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面雨》由作家王心钢、廖春艳共同创作，讲的是长征后南方的革命故事。有关红军长征的书很多，但多是记录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的，对于长征中留下的人却关注较少。在强大的“清剿”力量面前，这些“留下的人”是不容易的，他们不仅要艰难地活下去，还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评论家温阜敏表示，当他看到这部历史与艺术交融而成的作品后，感触颇多。作者善于把握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乘时代呼唤红色文学的东风，选择以本土为主的红色题材填补空白，让读者了解革命的初心与践行。同时，作品还整合了一系列的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等，梳理了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历史脉络，描绘出了一幅完整的南方革命的基因图。
今天，让我们来品读《锋面雨》第二章：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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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蒋介石抓紧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由于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就在9月下旬一天，红军总部来了一位粤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密使李某，他带来陈济棠给周恩来的密函。
陈济棠，字伯南，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北伐时留守广东，和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1931年联合桂系通电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32年。陈济棠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副总司令。1933车9月，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封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令陈从南路“围剿”，企图使粤军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实现其“一石二鸟”的阴谋。陈济棠深知蒋介石的反复无常，借刀杀人的阴谋．但他内心又矛盾重重，一方面他不敢公然违反蒋介石的命令，但又不愿与红军相拼，使蒋坐收渔人之利，乘机攻粤，另一方面，他希望江西红军长期存在，以牵制蒋的兵力，但又怕红军乘势攻击，占领广东地盘，影响其统治。
对于红军的厉害，陈济棠是深有体会的。每当想起1932年那场水口战役，他的脑海里就浮现出粤军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的场面，不禁心有余悸。
水口战役是发生在广东大地上红军与粤军交战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恶战是在南雄县水口圩一个叫蒻过村的地方打响的。余汉谋对“蒻过”二字颇感兴趣，专门让人了解其来历，原来，“蒻”通“箬”，即竹叶之意。该村位于浈江以南，村前村后种满竹子，传说有一个神仙在村里建祠堂时帮他们看过风水。村里人要表示感谢时，神仙早已踏着一片蒻叶横过浈江，不知所踪。为纪念此事，取名蒻过村。
这次南下的是红军三大主力军团。为遵照中革军委的“红一、五军团主力应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这一指示，红一、五军团冒着酷暑从闽西一路跋山涉水，绕过信丰，渡过桃江，进入南雄乌迳地区，攻势咄咄逼人。而红三军团也乘势自桃江之西南下。
余汉谋听说红军要打南康，赶忙命令粤军二师留下两个团守赣州，另两个团会同粤一师三个团、军属第二教导团共六个团兵力向南康前进，寻找红军主力进行决战。他想让人看看，他余汉谋并非“愚汉无谋”。
7月1日下午，在南康、大庾之间的池江，余汉谋部与红三军团接触。双方开始交火，一阵战斗之后，红三军团竟然后退了。初战告捷，余汉谋得意洋洋，指挥部队继继进攻。
其实，与余汉谋部作战的只是红三军团前锋，发现对手实力强大，他们急忙后撤，并立即向军团部报告。得知余汉谋的主力就在池江，军团长彭德怀命令部队急行军赶往池江，力争在池江聚歼余汉谋的主力。
7月2日，一场大战打响。红军向粤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粤军毫不示弱，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派出部队向红军实施反冲击。战斗到下午4时，粤军被击溃，残兵败将向着大庾拼命逃窜。彭德怀指挥部队追击粤军，一直追到大庾城下。
守大庾的仅有军部教导团一个团，余汉谋甚为恐慌，当即急电李振球师及赣南警备团兼程回师大庾“救驾”。
援军赶到后，余汉谋感到城外部队有被红军歼灭的危险，乃命李师撤回城内，凭借城墙工事固守，并指定赣南警备团留守东山阵地，成为犄角之势。虽然连败两阵，余汉谋依然决定固守待援，他对守住大庾还是很有信心的，红军毕竟没有重炮，奈何不了大庾的坚固堡垒。
7月4日，红三军团开始进攻大庾，果然，由于缺乏重炮，红军在堡垒面前连连受挫，一直战斗到7月8日，大庾仍未攻克。
此时，城内粮食已发生恐慌，大米几乎用尽，军部向商店征购面粉，并限制商店出售面粉，留做军粮之用。余汉谋被围困大庾城，有些心慌，他甚至对其侍从副官刘思时立下遗嘱：“大庾城一若被红军攻破，我就跳水自尽，望你到大庾城内的水塘中收拾我的尸体，右手捆扎白布带标志的，就是我。”
余汉谋分电蒋介石、陈济棠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救援。蒋介石当即复电，派周至柔军由北向南经遂川、上犹向大庾增援。
陈济棠接电报后，唯恐红军进入粤境，也即派第二军军长香翰屏率该军第五师（师长张达）及独立第三师（师长李汉魂）火速兼程救援，并制定了一个在大庾城下与红军决战的计划：余汉谋坚守大庾吸引、消耗红军主力，南面粤军的第二师、第四师、第五师、独立第三师在南雄集结，组成南路军，由李汉魂指挥由南向北进攻红军；北面中央军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在赣州集结，组成北路军，由霍揆彰指挥，由北向南进攻红军，两路大军南北夹击，聚歼红军于大庾城下。
接到命令的粤军开始向南雄集结。驻守信丰的是粤军第四师师长张枚新见红五军团绕过信丰而南下后，根据余汉谋的命令放弃信丰，跟踪红五军团而来，7月7日进抵南雄乌迳。
次日凌晨，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正沿着浈水北岸急进，突然发现河对面源源不断地开来一支人马，细看原来是粤军四师。
当天下午，五军团蒻过村将粤四师给拦住，战斗顿时打响。
董振堂是红军中一员猛将，他即令主动出击，由红十三军隔河开火排挤，命红三军强渡浈江，迂回侧后进攻。两下这么一夹击，粤四师不支，向水口退去。
天色很快暗了下来，由于不擅长夜战，红五军团没有继续进攻。利用这个机会，粤四师师长张枚新紧急在水口及其周围高地布防，同时向陈济棠发电求救。
陈济棠回电：坚守水口，援军马上赶到。
9日拂晓，浈水两岸杀声震天，弹下如雨。红五军团的进攻非常猛烈，但第四师仍顽固抵抗，坚持了一个上午。
中午12时，第四师援军赶到，主力有粤军五师（张达部）、独三师（李汉魂部）和独二旅（陈章部）共计6个团的兵力，兵力一下超过红五军团。
在这支援军中，最能打的要数李汉魂。他与余汉谋同为保定军校六期学生，参加过东征、南征、北伐，战功累累，但他并不是陈济棠的亲信，因此官居余汉谋下。
李汉魂在大部村设立师指挥部，指挥部队向红军反扑，并发电报召来飞机向地面红军扫射、投弹，地面上硝烟四起。
董振堂此时并不知粤军援军赶到，还以为对方只有一个师，想一口吃掉，因此没有及时向在梅关指挥战斗的朱德总司令请求援兵。同时，混编后的红五军团虽然下辖红三军和红十三军，但实际兵力并不大，八千余人而已。相比之下，粤军有十个团、一万五千人。
在粤军空地火力猛烈打击下，红五军团伤亡惨重。
下午4时多，粤军展开反击，红五军团渐渐招架不住，才感到情况不妙。渡过浈水的红三军损失惨重。八师连、营、团级干部伤亡殆尽，整师溃散。九师三个团长全部阵亡，师长重伤，被担架抬下。双方都杀红了眼，有进无退、拼死相争，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下午6时，红五军团的预备队消耗殆尽，到最后，子弹打光，董振堂甩掉被打烂的军衣，亲自提刀上阵，直接开打肉搏战。
李汉魂见状，高呼：“共匪已弹尽粮绝，我们只要全力猛攻，天黑前一定能彻底打败董振堂。”
粤军又呼啸着向前冲。正在危急关头，红军方面军号高响，时任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率领独三师、独六师赶到。这支生力军的加盟，一下打破红军不利的局面。当晚，双方脱离接触，战斗暂告平息。
身在梅关的朱老总接到报告，才弄明白水口成了主战场，急令主力停止进攻大庾，只留少数兵力监视，红一军团、十二军连夜出动，参加水口的决战。
10日拂晓，林彪率一军团赶到水口，重新部署兵力，用一军团、十二军分别替下已被打得伤了元气的红三军、十三军，于中午时分，向粤军大举反击。
五军团连战两天，后方供应不及，战士们艰苦得饿了只能嚼生米、渴了只能喝稻田水。粤军也经一日苦战，疲惫不堪。现碰上林彪部队如狼似虎地杀将上来，顿时难以抵挡。
战场形势再度转变。到下午，上阵最久、损失最大的粤四师首先撑不住，第一个拔腿开溜。谁知粤军四师不打招呼擅自撤退，一下害苦了守在大部村的李汉魂。
李汉魂一夜醒来，发现自己的部队跑得没有踪迹，只有一个直属部队守在村里，而周围已被红五军团的一个团所包围。他不禁大惊失色，一面急令队伍撤到一个青砖大院固守待援，一面发电报请求附近友军赶快来救。
好在独二旅旅长陈章与李汉魂有点交情，命令部队不惜代价向大部村进攻，硬是杀开一条血路，把已改穿士兵服装的李汉魂救了出来。
李汉魂惊魂未定地说：“陈章兄，你再晚来一步，兄弟这条命就要交给赤匪了。”
事后、陈章、李汉魂连名告了张枚新一状，说他只顾保存自己，不顾友军危殆。张枚新因此受到陈济棠撤职的处分。
敌军败退，红军自然不肯放过，红一军团、十二军一起扑出。五军团也不甘落后，硬是追了十多公里，眼看着粤军进了南雄城，这才鸣锣收兵。
这是场实打实、硬碰硬的恶战，红军虽然取得水口战役的胜利，然而面对这种胜利，没有人能高兴的起来。两军伤亡大致相同，都在两三千左右，纯属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关键的是，红军打得枪损弹尽，粤军竟是什么战利品都没奉送上来。
水口战斗打成这样，正在红一军团随军作战的毛泽东很不满意，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总结了这次战役，“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其实，水口战役的影响应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一仗让红军、粤军都看到了对方的实力，红军虽然武器差劣，缺少重炮，但信仰高扬，意志坚定，人数较多，敢打敢拼，粤军则有德式武器武装，武器精良，战斗力强，一旦打起来，彼此都要付出很大牺牲。想来想去，双方还是少打为妙，免得让蒋介石这个渔翁得利。
为了保实力、保地盘、保地位，颇有心计的陈济棠想出了自以为两全的主意，一方面对蒋介石采取阳奉阴违的政策，表面上布兵大庾岭，以和红军作战为借口向蒋介石索取大量饷银，另一方面，想方设法与红军拉关系，进而举行秘密谈判，避免大规模的冲突。
在红军总指挥部的阁楼上，周思来、朱德热情接待了陈济棠的密使，商谈了停战问题和联台反蒋问题。朱德还亲自给陈济棠写了一封长信，指明了联合反蒋抗日的大义，提出了五项具体建议。9月27日，陈济棠通过无线电台，开始了电讯联系，要求红军迅速派代表进行军事商谈。
陈济棠这个人生性多疑且反复无常，独闯敌营，派谁去合适呢？周恩来经反复考虑，终于选出两个最佳人选：一个是潘汉年(健行)，文化人出身，别看他只有二十五岁，跟随周恩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多年，已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外交能力，时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另一个则是何长工。1927年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熟悉当地风土人情，曾任红八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富有军事经验和政策水平。
在一个竹楼上，周恩来亲自找来潘汉年和何长工，交待说：“这次与陈济棠谈判很重要，中央决定派你们两位为代表，与陈的代表、粤军参谋长杨幼敏，师长黄任寰、黄质文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协商，谈判地点为一个叫筠门岭的小镇，电台代号为KSD。”
周恩来沉吟了一会嘱咐说：“‘南天王’主动约我们谈判这很好，我们可以利用蒋陈矛盾。这是中央给你们的重托，你们要勇敢沉着，见机行事。”
一旁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也指出：“此去白区谈判，任务重大，谈成了，是很有益处的，要尽力而为；谈不成，也不要紧，关键要沉着灵活，注意保护自己。”
2
天色微嘉，山风劲吹，天空中万里无云，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蜿蜒的山道上隐现一队雄健的红军骑兵连。在队伍中，相拥着两抬四人大轿，轿上各坐着一个气宇轩昂的年轻人．只见他俩身着黑包西装，头戴一顶驼色礼帽，脸上架着墨色眼镜，显得几分神秘、肃穆。
队伍到了筠门岭粤军前哨，相互对上暗号后，早已等候的粤军代表派出一个骑兵连接替红军骑兵连，随队相护两顶轿子继续往粤军防线纵深处前进。
一路上，不断传来粤军岗哨的盘问：“什么人?”“这是司令请来的责客!”领头带路的粤军连长高叫着，把哨兵们喝令回去。
不久，这路人马经过一道道重兵把守的关卡，畅通无阻地来到一个偏静的小村庄。在一幢小洋楼前，连长谦卑地对两位来客说：“潘先生，何先生，到了，请下轿。”
原来这两位神秘人物，是红军特别代表潘汉年、何长工。他们是奉红军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之命，与粤军陈济棠的代表谈判的。当天，他俩被安排在小洋楼上住下，等待陈济棠代表的到来。
筠门岭镇位于会昌县南部，是闽粤赣三省通衢之地，曾有“赣南四大名镇”之一的美誉。山区早晨醒来得早，太阳刚从山那头升起来，窗前榕树上早已充满小鸟的欢歌。站在小洋楼上，潘汉年和何长工向远眺望，山的尽头有一圈奇特的光晕，与蓝色天空融成一片。两人不禁感叹，苍穹之下的山峦如此多娇，美得如同山水画，但在动乱年代，再美的风景也无人欣赏。
吃过早饭，谈判正式开始。潘汉年向粤军代表杨幼敏替交了由朱德署名的介绍信，杨幼敏接过信后表示热烈的欢迎。
经过三天三夜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了五项秘密协议：一、同意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架设有线电话，器材由粤军负责提供。四、双方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通，各方在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
协议签字不久，电报员送来周恩来给何长工拍来的电报：“你喂的鸽子飞了。”这是临行前，周恩来与何长工特意约定的：“如果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就赶快回来，有人在会昌等你。”
粤军代表杨幼敏生性敏感，一见到电文忙问：“你们是不是想远走高飞了?”
何长工收起电文，巧妙地回答道：“非也非也，杨先生多虑了。这电文是说和平鸽飞上了天，祝贺我们和谈成功之意。”
杨幼敏见没有什么破绽，马上安排一个骑兵连护送何长工和潘汉年到筠门岭以北。
潘、何两人安全回来后，快马加鞭经过会昌到于都，向周思来汇报了谈判的详细情况。
周恩来握着他俩的手表示祝贺，凝重地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再继续等了，我们马上就要行动。这协议对于我们红军、中央机关的突围将起重大作用。”
秋风悲瑟，战马啸啸，红军正做着长征前的一切准备。由于秘密协议的签定，中央苏区南线取得了比较稳定的局面。10月16日，陈济棠的代表到苏区转达了粤军为执行协议的三项决定：一、先暂时拨给红军弹药十余万发。二、解除封锁，恢复双方的贸易，盐与布准予放行，要我方设法在筠门岭转运苏区。三、要求红军及早订出反蒋的军事计划。
这真是“及时雨”。周恩来命令红军各部，要利用陈济棠违背蒋介石的禁令，不断地秘密地将大量的食盐运住赣南苏区以图利的机会，加紧补充食盐等各种物资，为转移做好一切准备。同时，指示红军主动撤出筠门岭的据点。
红军撤走后，陈济棠为应付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调动一个师的兵力，筑堡架炮，虚张声势地向红军发动进攻，并大肆宣传筠门岭之战大捷。
蒋介石早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时，就精心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前面三条封锁线都在陈济棠的防区内。为此，专门发布命令给陈济棠，严令其调兵堵击。
从实力来看，陈济棠手中握有十多万兵力、一百多架飞机，而且掌握了公路、铁路、航运等交通线，同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他又作了堵击和追击的军事部署。如果他要真正对红军围追堵截的话，红军经过粤北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
10月20日，中革军委向各部发布出发命令，决定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之间地区突破粤军封锁线，向湘南前进。部队行动时，中革军委曾派人将红军所要经过的地点通知陈济棠，并声明只是借道西进，保证不入广东腹地。
陈济棠一方面要应付蒋命，另一方面要执行秘密协议，借道给红军西进。于是，他明令从余汉谋集结部队“追击”红军，暗中又向少将以上的高级将领交代：“敌不向我射击不得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还向所属发出“保境安民”的指示，只要红军不占据在广东的地盘，就可以让红军通过。
3
“余军长，陈主席来电，让我们一军回防赣南。”作战参谋拿着电报匆匆进来。
余汉谋躺在太师椅上半闭着眼睛听着粤曲，雅兴正浓，见到作战参谋神情紧张的样子，有些不耐烦地问：“共匪的野战军都走了？”对于让红军借道经过，余汉谋心中有数，而对于早已预设的三道封锁线，他更加了如指掌。
第一道封锁线就设在赣西南的安远和信丰之间，是由碉堡群筑成的，号称牢不可破的“钢铁封锁线”。这些碉堡群大都建于公路两旁、重要路口和山头，堡垒之间可以互相策应。碉堡多以砖石砌成，根据地形分一至三层不等。平时守军扼守在碉堡内，有无数枪眼可向外射击，称之为“乌龟壳”。红军的武器装备极差，尤其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这些碉堡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妨害极大。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粤军共有4个师另1个独立旅。具体部署是：第四师驻赣州、南康，第二师驻信丰、王母渡，第一师主力驻古陂、新田、重石、版石等地，独立第三师驻曲江、乐昌、连县、南雄等地，独立第二旅驻安远。
“应该都走了吧。据情报，共匪主力是顺着赣粤边西窜的，在广东境内经过南雄、仁化、乐昌等地，我们说是设了三道封锁钱，其实都形同虚设，基本都是按照陈主席的意思给他们让开大道，开枪为他们放行。”作战参谋小心翼翼作着汇报。
“只要不进入广东境内就由得他们去吧。”余汉谋伸出一只胖手调低留声机的音量。
余汉谋是1932年2月率粤军第一军进驻赣南的。当时，蒋介石因在江西对红军进行三次“围剿”都以失败告终弄得有点灰头土脸的，因而提出要“南天王”陈济棠出兵赣南，协力“剿共”。陈济棠原只打算派范德星独立第一旅进驻赣南大庾县虚以应对，没想到该旅初入江西即吃了红军大亏，差点全军被歼。陈济棠震惊之余。赶快召集所属三个军长开会商量对策。结果认为江西红军的发展，对广东是个威胁，与其在粤赣边境“防共”不如出兵赣南“围剿”，更有利于巩固粤防，遂决定派一个军入赣南。
但派谁去呢？比起江西，广东富甲一方，各军驻防广东境内，不仅收税图利，而且也避免入赣“剿共”之险。其他两个军长都在推托，唯有余汉谋主动请缨，说是“在艰险的环境里，可以磨练其军队，也可为国家分忧”。陈济棠大喜，当即答应了余汉谋的要求。
余汉谋，字幄奇，因体胖头大，俗称为“大头鱼”。1919年秋天，余汉谋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步入军界，在粤军历任连、营、团、旅、师、军长等职，也算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他性格随和，能容忍克制，很少得罪人，但身上有三大缺点，一是喜用人唯亲，以跟随他历史渊源深浅为标准；二是向来不注意部队纪律，对部属纵容，迁就；三是爱打麻将，嗜好烟酒，醉后多胡言乱语。
余汉谋一直跟着陈济棠。谁知在1929年夏，李宗仁、白崇禧亲率桂军进攻广州，陈济棠轻信谣言，认为时任旅长的余汉谋有勾结桂军嫌疑，竟下令拘留余汉谋审查十多天，并派李扬敬代理余汉谋的职务，受到该旅官兵强烈反对，甚至拒不作战。
陈济棠见大敌当前，怕影响士气和战局，被迫将余汉谋释放。余汉谋返抵前线，该旅士气大振，他即率部在花县赤白坭之线全线出击，桂军不支，狼狈溃退。余旅虽获大捷，但对此不白之冤，始终耿耿于怀。这成了余汉谋后来倒陈的一个思想根源。
余汉谋进驻赣南后，即以第一师李振球部驻赣州及其附近地区，接替罗卓英部队防地；第二师叶肇部驻信丰及其附近九渡水、大小窝等地区；军司令部及军直属教导团、特务营、炮、工兵等驻大庾。部队初步驻定后，他开始扩充团队，以充实力。除令饬赣南各县成立“铲共团”外，军部成立赣南警备团，完全按照正规部队编制。
其实，余汉谋进驻赣南，自然有着他的“小九九”。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尤其盛产钨矿。他以解决部队经费、整顿税收为名，向蒋介石取得在赣南开采钨矿权，还专门成立了双田公司，初则雇工开采钨矿，嗣即以低价收购（每担八十元），运往广州向香港以高价出售（每担三四百元）来牟取暴利。双田公司名义上全军少校以上有股份，实际上是由军部分配，因此各师股份极不均匀。军部参谋长罗梓材与第一师师长李振球是客家同乡的关系，军部分给第一师的股份比第二师多得多，二师师长叶肇对此极为不满。为了实施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政策，余汉谋下达禁令，禁运食盐、布匹、药材等进入苏区。然而，其手下籍此机会，明则严饬部队严密检查、封锁，暗里却与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运往苏区，并套运钨砂，以牟取暴利。余汉谋对此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余汉谋站了起来，顺手关了留声机，转头问道：“中央军那边有什么动静？”
“中央军那边除了派薛岳、周浑元两支纵队去追击共军主力外。其余纵队还留在匪区继续‘剿匪’。按照蒋委员长的‘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烧’的命令，陈诚命令各部队立刻占领瑞金、宁都、汀州、兴国、会昌和于都等地，对‘赤区’逐村逐户地‘清洗’，势必要把留下来的红军游击队斩草除根。为了防止游击队像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样死灰复燃，现在陈诚正指挥各路部队和‘保安团’开展了最严厉的清查、烧杀。绵江河水一度染成了浑浊的红色。”
“薛岳这回可出尽风头了，这家伙就会拍老蒋的马屁，”余汉谋似乎对薛岳带着第四军去追赶红军有看法，“也不想想弟兄们的辛苦。”
“听说蒋介石正在发愁派哪支部队去呢，谁也不愿意接这趟苦差事，薛岳自告奋勇，陈诚再从中说点好话，这事就成了。”
“哼，陈诚自己怎么不派他的十八军去追？”
“陈诚跟红军多次交过手，领教过红军的厉害，那些共匪都是不要命的家伙，他可不想再让自己的军队损兵折将，搞不好到时成了光杆司令。不过陈诚倒挺会抢功的，本来是东路军最先占领瑞金的，他知道瑞金是‘赤都’，硬从东路军手里抢过来，说由他来负责对整个赤区实施清洗。”
“胆小鬼！那他在瑞金都做了什么？”
“陈诚克复瑞金后，立即作如下部署：1、城围工事。沿瑞金城筑碉楼25座，桥头碉两座，围墙10里加外壕栅栏；2、封锁线碉楼。从瑞金至小隘40余里内筑碉楼27座，瑞金至会昌筑封锁碉楼25座；3、组织侦探网，派遣游击队；4、设立瑞金清乡善后委员会；5、建树民众武力，成立铲共义勇队。”作战参谋是搞侦察出身的，说起话来有条不紊。
“不是说赤匪主力已西窜了吗？陈诚他还修这么多碉堡干什么？”
“按属下分析，陈诚肯定是怕他们打回来呢。何应钦还搞所谓的‘地方整理委员会’。”
“地方整理委员会？”余汉谋一脸不屑：“我看这是他们被共军打怕了，黔驴技穷搞的新花样，想要在共军驻扎过的地方进行大清洗，清除一切与共军有关联的人事。”
“没错。就是从上到下建立了一整套组织，把叶坪、云集、沙洲坝、乌石垅、九堡、武阳、城关、安治、黄柏、云石山等区划为重点洗清区。”
“这清洗组织看起来倒是挺严密的，但他们太低估了共军的收买人心的能力了。要清洗这些地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共匪在这些地区盘踞已久，群众基础根深蒂固。”余汉谋摇晃了一下脑袋，用手捏了捏有些酸软的脖子说道。
“军长所言极是，他们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他们分几步进行清洗行动，第一步，他们把这些区分割在碉堡监视网内，再将这些区的铲共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等统一改编成保卫团，区团以下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第二步在监视网各区进行户口登记，办理‘连结’，颁布推行《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第三步，派武装部队和保卫团对‘匪区’进行分割清剿。第四步颁布实施《‘附乱’人员处理办法》。按照陈诚的说法，即‘仰以共产党搞的一切办法制服共产党’、‘民众只许我用，不为匪使’，以主义对主义，达到以政权组织对付赤色政权组织，以当地编练的地方自卫团队，消灭赤匪地方武装，迅速破坏根据地。”
“好了好了，这一套留着给下面人用吧，陈诚自己在干吗？”
“他在搞破坏，把‘赤都’的建筑都炸了。”
“怎么回事？那多可惜，我还想到瑞金看一眼呢。”
“是这样的。陈诚率部到共党建立的第一个首都——瑞金叶坪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宽阔的红军广场，高高耸立的烈士塔，建筑讲究的检阅台、烈士亭、博生堡、公略亭，把个丛林覆盖着的叶坪村装点得颇为壮观。据知情者说，陈诚骑着马在这群建筑物之间转悠了三圈，接着他让摄影师将这些建筑一个一个拍摄下来，尔后下令将建筑物全部拆毁炸掉。”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详细？”
“那摄影师就是我在黄埔军校的同学，是他亲自用德国相机拍的，拍得可仔细呢。比如在轰炸红军纪念塔前，摄影师不仅从各个角度将纪念搭拍摄下来，而且还将10块碑刻一块一块地拍照。这10块碑刻，除一块是建塔标志碑外，其余是共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项英、凯丰、邓发的亲笔题词，还是有价值的。”
“在我看来，项英等留在赣南有两个目的，一是掩护主力西窜，二是保留灰烬，还想死灰复燃。而我们之所以让红军主力跑了，也有两个原因，一是情报不准确，没想到他们说跑就跑。二是国军过于稳扎稳打，没有穷追猛打。”余汉谋没有说出第三个原因，就是粤军让开一条道。他绕了一个圈，总算回到正题：“好了，广州的陈主席怎么说？””
作战参谋看了眼电报说：“蒋委员长在命令陈诚清洗‘赤都’时，一再致电陈济棠长官，令粤军要扎好口袋，别让南下的‘赤匪’跑了，否则一切后果由他承担。陈长官为避‘通共’之嫌，令我们一军回防赣南，便宜行事。”
“便宜行事？他又不让其他人来这里‘便宜’呢？”余汉谋咕噜了一声。他心里清楚，自己率部开驻赣南“剿共”数年一直得不到其他友军队换防，吃尽苦头。此次红军已长征他去，第一军官兵十分希望留驻广东境内，但陈济棠仍令他回驻赣南，使全军官兵，特别是中上级军官大为不满，敢怒而不敢言。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余汉谋顿了下，下令道：“执行命令吧。命令各部回防原驻地，封锁桃江，别让赤匪残部向广东渗透，遭遇武装抵抗，给我狠狠地打。”
“是。”作战参谋忽然从余汉谋眼里读出一股杀气来。
4
在获知红军大规模突围后，陈济棠急令余汉谋率军后撤，避其锋芒。余汉谋也自然明白总司令的心意，立即令第一师往大庾、南雄方向西撤，给红军让路。
命令虽快，犹有不及，小型的冲突还是难免的。在第一师防区，师长李振球令第三团团长彭霖生率本部及教导团经月子岗取捷径撤往大庾，归军部直接指挥，自己则准备率师主力经安西向南雄后撤。
谁料，彭霖生一贯狂妄自大，认为红军大部队的行动不会那么快，可以打一场速决战，捞一把再走，但他大大地低估了红军的速度。
10月21日，中央红军各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发起突围战役，向粤军第一师的防区迅猛扑来。
动作稍迟的彭霖生团和教导团被快速挺进的红一军团前锋分路合击，陷于无法脱离的困境。双方激战数小时，粤军不支，向安西逃跑，极其狼狈，损失很大。特别是教导团，在通过版石附近的山地隘路时，遭红军重创，最后逃出来时行李辎重丢失一空。第一师撤回大庚后，余汉谋把彭霖生一顿痛骂，并将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职。
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陈济棠为了敷衍蒋介石，又在第二道封锁线间，部署佯追佯堵的行动：以李扬敬第三军外加李汉魂指挥的独立第三师守粤东北门户，既防红军也防中央军进入；以余汉谋第一军之余部尾追红军；以张达第二军加几个独立师、旅集结于粤北地区防堵。
就这样，拥有3个军11个师又1个独立旅的粤军，真正用于尾追堵截红军的只有叶肇的第二师和陈章的独立第二旅，而在防堵蒋介石中央军入粤方向上，投入的兵力却有近两个军之多。
11月5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监视汝城之敌，主力兵分三路，从汝城、城口间穿越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见红军无意入粤，按照陈济棠的部署，余汉谋即以第一师由大庾经南雄、曲江向乐昌、坪石追击，第二师及独立第二旅经仁化的长江、城口向九峰一带尾追。就在陈济棠即将完成其让路使命时，一个意想不到的闪失出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的侄子、第二师第五团团长陈树英。
11月6日，第二师得报：在延寿附近一带山地树林中发现有大股红军在掩蔽休息，似是零散人员及后卫部队，他们或坐或躺，显得十分疲劳。追击在最前面的正是粤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陈树英是个好战分子，闻讯后立即令全团加快步伐向延寿急进。
平日里，陈树英依仗叔父的权势，好大喜功，飞扬跋扈，却不知道陈济棠为了保密，与红军之间的协议连他这个侄儿都不告诉。此番，陈树英可算追上了红军，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便未加犹豫，猛扑了上去。
先头营营长李友庄回忆道：先头营行抵延寿东南端的两边高山右前方一条小河流的地方，发现在对河山坳上的红军，当即双方展开战斗。红军居高临下，且倚河作障，有险可守，但陈树英强令李友庄营涉水强攻，红军沉着应战，俟李部半渡而击，因而该营官兵伤亡较大。
李营好不容易渡过河后，所处位置又十分不利。战斗中，李友庄手部中弹，营附潘国吉随即带着一个排冲锋，不料却糊里糊涂钻进了有千余人的红军大队伍里，欲逃不能，只好乖乖做了俘虏。
眼见惹出了乱子，又无法收拾，陈树英极为狼狈。好在红军并不恋战，乘夜幕撤离阵地。这回，陈树英学乖了，再也不敢跟踪尾追，最后甚至连红军的去向也没弄清楚。
这次战斗是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与粤军发生的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其实规模并不大，时间也不过一昼夜，红军伤亡10余人，粤军死伤40余人。但陈济棠趁势向蒋介石报告说取得“延寿大捷”。
得知红军接连突破两道封锁线，蒋介石察觉到陈济棠明为“追剿”、暗保实力的企图，不禁暴跳如雷，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娘希匹！陈济棠，你坏了我的大事！”
11月6日，也就是陈树英在延寿与红军交火的当天，蒋介石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名义颁布紧急“堵剿”电令，令陈济棠、何键等部在粤汉铁路位于湘、粤边界湖南境内的郴州至宜章间地区，利用原有的碉堡加强工事，构筑第三道封锁线，堵截红军西进之路。同时令薛岳的追剿部队昼夜兼程，由江西、福建赶赴湖南。
何键不敢怠慢，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线，将湘军以主力置于郴州、良田、文明司等地域。虽与红军有“借道”协议，陈济棠也不敢掉以轻心。毕竟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敌人可以瞬间变成朋友，朋友自然也可以转眼成为敌人。此时红军已进入湘粤边界，如果转兵向南即可插入广东腹地。对此，陈济棠不得不防，将粤军主力置于仁化、乐昌、九峰、延寿、塘村、坪石一带。
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但部分路段已经能够短途使用。湘军、粤军利用铁路、公路运送部队，并使用筑路的物资、器材构筑工事，很快就在郴州、良田、宜章、乐昌之间形成了阻止红军西进的第三道封锁线。
此刻，接连突破两道封锁线的红军正艰难地行进在粤北五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时值阴雨天气，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加上山高路窄，行装笨重，各军团与军委纵队拥挤在一条路上，行进速度极慢。为了赶时间，战士们常常连饭都吃不上。饥饿、寒冷、疲劳时时缠绕着每一名红军将士。
7日11时，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以万万火急电，向中革军委提出突破第三道封锁线的行动计划。
中革军委接受了这一建议，于当日16时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在宜章以北之良田和宜章东南之坪石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
接到中革军委十万火急的电报后，红一军团的两位主将为是否抢占九峰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军团长林彪认为目前敌人还没有到达乐昌，前进道路上还没有危险，红一军团尽可选平原走，迅速冲过乐昌，后面跟进的军委纵队也可抓紧时间急行军，赶在敌军到达之前冲过乐昌，完全没有必要去为夺取九峰山而浪费时间。
军团政委聂荣臻却认为，红一军团离乐昌还有一段路程，粤军正在乘坐火车赶向乐昌，红军的两条腿是根本无法同敌人的四个车轮相比。虽说当前敌人还没有到乐昌，但等红军走到时，完全有可能和敌人碰上。即便红一军团能够顺利冲过乐昌，可如果让敌军占领了九峰山，就会把后面的部队截断。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不应当只考虑自己部队的利益。为此，他坚决主张抢占九峰山，掩护大军的行进。
在聂荣臻的一再坚持下，林彪勉强同意了，派陈光率1个连前去侦察，军团主力随后跟进。
部队刚刚到达麻坑圩，陈光派人回来报告：在乐昌大道上已经看到敌军了，敌军正向北面开过来，如果再不占领九峰山，不仅红军主力过不去，就连红一军团也无法通过。
形势危急！林彪急中生智，亲自利用敌军的电话线，冒充国民党正规军军官，与正在向乐昌行进的赖田民团团长通了话。
电话里，民团团长报告称：他不知道红军现在到了何处，前日粤军邓龙光部的3个团已经进抵乐昌，今天1个团的人正在向九峰山开进。
林彪闻言，十分震惊，挂上电话后，立即命令红四团团长耿飙和政委杨成武：“快！你们团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九峰山，立即出发。”
军情如火，红四团疾速前进，终于抢在粤军之前赶到了九峰山。
当红四团的官兵们登上九峰山时，粤军也正从山的另一面向上爬。耿飚指挥战士一阵猛烈的扫射，把敌人打了下去。随即又占领了九峰山南侧的茶岭。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占领了良田。两支部队扼守左右两翼，牢牢地控制了九峰山以北至五指峰之间地域。
消息传来，林彪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暗自庆幸：好悬啊！
至此，陈济棠“保境安民”之策宣告成功，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再也没有进入粤境。红军与粤军皆大欢喜。
主力红军转移后，按照项英估计，敌人只是占领城市和大的圩场，最低限度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主力红军反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已失去的苏区。因此，他初期部署工作，仍是按照大规模的运动战来阻止敌人进攻，掩护主力转移。虽然项英执行中央方针的措施有些乐观而盲目，但他扰乱敌人视线，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意图还是基本实现了。
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一个月之后，蒋介石才弄清红军主力的真正动向。在这之前，国民党军基本上按照原部署推进，稳扎稳打。其实北路国民党军早在10月底的时候就发觉红军主力转移，但因在几次“围剿”中被打怕了，担心是共产党设下的圈套，仍然采取堡垒战术小心翼翼地推进。这让主力红军突围赢得了时间。
蒋介石事后恼羞成怒，命令几十万主力把整个苏区围了个水泄不通，并要求加快进剿步伐，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不能让红军有喘息之机，更决不能让苏维埃政权在国军已经占领的地区“死灰复燃”。
蒋介石进攻的步骤和手段是，南北夹击，先以集团兵力迅速占领城市和交通要点，继续执行堡垒政策，将苏区截断为无数个大块，在每一大块内构筑纵横的封锁线划成无数的小块，企图将留守的红军主力围困在狭小的地区内，实行“瓮中捉鳖”，逐个消灭。然后分区“清剿”残余部队和游击队，完成彻底消灭苏区的企图。
一时间，苏区战火四起，狼烟滚滚。10月26日，宁都被占；11月10日，瑞金陷落；11月17日，于都沦陷。至此，中央苏区除会昌之外全部陷入敌手，原本红火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一片血雨腥风。
项英后来看到这样一份材料，心犹刀割。红军走后，白军每占领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奸抢。卷土重来的土豪劣绅，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肆无忌惮地进行阶级报复。中共地方组织和游击队却大多数不知红军主力已走，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武装准备，一时间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到处是家破人亡的惨痛景象！
据粗略统计，在白军侵占中央苏区的最初几个月内，瑞金被杀1.8万多人，于都被杀3600多人，宁都被杀47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会昌被杀972人，长汀被杀3237人。被完全毁坏的村庄145个，房屋近3.5万间。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央苏区被反动派杀害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达70多万人，占人口的五分之一！
留守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危在旦夕。何去何从？项英陷入深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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