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纪实《潜流》由广东省作协残联分会会长王心钢、韶关市作协主席荣笑雨和国家二级作家李迅共同创作，是第一部全面反映华南抗日战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史诗性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主要有广州沦陷、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两次粤北会战，香港营救文化人、东纵建立和中共南委事件等，重点塑造了红色省委书记张文彬烈士的光辉形象，人物有血有肉，丰满可信。作品是基于革命现实主义之上的传奇想象，富有情节性、故事性、传奇性、可读性。通过此书，读者将真实了解到抗战时广东省委的烽火历程，感受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的献身精神。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潜流》尾声：自有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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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掀起了南粤救亡的新高潮。
1941至1942年以涂振农、郭潜、颜福华的变节，谢育才、李大林、廖承志等的被捕，张文彬的牺牲，中共粤北省委和南委机关遭到敌特及叛徒的彻底破坏，工作从此跌入低谷，这就是鲜为人知的“中共南委事件”和“中共粤北省委事件”。
1943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共广东临时省委，把元气大伤的广东省委的工作暂时放在广东地方武装力量东江纵队身上。
1945年7月22日，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林平任书记，标志着中共中央重组中共广东省委。
追踪南委事件中各人物的结局是笔者最为关注之事。
十五年前，笔者偶然在一本党史资料中，读到了介绍中共南委事件的文章，方知道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还发生了一桩鲜为人知的“南委事件”，中共南方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在空前危机面前，各色人物粉墨登场，这里既有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也有各种人性的淋漓尽致地展现，既看到革命者为坚守理想与信仰的坚贞不屈与视死如归，也看到动摇者的懦弱与叛变者的无耻……当时因为资料有限，写成了薄薄的小册子——《南岭黑风——中共南委事件大揭秘》。
这十几年中，笔者总在有意无意中，收集这方面资料。随着各种档案的公开，一些真相与细节渐渐凸显，这方面的人物传记和介绍事件真相的文章越来越多。其中有吴允中根据当年采访当事人写成的《抗战时期江西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亲历者庄祖芳撰写的回忆文章《廖承志遭秘密逮捕关押》和郭华伦著的《中共史论（卷四）》等。同时，李文生、涂有荣编著的《一个人和一方天——方方传》、广东省党史办编的《怀念张文彬》、王俊彦著的《廖承志传》和王曼、杨永著的《峭壁苍松——古大存传》等，让我们看到了南委领导人方方、张文彬、廖承志和古大存等在抗战时的出色表现，也看到了中共广东省委在抗战时的历史贡献。而郑学秋主编的《怀念谢育才》、刘立群的《千里探寻那闪光的足迹》和孙志慧的《桂林“七九”事件三烈士》等文章，则让人看到了悲剧英雄谢育才、苏蔓等的坎坷人生与命运。另外，还有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历史资料，如《莫雄回忆录》、《惊回首——梁广谈革命斗争经历》、《特支十年》和《忠魂——周礼平和他的战友们》（王国梁著）等。
正是有了这些研究者的著述和亲历者的回忆文章，让笔者一步一步地走进历史深处，了解到一些历史人物的最终命运，因而觉得有必要在更大的历史范畴和高度上，重写这一段历史。在此，笔者对那些研究者、著述者和资料提供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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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叛徒们的结局。
南委事件最大的叛徒应该是涂振农。1944年底，涂振农叛变后，到皖南翎县担任第三战区皖南自首自新人员训练班上校政治教官，兼任中统东南区特种干部训练班政治教员。1945年7月，由中统局电令，涂振农担任中统东南区特别工作小组负责人，并给予中统局专员的名义。1948年2月，参加行政院所组织的中央治安考察团，到长沙、广州、曲江、南雄、大庚、赣州、上饶、南康、吉安等地，考察治安情况。1948年9月，涂振农调任中统局研究处下属研究室主任。在中统任职期间、涂振农为国民党训练特务；在赣、宁、沪等地冒充中共名义，印发反革命宣传品；派出人员，建立据点，专门负责破坏中共的阴谋活动；并草拟了《为当前形势和任务告全体同志书》、《对九国情报局的分析》、《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反动文件。
1949年2月5日国民党政府疏散离开南京，涂振农的名字不在撤离名单上，自知去路无多，他于5月黯然离开南昌，回奉新渣村乡下等待解放。南昌解放后，涂振农遂赴南昌投案自首。因涂振农在投敌后为虎作伥，罪恶甚大，于1951年4月在北京公审后被处决。
南委事件破坏力最强的叛徒是郭潜和颜福华。
前文介绍过，“南委事件”发生后，徐恩曾“大胆”起用郭潜为中统局“分化瓦解委员会”书记，主持“反共心理战”工作。大陆解放后，郭潜逃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成了台湾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共史论》等。
颜福华只是个打手，并没有到多大重用。当年，中共江西省委被破坏的消息传到延安时，原湘赣边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异常愤怒和伤心，他没想到那个长工出身、打仗勇敢的颜福华也成了可耻的叛徒。全国胜利后，追查叛徒颜福华的下落，成了谭余保的很大心思之一。直到60年代中期，他从一本香港杂志上看到颜福华反共文章，这才知道要将叛徒捉拿归案。已无希望了。他将那本杂志放在床头，常常闷头凝思……
其次，来看看破坏南委机关的中统头子们。
中统头子冯琦因为指挥破坏“南委”一案“有功”，备受国民党重用，1942年兼国民党省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12月，代江西《民国日报》社社长。1943年兼任国民党省党部设计考核委员。10月，任江西省执委会巡视团第二团团长。1944年６月，任江西省工联会主任委员、江西省工界湘北劳军劝募队队长。1945年３月，任江西省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1947年11月兼任立法委员选举事务所第四区委员。1948年９月，任江西省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于1949年３月去职。他到台湾后，为“国防部情报局”工作。
庄祖芳是南委破坏事件中的具体组织者，他因此“立了大功”，不仅得到蒋介石颁发的一笔奖金，而且还升了官，担任了江西中统局调统室主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委员，抗战结束后竟然还得到一枚国民党中央颁发的抗日勋章。他的命运也颇有戏剧性，1949年10月，庄祖芳逃到香港，后在广州公安局的策反下回到大陆，1979年作为战犯被释放，在江西省政协工作。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庄祖芳的“回家”，又把谢育才牵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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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委事件最大的悲剧英雄是谢育才。
对于谢育才夫妇毅然抛弃幼子，逃离魔窟，向南委紧急报警的行为，这无疑应是给予肯定的，它使南委机关得以及时主动地撤退，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但对于自首行为，依照中央关于老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41年6月7日)：“(六)当国民党强迫办理自首手续时，党员可与群众一起假自首，不能假自首的干部应迅速离去，但假自首的党员不准破坏机关和人员，否则便是叛徒。”周恩来在1942年1月在《加强西南党组织的建设》发言中专门谈到了审查干部的问题：“对奸细、叛徒、自首分子的态度要有区别，对不自觉地写过悔过书的，还是要争取对自首后向党报告的，可保留其党籍，鼓励他，察看他。”对于谢育才的处理，即是按此精神办理的。
谢育才夫妇弃子越狱后，一直接受组织审查。从1942年7月至1944年冬的两年半时间里，谢育才以普通群众身份隐居在潮安，过着没有党组织生活的日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1944年底，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后，谢育才参与了韩江纵队、东江纵队的工作。
1946年，谢育才随华南游击队北上山东烟台，接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对他的历史审查。他襟怀坦白，如实向党交代了从被捕到签字，越狱赴南委报警的全过程。由于当时江西仍属国统区，无法进行详细的调查核实，故审查结论为：“不管谢育才同志当时思想动机如何，但在敌人面前签字愿意放弃共产党立场，是一种背叛行为，应予补行开除党籍处分。但姑念谢育才同志在历史上对党有很多贡献，及越狱回来救南委，又在潮汕地区协助党建立与发展韩江纵队，能坦白检查错误，所以对党龄处理：一、1945年2月参加韩江纵队起重新入党；二、从1942年4月越狱回南委到1945年参加韩江纵队时止，作为考察期。”
1948年，中共中央中原局对谢历史再作审查。作了补充决定：“经与南方局领导联系，认为谢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同意党龄暂从l945年2月算起。至以前党龄，俟将谢被捕狱中情况查清楚后，再研究处理。”并任命谢任河南军区第五军分区(后改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
对此，谢育才没有怨天尤人，更加努力工作。随后，他随军南下，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对解放海南的支前工作作出贡献。
1950年6月，谢育才受命担任广东省汕头市首任市长，全心投入汕头市城市接管和经济建设工作。此时，意外发生了。谢育才夫妇在越狱时丢下的孩子谢继强，被庄祖芳、徐英夫妇收养。解放前夕，庄祖芳一家带着孩子逃到香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在进行策反工作时，与庄祖芳建立了联系。庄祖芳表示，如谢育才想要回孩子，他愿意送还。得此消息，谢育才夫妇真是喜出望外。经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同意，孩子终于回到谢育才夫妇身边。后来，广州市公安局因与庄祖芳联系，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被开除党籍、逮捕、监禁。谢育才因此“两陈事件”受到牵连。
l951年，在清理江西特委遗留的档案时，发现谢育才在离开集中营时，曾在“死结”、“密结”上签字，而谢育才从没有向组织交代。所谓“死结”即“个人政治上无保留”，“密结”即“离营后要保守集中营的秘密”，这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的必需手续。无论谢育才如何解释，均无济于事。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
随后，谢育才被安排到华南垦殖局工作。1957年，根据谢育才的工作表现，同意谢育才重新入党。并调任海南农垦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后兼任海南行署副主任。他日夜奔忙于全岛各农场。十年浩劫期间，谢育才再次被开除党籍，并被定为“叛徒”。1977年3月25日，极度苦闷中的谢育才郁郁而终，临终留下遗言：“我虽历尽坎坷，但坚信组织最终会理解我对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
其妻王勖沉痛地献他一副挽联：
南岛揭竿，闽粤驰骋。五十多年出生入死，屡建功勋。为革命，那惜献全家，历尽坎坷艰辛!任和谈，力挫奸谋，赢得四军二支组成，抗日前线逞英豪!
巧斗敌特，越狱救党。三十余载负重含冤，不渝忠贞。顾大局，忍看毁名节!弃儿千里报警。笑愚顽，徒劳追捕，喜救南委组织保全，千秋功罪青史修!
谢育才病逝后，王勖根据他的遗愿，继续不断向党申诉。许多知情的老同志，也多次为谢育才作证及积极提出建议。l997年，曾在特支工作的刘田夫和其他7位老同志向中央联名上报，要求对谢历史问题，早日彻底落实政策。1998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纪委受理了刘田夫等老同志及王勖关于谢育才同志历史问题的申诉，经中纪委常委会再次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发出了《关于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党籍党龄的通知》。
1999年1月8日，中共广东省纪委发出第一号文件，内容是：“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知，经中央纪委常委复议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谢育才同志1926年至1945年一段的党籍党龄。”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此时，谢育才已去世22年。
2005年曾庆红同志在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时，听到介绍谢育才的情况，曾庆红讲道：“对于老同志，只要是为党工作的，就应该承认，他们当年多艰苦，不容易啊！千万不要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这些品格，高风亮节这种风范，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党的优势，不能够忘记。”
作为谢育才老上级的方方，也因谢育才所牵连。解放后，方方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谁知在1952年，被套上了“地方主义头子”的帽子，其中有一条理由是，方方“包庇、掩护和自己有关系的坏分子，用宗派关系去团结人，对谢育才叛党事件迟迟不处理”。
十年动乱期间，方方遭极“左”路线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达五年之久，1971年9月21日含冤病逝。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为方方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宣布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94年，中共中央终于摘下戴在方方头上长达40余年的“地方主义头子”等帽子，彻底恢复政治名誉。
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作为政治犯释放。1946年6月，李大林夫妇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之后，担任鲁南行署民政处副处长；解放后任中国海员总工会副主席；1962年任内蒙古工学院院长，“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8年，中组部为李大林平反。
与李大林一起被捕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饶卫华算是幸运者。饶卫华在其《我参加革命的回忆》中写道：
我和李大林被捕后，关在韶关孝悌路励群小学楼上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内，特务审讯我们时，每天都对我们说捕了谁、又捕了谁等，这都是郭潜叛变后所亲自捕来的，许多人在拘留室看到了，但张文彬和廖承志同志我却始终没有见过……我们在狱中想尽办法送信出去和党组织联系，报告我们的情况和敌情，掩护外面党组织的安全。使粤北党组织没有因为我被捕而造成任何的破坏。
1943年底，特务想利用我来破坏东江党组织，将我押解到惠阳。特务每天押我上街，由便衣特务跟随监视，企图发现地下党员因不知我被捕、仍与我打招呼，找寻破坏我党的线索。我只得在惠阳城马路上到处乱跑，迷乱特务，遇见同志，我也注意避开，不予招呼。有一次我挤到故衣摊的人群中，遇到党组织派来与我秘密联系的、以前相识的郑群同志（现任省林业厅厅长、省委委员）；他在特务未注意到的情况下，挨近我小声与我谈话，告诉我党组织准备帮助我逃走。此后我又找到机会见过郑群同志，并较详细地谈了敌情和我的情况。从此我与东江党组织秘密联系上了。我经过郑群同志又秘密见过特委书记梁威林同志和紫金县委书记麦任同志等。他们告知我布置接应我逃跑的计划。
1944年1、2月底东江纵队派黄鲁明同志（原东莞县委书记）带领十多名便衣武装潜入惠阳，乘惠阳沦陷前夕的混乱时机，我跟着黄鲁明同志等绕道逃出惠阳，由小路到达东江纵队司令部的驻地坪山。我回到东江游击区，重新参加抗日武装斗争。
抗战结束后，饶卫华随东纵北上，在西柏坡党的中央分局见到了刘少奇，由刘少奇亲自为他韶关被捕事件作了正式结论。
对于张文彬的后代，也有一个“传奇”。据原广东省水产厅副厅长温盛湘老人介绍：“张的第一个妻子叫李春英，她与张文彬生过一个儿子。但找不到了。第二个妻子叫王惠珍，也生过一个儿子，与他长得很像，60多岁了，现在台湾当教授，从来没有回来过。”
这王惠珍应该是周微雨。南委事件后，张文彬妻子周微雨及刚出生的小孩在中共北江后方特委负责人陈详、黄焕秋护送下一起转移到延安。后来，周微雨把儿子交给张文彬的一个亲戚抚养，这个亲戚把张的儿子带到了台湾。
古大存与莫雄在抗战中结下的患难之交经受住了考验。
1949年，南京解放，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更加疯狂。莫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不得不秘密离穗赴香港，但仍遭特务的跟踪。叶剑英、古大存、黄松坚等关心莫雄的安全，立即派李学林（共产党员、抗战时曾任莫的第七战区第二挺进纵队司令部大队长）赴港接莫雄回穗，委莫雄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收容莫雄在北江的旧部，协助维持北江一带的地方治安。莫雄在北江素有威信，特别那些三山五岳人马，都唯“莫大哥”的话是听；听到莫雄的到来，都不敢蠢动。经过一年，莫雄完成了任务。北江治安委员会结束，省人民政府聘他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副主任，并被选为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常务委员。
那时，古大存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省政协副主席，二人是知己加老友，现又是同事，格外亲密。在镇反和反右运动中，古大存力保莫雄。他说，莫雄对中共曾立下几个大功劳。然而，当地农民和土改干部不清楚莫雄的贡献，纷纷向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呈交揭发信函，韶关地区要求拉莫雄回英德交群众斗争后就地枪决。当时，华南分局秘书长和社会部副部长不明事情真相，已批准枪决。古大存知道后直接去找陶铸说明莫雄的历史，并告知是叶剑英叫莫雄从香港回来的。陶铸接受了古大存的意见。莫雄被保了下来。
在反右派运动中，古大存又一次力保莫雄。这时，古大存也被认定搞“地方主义”，正处于被揭发批判之中。即便身处逆境，古大存仍挺身而出，为莫雄据理力争。省委统战部终于接受了古大存的意见，同意不将莫雄划为右派。
然而，古大存保得了别人，却保不了自己。古大存与冯白驹一起最终被打成了“地方主义联盟”的头子。1971年古大存病逝，莫雄痛失良师益友，不禁老泪纵横，悼念不已。改革开放后，古大存的冤案得以彻底平反。
4
1921—2011，整整90年。这9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瞬间。
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90年，却是一个漫长而峥嵘的岁月，特别是从1921年7月成立到1949年10月夺取政权的28年间，更是在血雨腥风中度过的。伴随着东征、北伐、起义、长征、抗日、内战这些“关键词”，国共从第一次合作到分裂，从再次合作到分裂，其中因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诸多矛盾的纠结与冲突，让那个时代的青年比我们有着更多的担当，无论是幸运还是不幸，他们都得用青春与热血，诠释历史赋予其拯救中华民族的沉重使命。
正如195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奋斗。”
弹指间，时光来到2009年1月15日，在这冬阳如春的日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韶关考察调研。这位曾在重庆工作的省委书记颇有“红色情结”。在调研中，他了解到抗战时期广东省委、粤北省委曾在韶关坚持斗争的事迹后十分感动。当获悉当年的省委机关办公旧址年久失修。他立即指示做好旧址修复保护工作。
同年6月25日，夏日如火，汪洋再次来到省委旧址。他指着内墙的裂缝说道：“省委旧址要保持原貌，不能全部搞成新的，甚至墙上的裂缝、灰尘，都要好好保护起来，这是历史遗迹，要让后人知道，当时的省委是在怎样一种艰苦条件下，领导人民抗战和与反动派作斗争的。”
汪书记的“点题”，激活了人们对“红色历史”的记忆。韶关上下闻风而动。
201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69周年。新修复的韶关市五里亭、始兴沈所红围和南雄瑶坑村三处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旧址对外开放，为人们全面认识抗战时期的中共广东省委提供了一个平台。
据有关人士介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对韶关五里亭旧址,两栋砖木结构泥砖墙围护的老房子按原状修缮,保护和恢复当年的农场环境,包括池塘、溪流、农田、树木、道路和一些当年的老房子。对南雄瑶坑村旧址,复原19号一列泥砖房,并保存好旧址周围的老泥砖房,以利于保护旧村落的环境风貌,利用附近民房修缮加固后作为展示当时省委主要负责人办公、生活情况和历史照片、资料的陈列场所。对始兴“红围”旧址,根据“保存有价值的缺失”的文物保护原则,“红围”修复不再恢复已被日军烧毁的房屋,以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只加固修缮现存墙体和相关遗存。
有了“立着”的历史建筑，更要有“书写”的历史文本，于是，便有了本书《潜流》，把你带进烽火连天的南国岁月。
谢谢为本书提供资料和帮助的所有作者、编者和朋友们，谢谢读完此书的读者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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