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第三章：战时省会。
1
韶关，时称曲江。其市区韶州东临浈江，西临武江，南为浈武二水合流，汇成北江，空中俯瞰，宛若一舟。作为粤北重镇的曲江，据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1924年，孙中山在这里督师北伐，打响北伐第一枪。
此刻正是下午1时，李大林坐在人力三轮车上，沿着河堤悠悠地走着，路旁的紫荆树上，几朵紫红的小花在寒风中摇曳，远眺江面，横跨着两座军用吊桥。桥附近的河面上，停泊着五六只小船，两个壮小伙子正在撒网。
李大林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四处走走，翻翻当地的史志。了解些风俗人情、沿革掌故，以便联系群众，开展工作。
作为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显然也没想到广州会这么快丢失。当日寇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时，他以省委的名义指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号召队员和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省动员委员会的战地工作队，开赴战地，直接参加保卫广州的战斗。
“抗先”的这一战斗号召，马上得到广大青年的响应，两三天内，就有大批来自各行业的青年背上简单的行囊，纷纷前来报名参加。
说到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成立，还应追溯到1937年12月9日。中共广东党组织倡议通过联合开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纪念活动，把广东和青年抗日团体统一起来。这很快得到“学抗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和各大、中学校抗日团体的响应。1938年1月1日，广州市学生抗敌救亡会、救亡呼声社、青年群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中大附中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抗日先锋团等八个团体联合公开发表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发起宣言》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大纲草案》，宣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成立，号召全省青年“集合到抗日先锋队来”，“建立巩固的富于战斗性的青年统一战线”。
同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下设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抗先的工作。5月，省委把陈恩、黄泽成、唐健等的党组织关系转交省青委书记吴华直接领导，在抗先工委会中秘密建立了党团，进一步加强了党对抗先的领导。经过抗日救亡运动的锻炼，抗先团结了广大爱国青年，巩固和发展了组织。1938年10月，参加抗先的青年已达2000多人，队员遍及广州大中学校、工厂、农村。从1938年1月至10月，通过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介绍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的青年计有千余人之多。
10月19日晚，抗先全体队员以急于赴战的激昂心情，参加了七万人的保卫广州火炬示威游行。游行前，余汉谋、吴铁城等国民党军政大员，还装出慷慨激昂的样子作了“训话”，声言“誓与广州共存亡”。但是，游行完毕，刚散队回来，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的抗先队员从增城前线赶回总部报告说，国民党守军已经溃退，大约天亮时广州就能听到日军的炮声。
云广英也派人紧急通知李大林，广州濒临失陷，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省党部等将北迁粤北曲江，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也将跟随北撤，要李大林早作打算。
在此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并没有制订这方面的应急方案。李大林与中共长江局巡视员黄文杰一起，紧急召集在广州的省委负责人开会，果断做出省委机关立即迁往粤北，原在广州的党员分散转移到各地农村。
李大林部署说，目前，留在广州的共产党员——包括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两个领导机关以及抗先队中的党员——有300多人，加上抗先队员200多人，总人数为600人左右，这是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党在广州地区经过艰苦努力而逐步积聚起来的抗日骨干力量。现省委决定，将党员和抗先队员编在一起，以“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合法名义，整队撤离广州，转移到全省各地农村，成为开展敌后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
为了解国民党省政府何时撤退，抗先队长邓明达打电话到国民党广东省动员委员会探问情况，电话没人接，又打到国民党省市党部，号码拨了一次又一次，也没有打通。而窗外，只见昏黑的街道上人如潮水，他们肩挑手提着箱子衣物，携儿带女拥向江边码头。
邓明达只好派几名队员在黑夜里分头到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去看个究竟。被派的队员到省党部后，只见门户洞开，四周死寂，进入屋里，电灯开不亮，用手电筒一照，抽屉翻倒，纸屑撒满地板。不问而知，国民党的党政大小要员早已走空。
李大林指示“抗先”立即转移到市区对岸的芳村去，避免陷入日军包围。
20日，市区一片混乱，老百姓扶老携幼纷纷逃难。西关一带，国民党宪兵和警察因为抢东西分赃不均，互相开枪射击。李大林与省委几名同志夹在混乱的人群里，走到长堤海关大楼附近，碰上七八个汉奸便衣队员。这些民族败类明目张胆地胡乱放枪，搜劫逃难居民。李大林一行好不容易才挤到黄沙码头，跳上小艇，来到芳村抗先临时驻地——真光女中。
邓明达报告说：“我们这几百人的队伍手无寸铁，有事无从应付。幸好有个队员的哥哥是兵工厂厂长，一家都已逃光，屋里藏有枪支，他带我们到他哥哥的住所，把枪和子弹取了出来。”
李大林大喜，说：“有了枪，我们就主动了，为了大家的安全，要迅速制订撤退计划。”
邓明达说：“我计划把队伍分成东江、西江、北江、中区四个区队，其中，东江区队要到敌后去，他们计划分乘小艇在珠江河上绕道前进。其余三个区队沿着广（州）三（水）铁路向西行。”
李大林说：“好，我随西江区队行动。”
10月21日上午，冒着敌机的轮番轰炸，李大林随50多名抗先队员，徒步沿广（州）三（水）铁路向西撤退，面对日机的肆无忌惮，大家既是悲愤又是无奈，全副武装的国家军队尚且仓惶逃窜，手无寸铁的百姓岂不任人宰割？
敌机不断在低空侦察扫射。广三铁路上涌流着惊惶的人群，路旁丢满了箱箱柜柜，也有哇哇啼哭的被父母丢下了的婴孩。这些年轻的抗先队员，大多数是没有走过长途的，但是深重的国仇家恨激发起来的抗日热情激励着他们。回头北望，广州在隆隆爆炸声中升起了无数浓黑的烟柱。近晚，他们走到人心浮动惶恐的佛山镇，才知日寇就在当天下午侵占了广州。
他们在佛山停留了半夜，又继续沿铁路西行。一路上，遇见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官员们。这些官员是坐上满涂泥巴的小轿车逃命的。一听到飞机声，他们弃车奔向路旁藕塘的污水中，全身蹲在泥淖里，只露出戴有绿色钢盔的头来。他们还感到不安全，又用抖颤的双手，擎着荷叶把脸孔低遮着，惊惶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活像乌龟从水里探出头来。
10月25日，李大林一行到达四会县境。10月27日，抗先队员在四会凤翔岗举行了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推举邓明达任抗先总队长，陈恩、梁良嘉任副总队长。
这时，抗先与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取得联系。动委会要求抗先队员全部编入所属战时工作队。抗先总队领导经过讨论后，为了取得合法地位和必要的活动经费，便于开展工作，决定将抗先队员全部加入战工队，并征求省委的意见。李大林当即表示同意。
抗先队被编为33个战工队（后又增编东江抗先区队的8个队，共41队），奔赴东江、北江、西江、粤中广大农村和前线，开展抗日宣传和战地服务工作。抗日爱国的进步火种，从此在广东各地广泛撒开。
而李大林与梁良嘉率领一路抗先队员，辗转经翁源，到达曲江，找到了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云广英安排他们暂时住下。
云广英向李大林介绍说，广州沦陷前，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全体人员分批撤至翁源，l0月19日，迁至韶关河西西厢乡攀桂坊9号“安园”和邓观麟、邓观娣兄弟的房子内，并租用附近的钟礼泉家作招待所，正式更名为“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
李大林最担心的是其他省委领导的安全。云广英报告说，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广东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林平、宣传部长饶彰风及张尚琼、王炎光等由广州转移到连县，在连县组成了以王炎光为书记的中共连阳特别支部。我已派人通知他们到韶关与你们会合。
不久，林平、饶彰风、余慧、何秋明等经坪石到达韶关市区，与李大林等会合。从此，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正式落户韶关。
随着广州几十万商民随之北迁，韶关一度出现繁荣景象。市区时有大小商店7000余间，尤以风度路、民权路、民生路最为热闹，广州等外地经营者甚多。商品以布疋、百货、中、西药材及土纸、食盐、煤油、火柴、豆类等为主体。各行各业除在市区开店外，一直延伸到东河、西河、五里亭、十里亭等地开设商店，成为全省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货物集散地。
今天遇到冬天里难得的太阳，大街上比平日更为热闹。穿着时髦的俊男俏女款款而过，花花绿绿的美国电影海报四处招摇。风度路边的大大小小商铺，一间挨着一间，吆喝声、议价声、喊叫声，与留声机中嗲声嗲气的流行曲混成一片，南郊一二公里处更是一片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风月场。
每次来到风度楼前，李大林总要停下来，仔细地品味一番。风度楼是为纪念唐代名相张九龄而建的，古人曾题诗赞张九龄曰：“岭海千年第一人。一时功业迥无伦；江南入相从公始，衮衮诸贤继后尘。”尔后各朝代，果真有不少岭南人士在朝廷作大官，诸如宋朝的余靖、明朝的海瑞、清朝的康有为等。
现在的风度楼是抗战爆发前两年张发奎出资倡议兴建的，可惜只建得一半，塔不像塔屋不像屋，倒像一个炮台，全没有古时候的风度楼那种阁楼回廊、雕龙画风的工艺色彩。李大林想，如果自己有幸活到解放，他就建议重建一座最有民族风味的风度楼，成为人民借古鉴今、游览休憩之地，重温“江头烟艇频回首，风度楼前车马龙”的美景。
突然，“呜呜呜……”震耳欲聋的防空警笛拉响了，随即风度楼上高高地悬挂起一个竹编的大圆球。街上，行人和小贩顿时乱作一团，惊喊声、关门声、奔跑声，响成一片。
李大林从人力车夫的嘴里得知，那悬着报警用的大圆球叫“宝光球”。
1938年冬，第四战区曲江防空指挥部成立，詹宝光任该部少将指挥官兼情报所长。防空指挥所设在韶关市五里亭帽子峰脚，各县设分所和防空监视哨岗，形成防空情报网。为减少居民听不清防空广播或钟声而躲避不及造成的伤亡，詹宝光改用竹编大圆球悬挂在风度楼上进行防空报警。第一次警报时挂球，第二次挂两球，紧急警报挂三球。日机飞离警报圈卸一球，解除警报全部卸下，市民一目了然。这种警报很快推广到国内一些城市如桂林、重庆，同时也传到国外。英国率先效法，并称之为“宝光球”。这可谓是粤北抗战的一大贡献。
第二次警报响起来了。富有经验的人力车夫大叫一声：“先生坐好了。”拉着车小跑着拐入小巷，避开拥挤的人群向郊外奔去，刚到一个防空洞前，第三次紧急警报响了，不久，十六七架日式飞机呼啸着俯冲下来，霎时，韶州陷入一片恐怖中。
驻守在帽子峰和曲江桥边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的高射机枪沉着应战，一串串火舌直喷向天空，但仍然抵挡不住日机的狂轰滥炸。一批批日机轮番冲来，一颗颗燃烧弹肆无忌惮地往下投。市区，火车站附近和南门等的数十问房屋、商铺，以及停泊在江上的渔船被炸得火光冲天，血肉横飞。连美、意两所教堂亦未能幸免……
在韶关人民的记忆中，日寇的飞机多次空袭韶关，犯下了累累血债：
1937年8月31日清晨，天刚露出鱼肚白，韶州笼罩在梦一般的淡雾中。突然，一阵轰轰的飞机声呼啸而过，惊乱了人们平和的梦乡，不少人还未清醒过来，可怕的炸弹从天而降。顿时，韶关一片火海，爆炸声不断。
“飞机，日本仔的飞机！”“快跑啊！”“救命啊！”远离北方、远离沿海的韶关，就这样，第一次遭受日机的轰炸。许多无辜民众来不及走避，被炸得血肉分离。
1938年2月21日，日机16架分三批先后轰炸韶关市区飞机场，国民党驻韶炮兵四十二团早已严阵以待，英勇反击，一架日机被击中，拖着长长的浓烟坠毁于曲江桥附近的河中，军民拍手称快。
同年6月16日一场激烈的空战在乐昌、仁化两县交界上空打响。原来，日军空军派出6架重型轰炸机从福建起飞，偷袭粤北，企图破坏粤汉铁路沿线的交通。国民党空军闻报，在南雄机场派出9架飞机截击，敌我相遇后，激战近一小时，国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共击落日机5架，击伤1架。毙日空军机师41人，俘获中岛正夫1人，国民党空军仅伤战斗机1架，消息传开后，震动华南。
但日本人仍不死心，伺机报复。8月30日上午10时，日机17架袭击南雄机场。守军战机9架奋起反击，空战30分钟，击落日机两架，战斗中，大队长吴汝鎏沉着应战，不幸其座机油箱中弹起火坠毁，吴汝鎏壮烈牺牲，南雄军民隆重举行追悼会，南雄机场因此被命名为“汝鎏机场”。
敌机离去后，韶关城沉没在火海中，李人林默默目睹这惨状，一股悲愤直涌上心头。
2
张发奎是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踏上故土韶关的。
1938年，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保卫战。他指挥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八、第七十、第五十四、第二、第四、第六十各军，负责确保赣鄂门户，固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的任务。战斗开始后，张发奎所部的预备第十一师、二十五军之一个师和二十九军团主力在姑塘的守军损失惨重。他“下达变换阵地的决心”，以预备队第四军附一五五、第一八七两个师占领狮子山、张家山、两台岭等为第二抵抗线，掩护主力转移。但这一撤退遭到蒋介石的斥责，认为他想保存实力，叱令他交出指挥权调回武汉，让他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谁想到不久，广州、武汉相继沦陷，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师长以上百余人参加，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应邀参加。会议根据敌我战线情况，重新划分了战区，设八个正面战场战区和两个敌后战区，其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副司令长官余汉谋。
会议期间，蒋介石单独接见张发奎：“向华兄，你此去广东，责任重大。现在广州突然沦陷，军心、民心都不稳，部队士气很低。你任四战区司令长官，一定要重振士气，确保南线安全啊。我想征求你的意见，让你同时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如何？”
张发奎态度诚恳地说：“四战区一职，我会尽心尽责做好。至于省主席一职，本人从军出身，没有行政经验，而且责任过重，我看就不要兼任了。”
“那你认为谁合适？”蒋介石问。
张发奎沉吟了会，答：“要我推荐的话，伯豪是最佳人选。”
张发奎所说的伯豪即是李汉魂。李汉魂，字伯豪，号杰华，又号南华，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六期，和余汉谋、薛岳、叶挺等都是同学，一直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和重要助手。1938年5月，李汉魂奉命为薛岳第一兵团第一路总指挥，在徐州会战中战功显著，国民政府最高当局授予他“华胄荣誉奖章”。同年7月22日，日军进攻武汉，李汉魂奉调参加武汉保卫战，负责指挥南浔线的战斗，取得了德安大捷。所部获“钢军”锦旗奖。
蒋介石知道李汉魂是个文武之才，便赞许地点点头。
南岳会议后，张发奎带着直属部队从湖南平江南下，于12月21日到韶关。12月24日，他与李汉魂一起，来到翁源三华墟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同余汉谋会商，听取他对当前情况的汇报。
日军在攻占广州之后，没有继续北进。这让逃到翁源的余汉谋松了口气，赶紧收拾败军并在粤北部署了一道简单防线。统计损失后，余汉谋心痛得要命。他的第四路军在惠广战役中伤亡失踪官兵近万员，但最惨烈的是装备的损失。第四路军的４个炮兵营、１个高炮营、虎门要塞与１个战车队与在战役中损失了半数以上的火炮，这对第四路军的战力造成致命的削弱。余汉谋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蒋介石对他手下留情，只给了他记大过一次，仍然担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二集团军司令，军权仍在握。
尽管如此，余汉谋对失守广州痛苦不堪，成日愁眉不展，精神颓丧，寝食不安，常以酒浇愁，喝酒必醉，醉后必痛哭。有时，他半夜也会莫名地惊醒，对着残月，不禁泪流满面。
张发奎回粤主持军事，这是粤将们最高兴之事。张发奎在粤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余汉谋和张发奎、李汉魂都是老四军的人，在如此场合见面，更是感触良多。他边大口喝酒边哭天抹泪地说：“我对不起广东父老乡亲啊！”
张发奎见之，心情格外沉重，劝他想开些，说广州丢了，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错。蒋介石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讲话时也说：“广州失陷，中央也要负责。”这说明，老蒋在广州失守前：一直抱着“日寇无进犯华南的企图”的理念，拒不增兵防守，也是要负责任的。
李汉魂与余汉谋同在陈济棠手下干过，有着更深的情谊。他见余汉谋一副痛苦状，便也跟着劝说，我们三个都是广东人，只要精诚团结，一定能把小日本赶走，把广州夺回来。
不过，随张发奎一起回来的吴奇伟在欢迎酒宴上却不给余汉谋的面子。他很不客气地批评第四路军与余汉谋，认为这些粤军同僚简直是粤军第一师的耻辱。余汉谋当席洒泪，并高声保证：“广东人不作衰仔，广州是从广东人手下丢的，广东人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在余汉谋、李汉魂的陪同下，张发奎出席了有各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佐参加的简朴欢迎会。当余汉谋代表全体官兵致欢迎词后，张发奎徐徐站起，扫视了大家一眼，说：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说四句话。第一，我张发奎是由粤军第一师出身的军官，你们第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起来的。有此历史渊源关系，所以我被派来四战区当司令长官，指挥你们，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服从我的命令。第二，我们粤军第一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在两广和大江南北，经过无数次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第十二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放弃了华南重镇广州市，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粤军第一师同人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而且因为广州的弃守，而影响到武汉会战的失败，如果广州不失陷，武汉会战肯定还可能支持下去的。这次来粤前，我赴湖南、广西和四川等地考察，到处都是对你们的批评、指谪，我听了后都为粤军感到脸红啊。第三，我这次来当四战区司令长官，先要整顿部队，恢复作战能力，收复广州和其他失地。其次是整顿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军事设施，消灭敌人。第四，我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决将广东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绝不恋栈。”
张发奎这席开诚布公的训话，引来军官们热烈的掌声。
1939年元旦，张发奎在曲江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此外并调入第九集团军与第十六集团军两个总部。
张发奎厘定了战区防御作战的战略方针，将广东境内区分为５个防御区域。在改组之后，余汉谋不再负责广东防御的战略指导，第十二集团军成为承命于战区作战的野战战略单位。直接由余汉谋指挥的部队被缩为３个军６个师。
为加强第四战区的兵力，原在华中参战的第六十四军与第六十六军回到广东。这两个军返粤时虽然因为战场上的惨烈伤亡而显得残破，但是这两个军已是百战之余，树立了粤军在抗日战场上的威名，也累积了丰厚的经验。其中第六十六军是余汉谋的亲信部队，这批在实战中成长的干部与士兵将对日后整个粤军素质的提升产生关键作用。
余汉谋在第四战区改组之后痛定思痛，对粤军在广州的表现引为平生一大耻辱。他除严饬军纪之外，着意于加强所属３个军的作战技能，特别是强化军官的素质，成立了第十二集团军军官补训团，调用步兵学校的教官轮训中下级干部。
粤军原本就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余汉谋的密集训练改造很快地激起这支部队的抗敌意志。在南京战役大军溃退时，粤军第一五九师代理师长罗策群眼见大军溃散的惨状异常悲愤，挥舞马鞭对溃兵大吼“跟我来，几大就就大，唔好做哀仔（不要做孬种）呀”！在带着一批官兵冲锋时光荣牺牲。这个故事成为粤军教育的一环，出自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嫡系的第一六○师将这段话编入师歌，这个师歌很快在广东部队中流传开来。
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机关撤到湘粤桂交界处的连县。新任省政府主席李汉魂鉴于连县偏于一隅，政治设施、交通条件难以适应战时需要，而韶关无论从政治设施、交通条件和经济能力均比连县优越，因此在首次省务会议上，他提出将省政府迁往曲江。2月下旬，省政府迁至韶州（今韶关北郊黄冈），省党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等也遂将机关北迁曲江。曲江成为广东战时省会，机关、学校林立，文人荟萃，商贾云集。
其时，广东省银行总行于1939年3月曲江马坝矮石村；同月，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部迁至韶州；先后迁来韶州的学校有岭南大学、广州大学、法商学院、仲元中学等。韶州市区的人口从6万激增至24万。为加强战时省会的城市管理，l942年省政府决定在曲江县城设韶关市。1943年11月，韶关市正式成立。
3
李大林让车夫把车停在韶关城北十公里的黄塱坝村一幢房子前，门口挂着“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济总队”白底黑字的木牌，并站着两名国军哨兵。
李大林下车付钱后，匆匆走进院子里，云广英笑着迎出来：“大林，你看谁回来了。”李大林细看他身后站着一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人，认出是张文彬，忙冲上前道：“大张，你总算回来了。”张文彬笑眯眯地张开双臂，与李大林来了个拥抱。李大林一时没回过神来，就嬉笑道：“哟，英国式的。”“有点不惯是吧？”张文彬放开李大林，夸张地仔细端详一阵，也嬉笑一句：“这孩子，怎么瘦了？”
三人坐定后，李大林询问道：“这一路还顺利吧。”
张文彬把军帽一脱，放在桌子上：“还行，就是开始时有点波折。”接着，介绍起回来的经过：
“这次，我可不再是一人回来，而是带着3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回来的，他们可都是难得的军政人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从延安派出60多位同志到华南各省发展工作，我与他们同行。离开延安时，大家都穿上十八集团军的军官服、带上领章，坐几部大军车，浩浩荡荡地出发，辗转了大半个月，才转到长沙。谁知‘长沙大火’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房子也被烧为焦土，一时无法找到党组织，我们的车队便停在公路上，想办法。
“这时，同行的饶卫华见到一位邮差，便试着询问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地址。你说巧不巧，这位邮差正是中共党员，知道我们是延安出来的同志，即带我们找到了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同志的临时住处。徐老根据上级的要求，将60多名新同志分派到各省去工作，其中有30多人派到广东的。我带着他们继续南下，到衡阳时，还见到了叶剑英同志。
“剑英同志向新同志们介绍了广东的情况并指示说：广东各地党组织刚刚恢复，你们到广东的责任首先是建党。在广东的抗日前线、在沦陷区要组织游击队打击敌人。但要注意在国民党后方，则不是搞武装斗争，要搞好统一战线。争取抗日爱国人士共同抗战等等。他还特别提到南雄县长莫雄，他是我党团结的对象，是我们的朋友。离开衡阳后，我们顺利回到韶关。”
接着，张文彬把李大林带到新来的同志住处，一一作了介绍，他们中有王均予、饶卫华、梁鸿均、涂振农、谢阳光和赵学夫妇，郭大同和李殷丹等，其中有些是“抗大”出来的，有些是参加过长征的干部，而王均予原是中共广州市委书记。李大林与他们一一握手，欢迎他们的到来。
三人回到客厅，李大林向张文彬汇报这几个月来广东省委的工作情况，并专门介绍说，省委机关现秘密设在韶关西河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附近的一间民房里，另在韶关设有3个交通站：一是韶关风度中路的“五四”书店，一是西河黄田坝的一间旧屋，对外号称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招待所，一是曲江马坝的“救亡书店”。
李大林同时汇报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的近况。
国民党广东当局过去虽曾在某些方面较为开明，但内部实际上一向派系林立、腐败丛生，广州失陷，此种现象即完全暴露，真可谓到处紊乱、各自为政，严重异常。至去年I2月各方才稍稳定。现在，张发奎返粤，吴铁城撤职，曾养甫调走，李汉魂上台，余森文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这些上层人士为争取群众信仰、建立各自新的基础，都竞相发表进步言论，强调“团结”、“整军”、“惩贪”、“民运”和“进步”等等。张发奎除用旧四军系人物外，亦尽力推荐些较进步分子和启用部分青年。余汉谋则少讲话，颇为隐忍，埋头苦干，整顿内部，招收八百多青年训练，又选进步青年成立政治补习班，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号召“广东人不作衰仔（衰仔：孬种之意）”、“复兴四路军”等。在这一形势下，各种民众团体积极活动，新的刊物应运而生，《新妇女》、《论新阶段》等书籍到处可卖，形成了曲江的新气象。
张文彬听后，略有所思。他转身叮嘱云广英，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会拟在近期召开，南方局将派博古同志前来指导。你们办事处具体负责筹办本次会议，一定要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做好警卫工作。
云广英用手一指，说：“就定在这里吧，这里是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济总队队部，十分安全。我和陈汝棠先生打个招呼，以救济总队分队长会议为名召开会议,这样不为人注意。”
陈汝棠是高明合水镇人，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与余汉谋的私人关系不错，政治上靠近中共，现为国民党中将军医总监。早在1937年12月，云广英就和中共南方工委军委书记林平一起，向陈汝棠建议，组织一批爱国进步青年学生，训练他们成为战时医护人才。陈汝棠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力促余汉谋同意，成立了第四路军救护干部训练班，陈汝棠亲任主任，随即广东省委输送了一批国内进步学生和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参加训练。l938年10月当日军进攻广州时，“救护班”第一中队上前线实施救护，50多名队员英勇牺牲在战地上，当中就有共产党员黄金龙等。他们还参加了四战区长官部的巡回医疗队，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救护伤员，特别是营救了大批难民和难童。广州沦陷后，救护班转移到韶关，改编为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救济总队，下设14个分队，共有队员250人，其中有中共党员近80人，先后有13名党员担任分队长。救济总队改编后，各分队分赴东江、北江、西江、粤中前线和敌后，开展救济工作。陈汝棠曾向云广英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胜寄予中国共产党。
“我党最需要交陈汝棠先生这样的朋友。”张文彬满意地点点头，并对李大林交代说：“你负责通知有关同志赴会吧。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检讨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重新估计战争与国内的环境，确定党的工作基本方针和主要任务。”
“行。”李大林解释说，“不过，由于日本人的占领，现在交通极为不便，可能人员到不齐。”
“能来多少就来多少吧，除了执委、特委负责人，也通知北江的各中心县委负责人参加。”
“我马上去布置。”
1939年1月7日，一个暖洋洋的冬日，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如期在韶关召开。张文彬主持了会议。
张文彬向与会者介绍说，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我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就是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建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南局。接着，张文彬把特地从重庆赶来的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介绍给大家。
博古是抗战时期到韶关指导工作的中共重要领导人，他的爱人张越霞是广东省委的妇女部长。他这次来，可谓公私兼顾。长征后，他改名秦邦宪，重点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他谈吐文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博古在会上介绍说，南方局成立之日，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要改变之时。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政府的策略，逐步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国民党政府也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此，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代表南方局分别到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地参加省委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认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工作方式。
博古特别指出，根据六中全会精神，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避免犯统一战线工作中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错误。对于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应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的灵活对策，绝不能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今后，全党的工作重点在战区和敌后，我们要坚决批判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
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前后开了一星期，确定了当前的四大任务：一、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二、扩大动员组织群众；三、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四、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
张文彬形象地把对各级党组织的要求概括为几句话：“应学习锻炼、学习战争、学习领导战争、全党学习军事、党员军事化。”
博古郑重宣布，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组中共广东省委，由张文彬任省委书记兼抗战动员部长，李大林任组织部长，涂振农任宣传部长，古大存任统战部长，张越霞任妇女部长，吴华任青年部长。
在这个新改组的省委领导班子中，出现了两张新面孔，一个是涂振农，一个是古大存，其中古大存是鼎鼎大名的红十一军军长。
会后，省委主要负责人赴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其中，张文彬到西江特委、中区特委和香港，李大林到东江、北江，涂振农则到赣南。
而此时，国民党内部一股反共逆流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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