋在三华总部随时关注着前线送来的战报。
开战之初，日军沿粤汉铁路向清远银盏六十二军一五二师阵地猛扑，激战甚烈。该师吴麒营长以下官兵多人阵亡。其后六十二军一五七师及六十五军一五八师、一八七师先后在银盏坳、伯公坳与及源潭等据点与敌反复争夺，激战十余天，双方伤亡不少。
在争夺伯公坳一战中，国军第一线官兵，冒险犯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为掩护部队冲锋，六十二军一五七师九四〇团机枪第二连连长陈剑甫亲自当重机枪射手，对敌猛烈扫射，身受重伤，不肯后退一步，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机枪班长见状，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并大喊：“为连长报仇！”话音刚落，又中弹阵亡。接着，几个机枪手前仆后继，先后都牺牲，最后，整个机枪班只剩一人生还。足见当时战况的激烈，以及国军士气的旺盛。由于日军重炮十分厉害，而国军没有重炮，九四〇团一线部队损失了约四分之三，官兵伤亡惨重，只得撤出伯公坳阵地。但他们坚信一定会打回来的。
尽管中国军队顽强战斗，不少据点得而复失，但未能遏止日军北进。在日机轮番轰炸的掩护下，日军采取钻隙迂迥战法，致使中国军队处于两翼被包围态势。12月中下旬，敌左翼进至河源，右占翁源的官渡，来势凶猛，韶关异常震动。
余汉谋陷入痛苦的深渊，经过一年的厉兵秣马，不但不能雪耻，反而又失陷了粤北。一年前失守广州时举国滔滔的谴责，仿佛又将践踏他军人的名誉。情急之下，他又像上次广州那样，打算逃啦。他给手下的电令是“敌人有进犯韶关企图，本总司令部特移南雄，并饬前线各部队撤退到南雄县、始兴县地区，继续抵抗”。
逃跑前，他还不忘将英德县青塘、翁源官渡所存的弹药、器材、粮食、被服等的仓库进行烧毁。烧毁时只听爆炸声隆隆，乌烟冲天，远近见闻，民众误以为敌军已窜犯英德青塘和翁源三华墟总部所在地，纷纷逃离。
此时，省政府已迁至连县，韶关只留下省主席李汉魂带少数随员坚守。余汉谋命令韶关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执行“焦土政策”，火烧韶关，并发下了几百罐五加仑装的煤油，作为烧韶关之用。
莫雄接到命令后，心情格外沉重。
早在日寇进攻大坑口之前，余汉谋已命令各地将接近敌人150公里左右的大小道路一律破坏，挖了无数道深沟，有的深达数丈，以此“抵御”日寇。莫雄对焦土政策十分不满，曾当面向余汉谋提出：“敌人尚未打到跟前，我们便将自己的动脉切断，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我们应积极运动，阻击敌人，这才是真正的抗战。”但余汉谋不以为然。
现在，莫雄接到余汉谋亲自下达的火烧韶关命令，望着古色古香的风采楼，心中非常矛盾与不安。韶关城这个历史文化古城若毁于一旦，数万市民将会在火海中愤怒声讨自己这个恶魁祸首的。不!不能烧!他下定了决心，在日寇进攻韶关的真正威胁未到来之前，决不烧城。
莫雄速传保安司令部情报组长陈锡，面受机宜，吩咐他将煤油罐分放到全城各街头巷尾，做出要火烧韶关之状，以掩余汉谋耳目。但在未接到他的命令前，绝对不得点火。
布置停妥后，莫雄通过各种途径，密切地注视着大坑口日寇的军事动态。
此时，进入翁源境内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经新江、翁城、官渡、六里，一直打到三华墟，沿途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在三华，日军把余汉谋的地下室洗劫一空，又用炸弹炸毁。
日军原本想继续进攻翁源龙仙墟，沿途遇到以肖亚彬为首的十几个抗日小分队的阻击，不明虚实，加上四处道路都被破坏，只好暂时驻到周陂新街。当晚，日本兵把抢来的花生油放到大锅里，将棉被当灯芯彻夜点燃，光照如昼。又架起一堆堆篝火取暖。兽欲强的日本兵找不到年青女子，连老妇人也不放过，轮奸完了，还把树枝捅入被轮奸女子的阴道中……
第二天一早，日本兵撤离，除了能带走的东西外，把整个周陂新街烧得一干二净，未能走脱的居民被烧得焦黑……
3
粤北战事吃紧，张发奎于12月27日快马加鞭赶回韶关指挥作战。陈诚、李济深也奉蒋介石的命令前来韶关督战。
张发奎素来主张“以攻为守”，决心以主动制敌机先的战术行动，对敌施行机动的攻击。他在全面了解敌情后，用指挥棒对地图一指，分析道：“我们要以凌厉攻势来摧破敌人的企图，决不能令部队以守势施行逐次抵抗，因为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100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逐次抵抗，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离、战线拉长的机会，予以各个击破。”
他放下指挥棒，果断地说：“命令，作为从九战区来韶增援的第五十四军，由曲江向大坑口、新江墟、翁源方向急进，向敌攻击；右纵队除第六十五军之一部扼守主阵地要点外，集结主力于佛冈、水头附近策应各方面之作战；第六十二军所部向从化、良口间钻隙迂回截击敌后，攻占从化、增城以北地区。左纵队以一部固守沙田、梅坑、新丰之线，以有力之一部尾击地派以北的敌人并把它歼灭。同时命令，东江指挥所主力由惠州向龙门、左潭、铁岗截击敌后，第二游击纵队积极袭击新丰、龙口、江村之敌。第三十五集团军暂二军，即由四会向清远沿北江西岸夹击敌人。第六十三军进击北江东岸，截击敌后之交通。”
下达命令后，张发奎对战争给予乐观的期待，如果我正面能拒止敌人，从中间突破，则敌人必将陷于分离状态，广韶公路方面之敌，必将受多方面之优势兵力压迫而崩溃。
余汉谋听后，心中有了底。
最能领悟张发奎“化攻为守”战略意图的是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黄涛是广东蕉岭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28年任国民党军上校团长。后留学德国。1934年回国，历任石井兵工厂厂长、陆军第一五七师师长兼厦门警备司令、第六十二军军长。他指挥部队素以强悍著称。
牛背脊位于从化县城之北约40公里，是翁从公路线上的一个墟镇。这里山地连绵，峰恋重叠，流溪河环绕于东南北三面。当中有个村名叫军营村，从这村名可知历来是军事上一个要隘。广州失陷，国军退守粤北防线，牛背脊也被划为主阵地。但在12月20日，负责固守该地的一八六师遭到日军主力近卫师团进攻，稍接触即轻易放弃牛背脊，向北远逃，致使敌人如入无人之境，直迫沙田、梅坑等处，对粤北部队形成大包围之势。
此时，余汉谋电令正由铁路方面回到佛冈，集结休整的六十二军，放弃佛冈撤至上呔、下呔东西线一带山地防守拒敌。
黄涛军长认为这样消极防御、被动挨打于己不利，马上用有线电话打给余汉谋，大胆提出两个主张：“一，既然敌军倾巢来攻，广州必定空虚，我率六十二军直攻广州，这是上策；二，我率本军由佛冈水头墟附近向牛背脊、良口敌之据点攻击，截断敌之后路，俟攻击奏效后，再向吕田方面席卷而上，对沿翁源从化公路突入梅坑以上敌军后尾部队而攻击之，使敌之后方联络线完全陷于断绝，这是中策。”
余汉谋听了这些主张，一时无法答复，只嘱黄涛暂时保持电话5分钟（此时电话不易通话），俟其与王俊副总司令、张达参谋长商量之后，再作决定。
经过漫长的5分钟等待，黄涛终于等到余汉谋的命令：“进攻广州是攻据点，不容易。纵然攻入，亦不易守。不如就近攻击牛背脊、良口敌之后方联络据点较为稳当。就照你第二个主张行动可也。”
在做出反攻命令之际，余汉谋还不忘向重庆的蒋介石表决心，准备牺牲到底：
汉谋率直属部队亲赴前线，以策全面之作战。幸而成功，则上赖总理之灵，钧座之福；万一中途挫折，亦达求仁得仁之目的，而不负钧座平日牺牲到底之训示。
反攻命令下达后，缪培南六十五军为总预备队，由张瑞达六十三军正面邀斗，掩护黄涛六十二军之战略迂回。12月27日深夜，六十三军易守为攻，猛扑日第一〇四师团。该师团一时反应不过来，阵脚大乱之下，一退数里。
而六十二军则以第一五七师练惕生部为前锋，悄然从佛冈绕道从化，朝日第十八师团腰翼，冷不防地一刀捅过去。27日早6时，该师九四〇团集中迫击炮、重机关枪等火力，掩护第三营攻击前进。同时派特务连一排迅速抢占牛背脊西北端的最高峰——尖峰山。当晚敌人放火烧山，该排士兵利用石岩躲避，未遭伤亡。
翌晨，日军以为尖峰山的国军将士全被烧死，10多名日本兵带着军犬，大摇大摆地爬上山来搜索，年仅20多岁的特务连一排排长何铁南手握轻机枪向敌猛烈扫射，当即毙敌5名。日军立即派兵向山头发起进攻，该排又以集中猛烈的火力把敌人压得不能抬头。有几个日兵拼命仰攀着，被国军士兵的手榴弹收拾了。
日军异常恼怒，调动大部队进攻，成百敌人出现在对面山头，以钢炮、机枪向一排密集射击，掩护部队强攻。何排长见伤亡甚大，命令部队转移左侧山头再战，坚持了两昼夜（饿了一天），牵制住敌人。这一场战斗，该排士兵39人壮烈牺牲，何排长只带着7个人生还。
驻扎在牛背脊墟内的是日军后勤兵站和仓库，其东西北三面的高地都有据点，工事坚固。每个据点的敌兵虽不过一百数十名，但有犀利的枪炮。27日下午1时，经过激战，国军九连排长胡邦雄、班长张三首先带队冲入牛背脊墟。牛背脊一战，国军虽伤亡官兵约200名，但毙敌亦不少。日军一个大队近2000人被打垮，并缴获物资一批。
余汉谋见反攻顺利，不由得大喜过望，不顾本身兵力空虚，马上令缪、黄两军再组织迂回，沿国军阵线两端两翼展开夹击日寇。
12月30日，粤军将正面日军全部打退，仅敌近卫混成旅团仍在翁源附近徘徊。国军五十四军陈烈军长当机立断，令该军十四师向翁源攻击前进。近卫旅团骤见国军精锐五十四军，认为援军大队已到，无心恋战，立刻撤退十余里，稳住阵脚。
1940年元旦，曲江军民惊讶地发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军委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委李济深与张发奎长官一道出席了曲江的新年团拜。一些消息灵通人士几天前就已经谣传着前线失利，曲江即将不守。但是精神奕奕的张发奎长官却宣布，日军已被我军包围，歼灭在即。新江、翁源公路方面的敌人，在第五十四军的攻击下，已开始退却。英德附近铁路正面的敌人，也从县城撤至连江口。
其实，听到敌人退却的消息，最感欣慰的是张发奎，这次主动攻击的处置无疑是正确的，它使敌人的退却行动受到莫大的威胁。
团拜会上，大家举杯相庆。
李汉魂笑着说：“韶城最紧急之时，南华寺虚云方丈送来六祖代求之一签云：‘大地忽回春，无限真消息；目前生意多，管甚开荆棘！昔年会种善根来，今日仍然得其力……’”
张发奎笑曰：“感谢佛祖保佑，胜利后代我敬一高香。”
莫雄也端起酒杯说：“我也得敬六祖一高香，韶关城差点在我手毁于一旦啊。”
“此是虚惊一场，还是莫大哥临危不乱。”余汉谋有点尴尬地笑笑，“日寇现虽已退回广州，但预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以后一定会加紧北上进军，这样，维持粤北这个抗日后方的安定局面，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莫大哥在大小北江影响很大，我想让您出来担任第四战区北江抗日游击区少将司令官，不知意下如何？”
莫雄欣然领命：“抗日救国，乃我之愿，愿听余长官差遣。”
这次战役于1940年1月26日结束，史称“第一次粤北战役”。该战役共打死、打伤、俘获日军3966人（此为国民党公布数字，日军公布说日方死伤1574人），中国守军也付出巨大的代价，国军伤亡官兵11099人，其中阵亡6564人。
粤北战役的胜利，保卫了粤汉铁路和粤北地区，挫败了日军逼降的阴谋，支援了桂南的抗日作战。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长李煦寰动员政工队员们打起了宣传战，尽可能放大胜利效应。他们很快就印了一本小册子叫《粤北大捷》，出捷报，贴标语，演小品，说敌人尸横遍野，缴获战利品堆积如山。同时发动韶关市各界召开“第一次粤北会战大捷大会”，会后组织各界慰问团，携带锦旗食品，分别赴翁源、英德各地前线开展慰问活动。
在重庆，蒋介石得到粤北大捷的消息很是高兴，撤销了在广州沦陷时余汉谋所受的记过处分，六十二军军长黄涛以作战有功，受到记大功一次的奖励。而参战的官兵每人领到犒赏费2元。其中，在牛背脊一战立功的九四〇团共领到犒赏款1200多元，但团长李友庄心中却不是滋味，战前全团出发人数是1800多人，而战后全团人数只剩下600多名，损失官兵人数约在三分之二左右。
张发奎并没有被胜利所蒙蔽，对这次粤北作战他有比较清醒的评价：
这一次战斗的价值，虽然因评判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假如他能以一个光耀的成功，来结束这次作战的话，那就是1月7日，他们除恢复了1939年11月20日前原来的态势后，1000余敌人之骸骨，埋葬在北江的草莽中，数十辆汽车之战利品，进入他们的仓库，以及敌之倭奴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以颓丧之面色，屈膝他们的前面。他们虽然因力量不足，未能一鼓作气，直捣广州，但敌之出击企图，确已为我们所粉碎，粤北的形势亦趋于安定了。
4
粤北安定了，张发奎非但没有蒋介石的得到奖赏，反而在1940年1月7日，当桂南战况最紧张之时，蒋介石迭次电令，敦促张发奎前往桂南指挥，同时叫他将西江、北江、东江之指挥权移交余汉谋。
张发奎对此令感到困惑和愤懑。因为广东所属西江、东江、北江地区既属他第四战区指挥范围，余汉谋所辖第十二集团军又归他节制，他为什么不可以指挥广东省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战斗，而只能又转而去指挥桂南之战斗呢？在此之前为什么又可以指挥广东所属西江、东江、北江地区而不能指挥广西之桂南地区呢？真令他百思不解。
张发奎思虑重重，说来说去，好像是一个笑话，他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和责任上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实际上，蒋介石赋予他指挥的则始终只是两广地区之一隅。他现在到桂南赴任内心感到十分踌躇，并不是自己因为桂战况不利而想逃避失败的责任，也不是对于桂南战事抱了悲观绝望的心理，乃是一个指挥职责和效力问题。广西境内的军事，原是白崇禧领导的桂林行营直接指挥的，在这战况不利的时候，临时更调一个指挥官，是战争之忌。他反复掂量，到底是应单独来负起指挥的责任呢？抑或与桂林行营共同负起双重指挥的责任呢？如果他单独负起责任，则对于前期指挥人员，将会发生什么影响？而他又是否能在这种条件下发生什么力量？如果双重负责的指挥，他除将居于傀儡或幕僚地位，还能发生什么作用呢？
张发奎望着天空上一只孤独的老鹰，对左洪涛说：“我已想通了，我遵命将西江、东江、北江之指挥权移交给余汉谋后，我便向蒋介石请病假，带夫人回始兴老家住上一段。”
左洪涛说：“放松放松也好，我陪您吧。”
1940年1月10日，张发奎辞职回乡的当天晚上，曾约李汉魂两次长谈，李汉魂极力劝慰及详加策划，但始终没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只好同意张发奎稍为休息几天，再作斡旋而已。李汉魂在当晚日记中感叹道：“战事尚未结束，有此现状，良非大局之福。予抵有以大局为重，以道义为依归，静看转移也。”
说实话，李汉魂这个省主席也实在不好当。当时广东沿海富裕的地区尽沦敌手，他临危受命，一面刷新吏治，铲除官僚恶习，一面抢救难童，发展战时教育，兴办实业。鉴于当时难民蜂涌，粮食紧张，他曾下令省直机关不许做饭，每天三餐都喝粥，省下粮食赈济难民。
因为有张发奎在后面支持，李汉魂政令还算畅通，现在张发奎去了广西，余汉谋还会这么支持自己吗？李汉魂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余汉谋独掌军权后，他与掌握行政大权的李汉魂的矛盾更为尖锐，后来甚至为“广东省政府是否从韶关迁连州”引发风波。
张发奎失意地走了，而莫雄则带着余汉谋亲自签发的少将游击司令委任状，春风得意地回到英德老家筹建游击区。凭借他在大小北江的影响，很快就组织起4个大队共1600多人的队伍。
说实在的，这支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就其主体来说，只是北江地区的土豪的武装。这些土豪是带着枪参加莫雄司令部的，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其目的只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巩固他们的地盘，要当官发财罢了。
在一次会议上，莫雄向他们指出：“你们把精力都花在做生意上，这样做不好。现在日本军队正在侵略我国，如果灭亡了中国，我们便成了亡国奴，那么你们搞到钱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应该以全力去进行抗战才是。”
但是这些部下却纷纷提出种种所谓困难，莫衷一是。对着这些“大天二”（广州方言，意指恶霸）式的人物，莫雄也拿他们没办法。
面对着司令部内腐败的情况，莫雄准备设立政治部。
筹备好后，他将计划呈上余汉谋。却未被批准。余汉谋另派了杨朴如、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朱小仲等10多人来他司令部组成政治部，并由杨朴如任主任，黄桐华为副主任。不久余汉谋改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成立第七战区北江游击干部训练所，莫雄被任为少将所长。
该训练所分4期对原来的游击队进行训练，每期400人，训练期为三个月。所谓训练，其实就是整顿这支乌七八糟的队伍，莫雄当然一百个赞成。结果那些土豪劣绅土匪兵痞无意接受正规化训练，多因怕辛苦和不自由而自动离队。第一期训练刚办起，便跑了大半，结果要由黄桐华等人去招募新兵来接受训练。莫雄对他们说，凡是愿意抗日的青年人，你们都把他给我招来。
在这期间，莫雄惊喜地发现由第七战区政治部派来的黄桐华、何俊才、林名勋和黄漫江等人很可能是共产党员。不但他们的作风、气质与他在1934年那个江西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署及保安司令部里认识的共产党人极为相似，都是那样精力旺盛，作风正派，专心工作，认真负责，而且言谈之间，其坚决抗日救国之声，大大区别于国民党的政工人员。
莫雄心想，好啊，共产党又来到我身边了！他决心再演江西德安一幕，来个“白皮红心”，与蒋介石斗法。
于是，莫雄将训练所的组织大权交给了黄桐华等人，由他们去物色对象，组织训练，并支持他们将“团结抗战，反对投降”的标语四处张贴——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内所忌讳的口号，只是特务们还不敢干涉到莫雄名下罢了。
扫一扫，关注广东残联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