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英烈陈延年：革命的“苦行僧”

　　陈延年是我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陈独秀的长子，被誉为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中国，本来各种人才都很缺乏，特别是共产党党内。因为共产党成立还没有几年，所以人才就更缺乏。像陈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在早期中共党的领导人中，还没有看到毛泽东这样评价第二人。

　　广东党组织“开疆辟土的拖拉机”

　　1924年的广东，国共合作，一派革命高潮。又一位青年才俊来到了这块热土，这就是刚刚回国的有着“小列宁”之称的陈延年。

　　党内称呼陈延年为“小列宁”，就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的。因为他学习勤奋,思想活跃，总是以列宁为榜样，每逢开会议论，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尤其是在辩论一些政治原则问题时，正像列宁所说以猛狮那样的气势和雄辩来征服对方，赢得大家的尊敬。在莫斯科，陈延年对列宁的辩证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他雄厚的理论基础。到广东后,陈延年“小列宁”的称号流传的更为广泛。

　　1925年春，周恩来率部东征，广东区委委员长改为书记，由陈延年接替。当时广东区委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闽南、云南和南洋一带,是当时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地方党委。陈延年主持广东区委期间，正处在大革命波澜壮阔、急流巨浪的风浪尖上，他全力、热忱、主动开展工作，充分发挥了党的组织家、宣传家的杰出才华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忘我无私、意志刚强、深入群众、胸怀全局的高尚品质与领导水平。

　　毫不留情地批评父亲的错误

　　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书记时，陈独秀任党的总书记。在公在私，他们的关系均甚密切。然而陈延年崇尚真理、坚持真理，对其父的错误主张从不徇私护短。早年，陈延年就说过：“我父亲也不过是一个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为革命立命，和文盲有什么两样！”后来，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陈独秀果然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陈延年同他的距离进一步拉大。特别是广州发生中山舰事件时,陈独秀与陈延年之间就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态度。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罪名是共产党阴谋暴动。陈延年、毛泽东、张太雷和苏联军事参谋团立即开会讨论对策,毛泽东认为这是逼蒋介石下台的好机会，苏联顾问季山嘉和斯切藩诺夫则主张利用蒋介石。两种意见争论不下。

　　1926年4月，陈独秀派张国焘赶到广州，具体传达陈独秀的让步意见。陈延年建议召集区委会议讨论，他在区委会议上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不错，蒋介石有军队，可是我们有群众，不怕他，任他怎样跳，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父亲陈独秀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采取了姑息退让政策，引起陈延年的无比愤慨,陈延年说：“老头子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会把革命断送掉。我和老头子虽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反对妥协退让政策。”这是陈延年在区委会议上首次激烈批评陈独秀。

　　当黄埔军校的中共组织请示广东区委要不要按“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将校内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名单交出时，陈延年斩钉截铁地说：“一个都不要向国民党表态，尤其是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不要理睬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

　　活像一个黄包车夫

　　陈延年对他父亲的错误，批判起来，态度很坚决，但他并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狂悖傲慢的人。无论上级下级，党内党外，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可亲、老练成熟的领导者。

　　尤为可贵的是，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本人受过高等教育，留过学，但身上却没有半点旧知识分子的架子。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为了把人力车工人争取、团结、组织起来，他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他将学会的几句惯用的广东话，偶尔插在谈话中间，工人听了十分亲切。陈延年身体结实，拉起车来强劲有力，活像个老练的黄包车夫。他代年老病弱的车夫出车赚回的钱全部交给车夫。因此他在人力车夫中享有很高的威信，都把他当作自己人，称呼他为“老陈”。

　　周文雍曾问陈延年：“香港的《工商日报》刊登文章说，共产党的干部当人力车夫。说的就是你啊！”陈延年一边吸烟，一边笑着说：“如果工作需要，不论任何同志，去当手车夫都是光荣的。”

　　革命的“苦行僧”

　　陈延年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他给自己规定“不闲游、不看戏、不照像、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有人说他实行“六不”，他听了为之一笑说：“为了革命，应当如此。”

　　陈延年没有自己固定的住所。由于经常工作要到深夜,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在区委机关打散铺住宿的。他的办公室书架顶上,有一个简单的铺盖，一旁靠着一张帆布行军床。深夜工作完毕，他把行军床一张开，铺盖一铺，就解决了问题。

　　陈延年因工作繁忙，常常早出晚归，饮食无定时，回来总是有什么吃什么，从来不挑拣。有时吃不上饭，就托人随便买点吃的，就算一顿饭了。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反映出陈延年出过国的也许是一套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旧粗绒服。就是这套粗绒服，伴随着陈延年度过一个个冬季。一天早晨，陈延年发现一位刚从广东大学调到区委工作的青年党员穿上了一套时髦的西装。原来，这是这位青年党员用刚发下的生活费买的。陈延年知道后，马上找他谈话，教育他：“听说你把生活费买了西装，青年人希望穿好一点，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事事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能讲享受。我们是党员，不是公子哥儿，要艰苦奋斗。”这位年轻同志听了区委书记的话，再看看陈延年身上朴素的衣服，十分惭愧。

　　平常，陈延年埋头在工作上，很少和女同志接触，从不谈恋爱。有的同志关心他的婚事，他总是推说工作忙，无暇顾及。

　　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

　　廖仲恺被刺杀后，中共广东区委内部，一部分党员因这次事件，产生了畏惧情绪。在白色恐惧笼罩下，陈延年也想到了自己的生死问题，他在召开区委党员大会时，教育大家说：“一个共产党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员。”两年之后，事实验证了陈延年确实是一个不怕死的共产党员。

　　1927年6月，陈延年在上海被捕。敌人开始以许诺引诱，妄图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那里得到宝贵的口供，但却一无所获，于是对陈延年施以重刑。陈延年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几次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只字不吐。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下令将陈延年秘密处决。

　　7月4日深夜，反动派借着夜幕，把陈延年秘密押赴刑场。面对刽子手高高举起的屠刀，陈延年昂首挺胸，傲然站立。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大义凛然地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任凭刽子手丧心病狂地嚎叫，陈延年仍岿然不动。刽子手们一拥而上，把陈延年按倒在地，随即挥刀砍去。在这一瞬间，陈延年一跃而起，傲然挺立，双目如怒火喷向刽子手，砍下去的屠刀扑了个空。刽子手们恼羞成怒，蜂拥而上，以乱刀将陈延年砍死，并惨无人道的将他“五马分尸”似的斩成数块。蒋介石还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牺牲时年仅29岁。